在敘事學理論和歷史哲學的視野下，《三體》存在兩種敘述模式：一是歷史模式；二是末日模式 。《三體》的歷史模式以卜帝敘述者的預敘、實錄及對接現實二種敘述干預和第二敘述者的歷史化功能，呈現出一種“未來過去現在時”，凸顯了“我們”的“時問性”，將消退的時問意識還原為了統一的有機經驗。《三體》的末日模式通過末日進程中的“文革敘述”、“交錯敘述”和“空問敘述”成功召喚出人類共同體，實現了對人類的整體性的呼喚。《三體》對整體性的追求及通過敘述模式將之轉換為文本實踐的能力，使其在中國當代文學格局中具有難以替代的重要位置。
劉慈欣個人照
一、 歷史模式：“我們”的舊寸間性”
《三體》又被稱為“地球往事”，其命名提示了劉慈欣的某種創作衝動：“希望把小說寫得像是歷史學家對過去的真實記敘。正是這一思路，造就了《三體》的歷史模式。
在《三體1》和《三體2》中，只有一個敘述者，其敘述模式是全聚焦的，即“敘述者所掌握的情況不僅多於故事中的任何一個人物，知道他們的過去與未來，而且活動範圍也異常之大……既在人物之內又在人物之外，知道人物身上所發生的一切但又從不與其中任何一個人物認同’。換言之，這種模式裡的敘述者是“上帝式”的，其敘述視角能夠任意變動。而在《三體3》中，在前兩部的上帝式敘述者之外出現了第二敘述者程心。
《三體》獲獎圖
第二敘述者的敘述模式是內聚焦式的，其“所知道的和人物一樣多”妙，所講述的故事只是以節選方式呈現在《時間之外的往事》(以下簡稱《往事》)中，而《三體3》的故事仍由上帝敘述者進行講述。由此，我們便可明確，《三體》前兩部中只有一個上帝式的敘述者，《三體3》則由上帝式敘述者和第二敘述者(程心)講述。這種配置成為《三體》敘述模式的重要基礎，而其發揮作用的方式則是敘述干預。
《三體》的敘述者從來不安於直接講述故事，總會通過各種各樣的敘述干預來中斷或填充敘事進程。在《三體2》中，上帝敘述者用了近十六頁的篇幅來講述不到一小時的“末日戰役”，其中就包含了大量的敘述干預。通覽《三體》， “末日戰役”式的敘事幹預並不鮮見，其數量之多、分佈之廣可以說構成了其敘述模式中最耀眼的“景觀”。正如“末日戰役”的敘述所呈現的，這一“景觀”主要由三類敘述干預支撐起來。
《三體》封面
第一類敘述干預通過預先敘出將來發生的事件以對正在發生的事件進行補充性評論，我們可以稱之為“預敘”。在小說中，有的預敘比較明顯，如“半個世紀後，歷史學家們一致認為，1969年的這一事件是以後人類歷史的一個轉折點”，用明確的時間標誌提示未來視角；有的則比較隱晦，如“不管後來的歷史學家和文學家們如何描述，當時的真實情景就是這樣平淡無奇”，並未直接講述未來發生的事件，但其中卻暗含了以後將會發生的情況。
第二類敘述干預可以視為一種指點干預，敘述者通過干預告訴讀者正在呈現的某部分內容是某類“真實記錄”，於是緊接著便是對新聞報道、解密文件、庭審記錄公等的“原文”引用，這種方式可以稱為“實錄”。與預敘類似，有的實錄表現得也比較隱晦，比如“從‘夏’號傳出的圖像中，人們看到了一個殲擊機機庫”Za“從傳回的影像上看……”妙等例子，雖然並未直接引用某種“原文”，但卻暗示著一種有憑有據的真實性，故亦為實錄。
最後一類是經由引入現實生活中實際存在過的人或物、發生過的事件等，對當下情景進行的評論干預，可以將其稱為“對接現實”，如“1961年死於空難的哈馬舍爾德絕不會想到默思室裡會有他這樣一位面壁者在發呆”、“歷史上地球各大文明都曾出現過城邦時代，現在，城邦世界在太陽系外圍再現了”等皆是此類。
