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介
刘永生（1904－1984）福建省上杭县稔田乡严坑村人。1927年参加农民运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永定红军独立团团长，福建军区独立第8师第8团团长。参加了闽西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时留在闽西地区坚持斗争，参加了闽西南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率部继续留在闽西苏区坚持斗争。解放战争时期，曾任闽西军分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区纵队司令员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十兵团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福建省军区司令员，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刘永生将军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军功显赫。建国后身居高位，一生清廉，不为乌纱为人民，其衣食住行，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
衣
1949年10月，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司令员的刘永生，率部解放了粤东潮汕地区。 一天，他来到潮州军管会督办剿匪事宜，哨兵见他一身农民打扮，貌不惊人，遂拒之门外。见军管会一领导迎出向这位“农民”敬礼，哨兵才惊慌失措起来，刘永生却拍着他的肩膀说：“老弟，不错，执行任务就是要严格、负责。”11月，刘永生调任第十兵团副司令兼福建省军区司令员，也还是一身旧军装，穿草鞋，打绑腿下基层检査守备工作。值班人员不能想像他是军区首长，好几次拒绝接待。事后下级领导每每向他道歉，他根本不把这些事放在心上，总是淡然一笑：“没关系，没关系。”
△ 闽粤赣边纵队成立60周年纪念章
1950年冬，刘永生偕同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政委张鼎丞赴上海参加华东军政委员会会议。临行前，他从事务长那里随意弄来一件沾有油渍的旧棉大衣披在身上。张鼎丞身边的工作人员误以为刘永生是随张老赴上海探亲的老乡，上车时竟然分配他扛最重的行李。张鼎丞发现后连忙制止，说：“人家是十兵团副司令呀！”随员们羞愧得瞠目结舌。1962年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第二次转业地方工作的刘永生，依旧保持部队作风，喜欢穿洗得泛白的军裤和龙头白布不带翻领的军用衬衫，脚下“配套”一双解放鞋。秘书和司机总爱提醒他：“刘老，你是副省长呀……”他嘿嘿一笑：“副省长又怎么嘛！”
食
刘永生在“吃”的问题上很讲“原则”。 早在1940年春，他任闽西南高级干部党校保卫队队长时，教员、学员、战士因粮食奇缺都吃不饱。
一天，新战士房妹子有意将两份饭包绑在一起照顾刘永生。刘永生不领情，反而严肃批评说：
“我个人有什么权利得到特殊享受？革命要胜利，我和大家只有同舟共济。”在任闽粤赣边区纵队司令员时, 他的五弟刘永辉假借司令的名义向司务长要了一副猪肝，邀着几个人吃了。刘永生知道后火冒三丈：“我要揍死你！”在铁坚副司令员的劝解下，刘永生放他一马，最后还是下令弟弟赔偿全部猪肝钱才了结。1949年11月，刘永生从粤东奉调福州途经永定西溪，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老赤卫队员、老接头户都热情献出自家的鸡、鸭、兔子准备接待。刘永生立即制止：“如果你们这样搞，我就不吃了。现在刚解放，百废待兴，以后生活好过了，我们再来痛饮一场。”当晩，他和乡亲们围坐在一起津津有味地吃着别具一格的“老货菜”——芋子煮酸菜。
△ 闽粤赣边纵队成立60周年纪念碑
1953年秋，副省长刘永生来到盛产地瓜的惠安农村视察，主人捧出一筐熟地瓜请品尝，他拣起一条连皮吃下肚去，警卫员却咬了一口就把地瓜扔掉了。刘永生生气地说：“农民连吃饱地瓜都难，吃不了的地瓜还可喂猪，怎么能随便扔掉呢？”
1960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周总理亲切接见了刘永生，语重心长地说：“永生同志，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像当年带兵打仗那样，领导群众，战胜暂时的困难。”刘永生回答：“请总理放心！只要有地方落锄头，群众就保证有饭吃！”从北京回到福州后，他立即动手在省委大院和自家院子里的空地上种瓜种菜，一家子实行 “瓜菜代”，经常摘些番薯叶、南瓜叶炒着吃，熬点苦斋汤喝。有时还拿出部分瓜菜送给机关食堂，把节省下来的粮食接济来访留住的老区群众。结果， 身为副省长的他也得了“水肿病”。
住
刘永生不计居住简陋。 1952年，他第一次转业任副省长兼省监委书记。本来省监委与省纪委合署办公室，条件简陋得只有两进旧民房，而且不少房间仅用木板隔断，前作办公室，后作宿舍。刘永生随带秘书、警卫员、司机，住这样的房子就显得更加狭窄了。监委同志只好腾出楼上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厅房，临时隔断，前面是他的办公室， 后间不足8平方米权作他的卧室。刘永生也不计较，夜以继日地在这里批阅文件、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后来，省府领导觉得办公条件实在过于简陋，乃利用后面的一块空地盖起了一栋约300平方米的二层楼房，本意是给刘永生一家居住。可刘永生只要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隔成两半，一半作卧室，一半作办公用，其余房间全让给监委的其他负责同志住了，而叫自己的孩子、儿媳、保姆等仍住又暗又窄的旧民房。
改革开放前的十几年中，刘永生在省委大院的住家是一幢砖木结构的旧楼房，走起路来木头楼板总发出吱嘎响声。管理部门曾多次关心提出要给翻修或调换，孩子们不时劝他顺从。可他就是“见仁不让”，说：“有这房子住就不错了，不用说山区有多少老乡还没房子住，就连福州还有许多市民祖孙三代挤在角楼里的呢！”
行
1952年底，刘永生随带秘书小马参加全国首次监察工作会议。当时福建还没铁路，赴京必须先到江西上饶，然后转乘火车经上海再到北京。刘永生有自己的专车可直接开上饶，可他为照顾请假探亲的江西籍警卫员和司机，决定不坐专车，而从福州乘坐内河船，经一天一夜到达南平，尔后转乘公交车经建阳一路颠簸到上饶。当时汽车票紧张，刘永生又不愿打扰沿途的南平、建阳地委和行署，竟和小马等年轻人一起坐在又挤又跳的最后一排座位。
年近半百的他默默忍受着一路艰辛，毫无怨言。按级别，刘永生可享受乘软卧火车票待遇, 但到上饶后，他却又和小马一道，坐着普通硬席经一天一夜的辛劳从上饶捱到上海。省委机关干部都爱称刘永生的专车是“公共汽车”——大家都能坐。大凡每次开会、听报告或文娱晚会等，只要刘永生去，他们都可以挤搭他的车。可他的儿女们却没得享受这份“福气”，孩子们几次向他提出顺路搭他的车时，他总是说：“这是工作需要配给爸爸的专车，你们小小年纪要多走路，多锻炼，不要养成特殊化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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