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專題研討會在北京舉行。在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之際，這場以“中國：改革新徵程開放新境界”為主題的研討會，圍繞新時代的改革開放、貿易摩擦下的全球經濟、製造業的高質量發展、金融業的開放等重大議題展開專題討論，很有現實意義。
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7億多人口擺脫了絕對貧困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銳意進改革，擴大開放，主動融入世界經濟，取得了現代化建設的輝煌成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理事長李偉表示，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讓人民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2017年，人均國民總收入達到8690美元，超過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40年來，中國有7億多人口擺脫了絕對貧困，佔同期全球減貧人口總數的70%以上。
40年來，按照可比價格計算，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5%，遠高於同期世界經濟增長的2.9%左右。2017年，國內生產總值突破了80萬億元人民幣，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有200多種重要工業產品的產量位居世界第一，還有一批以北斗導航為代表的處在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
中國的改革開放，也給世界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機遇。作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中國為世界市場提供了大量物美價廉的商品，滿足各族人民的生活需要。作為世界第二大進口國，中國讓全世界的商品進入了10億人口級的消費市場，有利於世界各國分享中國經濟發展的機遇。作為世界第一大出境旅遊客源國，中國遊客走出去促進了其他國家的生產、消費和就業。作為吸引外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不斷為外資企業提供中國經濟發展的紅利。中國企業也積極走出去，促進了東道國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
中國過去40年的快速發展靠的是改革開放，未來中國發展也必須堅定不移地依靠改革開放。中國仍是一個13億多人口的發展中大國，人均GDP剛剛接近9000美元。在世界近190個國家和地區GDP人均排位中只是在70位左右。2017年底，中國還有3000多萬貧困人口需要脫貧。
李偉認為，中國經濟在發展中也面臨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包括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的壓力較大；受發展方式轉變滯後的影響，資源環境的壓力日益增強；受收入差距擴大的影響，實現社會公平爭議難度不小。特別是今年以來，國際政治經濟形勢出現了一些明顯的巨大變化，個別國家單方面挑起的貿易摩擦呈升級之勢，經濟問題政治化傾向嚴重，各國經濟復甦步伐分化，外部環境不確定性明顯增加。
“中共十九大報告強調，中國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堅持打開國門搞建設。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李偉表示，在當今全球化深入發展、各國利益發展和命運聯繫日趨緊密的時代，進一步開放的中國不僅將造福13億多中國人民，也必將推動世界經濟走上強勁、平衡、包容的可持續發展之路。
聯博基金理事會主席羅伯特·佐利克在演講中表示，大家對中國取得歷史性的成就感到非常自豪，這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減貧運動，這是中國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中國的變化不僅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這些改變在今天遇到了一些新的挑戰，因為中國的規模已經很大了。其中一個挑戰就是要改變中國的發展模式，第二個挑戰是要實現可持續和包容的增長，第三個挑戰是理解中國對世界的影響。
“更加開放的政策，可以使得全球的經濟更加一體化，改革者也能夠重建美國企業對中國的信心。希望未來美國的商界能夠跟中國一起合作，來解決中美之間的問題。”佐利克認為，中國是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WTO的成員，中國應該在國際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支持這些國際體系。
“中國是具有決定性的增長市場，對全球的汽車製造商都是一樣，對寶馬集團一樣如此。”寶馬集團大中華區總裁JochenGoller介紹，過去20年，寶馬已經投入上百億元在中國建了3家工廠，在中國銷售的75%的寶馬汽車是在遼寧瀋陽生產的。在北京、瀋陽、上海這3個城市，是寶馬集團在德國本土以外重要的研發基地。因為我們相信這個國家、這個市場的潛力和未來。
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民營企業可以發揮更大作用
“在過去這麼多年當中，中國採取了漸進的雙軌的改革進程。正因如此，中國避免了像中東歐、前蘇聯這樣一種鉅變。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對於老的大規模的國有產業提供了漸進的支持。以這種方式，一方面實現了經濟穩定。另一方面，實現了經濟增長。這是過渡轉型的過程中實現的。”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表示。
“然而，在轉型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扭曲的現象。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必須進一步深化改革，解決腐敗、收入差距加大這樣的難題。”林毅夫說，中國已經採取了上百個相關舉措，以徹底消除這種扭曲。當然，這也需要時間。即使中國執行所有計劃，新的問題仍然會出現，結構性問題將仍然存在。正因如此，中國必須有這樣一種態度，也就是改革永遠在路上。
“中國的改革為什麼成功，其中一條就是協同推進產權制度改革和市場化改革。”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認為，產權制度改革和市場化改革必須同步才能有效，產權明晰了，資源才能流動起來，才有了交易市場，市場才能夠決定資源配置。反過來，產權明晰了，但政府仍過度干預市場，也不會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不會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民營企業的成長是所有制改革的成果，國有企業改革和農村改革則是在不動公有制的基礎上的一種產權制度改革。如果我們過於糾纏於公有制還是私有制，國有企業改革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就無法深入下去。但是，如果放在產權制度的視野裡，就可以在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這樣一個條件下，大踏步地推進國有企業、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帶來新的改革紅利和發展的紅利。
“我們真正認識到，今天的改革是收益大於成本的，是有強烈需求的，改革是為了釋放改革紅利，保持中國的可持續發展。”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認為，改革的緊迫性是巨大的機遇，改革的動力越大，克服阻礙的力量也就更大，中國現在到了這個階段。
蔡昉說，我們習慣於對大企業、對國有企業提供比較放心的支持。對新型企業，容易不信任它，擔心風險，使它們的創業成本非常之高。恰恰在轉向高質量發展的時候，需要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歸根到底是優勝劣汰的結果，是創造性的破壞。如果不肯冒風險，最後的結果是該進來的不能全部進來，該退出的不能全部退出，不能達到創造性破壞的效果。
“中國進一步的發展，說到底就是怎麼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就是為了把中國的事情做得更好。”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樊綱認為，在前30年的時間裡，民營經濟獲得了極大的發展，民營經濟創造的GDP有一段時間曾經佔到過GDP比重的70%。最近幾年，這一比重有所減少，引起了各方面的關注。
下一階段改革開放，確實要思考怎麼進一步發展民營經濟。因為民營經濟最重要的，還不是說它天生就是具有活力，而是它對自己的風險負責，花自己的錢來承擔自己的風險。這跟國有部門是有很大區別的。實現高質量發展，我們要更多的依賴自主創新，而創新是一件風險極大的事情。不管是技術的創新，還是市場模式的創新，這都需要企業家的風險精神，需要民營企業承擔自己風險的機制。這樣才能真正使自主創新、市場靈活性更好地發揮作用，使經濟更加具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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