顯然，這三類敘述干預有著某種深刻的意圖指向：預敘提前敘出未來發生的事或將來的評論者對當前事件的看法，其作用並非是為了製造懸疑，而是不斷提醒讀者現在“正在發生”的是“己然發生”的事；並且，這一所謂“己然發生”不是個人的回憶，而是被群體(“人們”)或某種權威(“歷史學家”)所確證的“歷史”。換言之，《三體》的預敘喚起了這樣的意識：“正在發生”的是“歷史”，而“歷史”也“正在進行”。
《三體3》中程心作為第二敘述者出現，實際上分擔了上帝式敘述者的一部分功能。在《往事》中，因為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記憶”妙，程心自述其寫作“缺乏歷史的嚴謹”。但從《三體3》中“節選”的《往事》來看，程心的寫作恰恰不是一種“自己的記憶”—只有最後出現的《責任的階梯》一節裡，程心才簡單回顧了自己的成長曆程，在此之外，她完全是以理性化的筆觸對“歷史事件”進行“客觀”的分析與評論，在梳理因果關係的同時闡述各類事件的意義。
綜上所言，憑藉上帝敘述者的三種敘述干預和第二敘述者的歷史化功能，《三體》凸顯了“我們”的“歷史性”，從而構建了籠罩其文本之上的歷史視野。據劉慈欣自己的說法，他之所以把小說寫得像歷史學家對過去的記錄，其目的是想“把最空靈最瘋狂的想象寫得像新聞報道一般真實’，盼。然而以上述手法呈現出的歷史模式，其效果顯然不僅僅是模擬真實這麼簡單。
《三體》通過上帝敘述者的三種敘述干預和第二敘述者的歷史化功能，凸顯了“我們”的“歷史性”，使“我們”及其經驗的“歷史”與現實成為某種“共在”，而在被整體地加上一層未來的維度後，“歷史性”的“共在”便呈現為一種“未來過去現在時”：“正在發生”的是“我們”“己然發生”的“未來”。這種對線性時間的攪亂混合正是海德格爾意義上的‘舊寸間性”，亦即詹明信所言的“存在性時間”：“曾在的(更好的說法是：曾在著的)將來從自身放出當前。我們把如此這般作為曾在著的有所當前化的將來面統一起來的現象稱作時間性。於是，“我們”的“歷史性”最終被表達為“我們”的“時間性”。這一表達整合了“我們”及其所體驗的傳統意義上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呈現出了貫通、統一的整體性的時間意識。正是在此意義上，它將破碎的後現代“時間”還原為了“統一的有機經驗”。
可以說，《三體》的歷史模式凸顯了“我們”的舊寸間性”這一整體性經驗，恢復了個人與時間的密切關聯，也在某種程度上回應了當前中國當代文學的“去歷史化”傾向。正如《三體》的結局所揭示的，躲在時間之外的程心最終選擇承擔自己的責任，回到了大宇宙，擔負起了“我們”的“時間”。
劉慈欣雜誌封面圖
二、 末日模式：召喚“人類”共同體
在《三體》中，人類面臨著三體人及未知外星生命的威脅，其可能帶來的後果是整個人類的家園淪喪、種族滅亡。這種可能導致某個世界及生活於其中的共同體毀滅的危機，就是我們常說的“末日”。
末日模式是科幻小說中常見的套路。劉慈欣認為“世界末日這樣的情境只有科幻小說才能描述，主流文學顯然觸不到”，但他也坦言“科幻對末日的描寫鮮有達到一定深度的”砂，因而更欣賞主流文學中表達出的末日般的絕望感。但在《三體》的末日模式中，我們並沒有感到那種“晦暗、非理性和精神的支離破碎”的絕望，而是被某種與之相反的東西裹脅其中。要理解這種東西，我們必須從末日起因、末日進行與末日結局三方面進行闡述。
末日產生的原因，是葉文潔向三體世界發送訊息，暴露了地球的座標。而這段情節被放在了“文革”的情境當中，涉及到“文革敘述”。據劉慈欣的說法，這段“文革敘述”源於他幼年的記憶秘。然而這種從童年記憶中鋪展出來的“文革”敘述與中國當代文學所呈現的“文革”形象顯然存在極大差異。他對“文革”的責任認定：在“文革”中，葉文潔的母親無情地指控她的父親，致使父親當著她的面被活活打死。這一切對葉文潔造成的影響是“人類惡的一面己經在她年輕的心靈上刻下不可癒合的巨創”。在閱讀《寂靜的春天》之後，葉文潔更進一步地意識到：“人類真正的道德自覺是不可能的，就像他們不可能拔著自己的頭髮離開大地。要做到這一點，只有藉助人類之外的力量。在“文革”引發的葉文潔的思考中，最突出的詞是“人類”。這一表達意味著，“文革”不是某類人的錯，也不是某個團體的錯，而是整個人類的錯。
《三體》的末日模式以“文革敘述”開啟，一方面混淆想象世界與經驗現實，與歷史模式形成互動；另一方面，則暗度陳倉地將“人類”這一概念引入敘事。由此，劉慈欣在《三體》中開啟了對人類的敘述。
但此時，這個人類還僅有概念空殼，而之後的末日才真正提供了召喚“實體”的契機。《三體》的末日模式的最大特點，是其超長的死亡時限。以往的末日科幻常設定十分短暫的死亡時限，以製造迫在眉睫的危機感，比如科幻電影《後天》中的末日就在“後天”。但在《三體》中，死亡時限被擴展到了四百五十年。如何處理這種漫長的死亡時限，成為了敘述者需要面對的問題。
《三體2》開始時，四百五十年的死亡時限己為全世界周知，於是，敘述者開始正面挑戰“進行中的末日”，其方式是交錯地講述五個故事，在交錯地講述完這五個故事後，敘述者使用了預敘的手法，以並置的方式集中交代了五個故事中許多人物最終的命運，最後以“黃金時代的逝去”總結了前兩部的敘述。
仔細分析這一敘述方式可以發現，這五個故事中的大多數人物都是互不相關的：聯合國秘書長薩伊不會關心三個普通老百姓如何為了自己的下葬方式而發愁，哈勃二號控制中心的故事與中國太空軍沒有任何關聯，而“當羅輯所乘的飛機飛越海岸時，在他一萬米的下方，吳嶽和章北海再次注視唐號。在以前和以後的所有時間裡，這是羅輯距離這兩位軍人最近的一次”。
互不關聯的故事，敘述者卻採用了交錯、並置的敘述方法，將一種明確的“同時性”傳達了出來。這種“同時性”的根源在於，這五個故事中的人物都處在同一個進行著的“末日時間”中，並且在這共同的時間中朝著那個“共同的末日”艱難地行進。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體》中提出：“一個社會學的有機體遵循時歷規定的節奏，穿越同質而空洞的時間的想法，恰恰是民族這一理念的準確類比，因為民族也是被設想成一個在歷史中穩定地向下(或向上)運動的堅實的共同體。”夠與想象民族的方式類似，在《三體2》前兩部的敘述中，“末日”作為一個共同的終點，將所有人的命運扭結到一起，而這些故事中的人—既有權力操控者，又有命令執行者，既有知識技術精英，也有平民老百姓—所指向的，顯然是一種人類表述 。
不同於前述的“時間性”，敘述者通過交錯並置地敘述不相關聯的人物的命運，傳達出“共同向著一個既定終點行進”的“穿越時間的穩定的、堅實的同時性’。由此，敘述者將人類由“文革敘述”中的“概念”召喚為了社會心理學的“實體”妙和同時間的共同體。這就是劉慈欣所謂的科幻文學對人類整體的表述。
但是到這裡，末日還未結束，對人類的表述也尚未完成。在末日的結局中，人類才得到了最終的“補完”。
《三體》裡末日帶來的結果有兩個：一是部分人類流落太空，成為銀河系人類；二是太陽系被二維化，整個太陽系人類毀滅。關於第一個結局，敘述者雖然對太空人類不無同情和希冀，但在故事裡我們卻常常能看到這樣的句子：“無際的太空就這樣在它黑暗的懷抱中哺育出了黑暗的新人類”林、“太空中的人在精神上將會發生徹底的異化……倖存下來的也不再是人類文明，而是另一種黑暗邪惡的東西’,“真正進入太空的人，再也不是人了’“太空像一面放大鏡，可以在瞬間把人類的陰暗面放到最大”娥..…在這些表述中，太空成了使人類異化的罪魁禍首。這在故事中有兩大表現：一是同類相殘相食。在末日戰役之後，人類的千餘艘戰艦隻有七艘保存了下來，而在緊接著發生的黑暗戰役中，這七艘戰艦卻互相殘殺，最後僅有“青銅時代”號和“藍色空間”號兩艘戰艦倖存下來逃往了宇宙中的不同方向，“青銅時代”號甚至用“量子”號上的人類屍體來補充食品庫存。二是極權。“青銅時代”號在得知自己將永遠流浪太空後，建立了一個極權社會，用少校史耐德的話說，“當人類真正流落太空時，極權只要五分鐘”。
然而，如果意識到同樣的事也曾在地球上發生，便可發現，太空使人類異化實際上意味著失去了地球的人類就不再是人類。通過這一表述，在“末日進行”中被召喚出的人類的社會心理學“實體”又有了共同地域的支撐，從而使人類這一‘舊寸間共同體”得到了空間化。而進入“廣播紀元”和“掩體紀元”後，地球人類生活空間的擴大和來自太陽系外的威脅又將這一地域邊界擴展到了整個太陽系，人類生活邊界與“末日邊界”的重合更深地加強了這種空間化，人類的同時性與共空間融合，敘述者從而由一個共享的時空中進一步召喚出了充實的人類共同體。
這一召喚的高潮發生在末日的第二個結果到來之時。外星生命歌者向太陽系發射了二向箔，整個太陽系將被完全二維化。在最先面對末日打擊的星艦“啟示”號上，技術領導向全艦人員說出的最後一句話，以一種異常悲壯的情感，將人類這一時空共同體形象而深刻地診釋出來：也謝謝所有的人，我們曾一同生活在太陽系。正是在這一層面上，末日到來與整個太陽系的二維化“在那裡，他們將永遠與母親星球同在一個平面上’，人類與他們千百年來生存與生活的星系融為一體—成為了人類這一共享時空的共同體的絕好象徵。
需要指出的是，我們一般提及的人類都是種族概念，而在《三體》的“末日模式”中經由“概念一時間一空間”所召喚出的卻是社會心理學上的共同體。它所指向的乃是一種整體性表達，是對人類這一共同體/整體的呼喚、期許與肯定。
《三體》敘述層面的“末日模式”非但沒有產生一種混亂的絕望，反而通過一場“共同的末日”實現了對人類的整體性呼喚與表達。敘述者通過末日產生時的“文革敘述”、末日進行時的“交錯敘述”和末日結局的“空間敘述”，成功地召喚出人類共同體，而由統一、整一的整體性意識表達出的這一共同體，正是對前述“時間性”的“我們”的最好診釋。
結語
劉慈欣的《三體》常常在情節上為人稱道，卻很少有人注意到其在敘述方面所展現出的“新質”。而恰是在這一層面，劉慈欣通過“歷史”與“末日”兩種敘述模式完成了《三體》的整體性實踐：一方面，在歷史模式中，《三體》通過上帝敘述者的預敘、實錄及對接現實等三種敘述干預和第二敘述者的歷史化功能，呈現了一種“未來過去現在時”，從而凸顯了“我們”的“時間性”，將後現代社會中消退的時間意識重新還原為“統一的有機經驗”；另一方面，《三體》的末日模式通過末日產生時的“文革敘述”、末日進行時的“交錯敘述”和末日終結時的“空間敘述”成功地召喚出了人類共同體，實現了對人類的整體性的呼喚與表達。
顯而易見，《三體》對整體性的追求及通過敘述模式將之轉換為文本實踐的能力，賦予了其置身中國當代文學脈絡中的獨特性，它對破碎的當代生活的“超越”使各自封閉的敘述框架“非神秘化”砂，從而能夠將討論的話語空間全方位敞開，而其在轉換過程中所留下的種種敘述“縫隙”，也為反思整體性之於當代社會的意義提供了可供追尋的“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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