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讽刺”主题的文章，鲁迅写了好几篇，
譬如《什么是“讽刺”？》、《从讽刺到幽默》、《从幽默到正经》，《论讽刺》。
新月派成员叶公超在《鲁迅》说：
“他不但能怒，能骂，能嘲笑，能感慨，而且还能忏悔、自责，当众无隐讳地暴露自己。……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
这话倒是一语中的。
当时有关他的诽谤，层出不穷。
他从北京一路到厦门再到广州，仍堵不住所谓“正人君子”的流言。
于是，在《从讽刺到幽默》里，
鲁迅提过刻毒、学匪、绍兴师爷等字眼，
实际上是有人对他的谩骂。
在《运命》中，提起过自己被诬陷为汉奸的事。
开头很简单：有一天，我坐在内山书店里闲谈──我是常到内山书店去闲谈的，我的可怜的敌对的“文学家”，还曾经借此竭力给我一个“汉奸”的称号，可惜现在他们又不坚持了。
那篇《论讽刺》，鲁迅也只不过直抒胸意，说出真相与实情。
可以提炼出的一个观点是：与其说鲁迅在讽刺，还不如说写实。
除了杂文、散文、小说，有关鲁迅的，还有演讲集
据亲身听过鲁迅演讲的人回忆，
鲁迅讲演的语气和声音镇定自若、自然亲切、质直幽默。
鲁迅在女子师范大学演讲时，就女子解放问题，
提过某些解决问题的方向，
《关于妇女解放》，《我之节烈观》也是鲁迅对解放女性的呼声。
对国民性的批判，就迷信问题，
在杂文集《热风》中，鲁迅一再主张科学。
譬如，《热风·三十三》说:
“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其实中国自所谓维新以来，何尝真有科学。”
就中医问题，鲁迅的童年有过阴影，亲生父亲曾饱受病痛折磨，请了所谓的神医，开了无数药方，服用以后，未见效。
童年亲眼看到父亲被病折磨死去的惨样，
某一段时间，鲁迅难免摆脱不了内心的阴影。
潜意识里怀疑和郁闷或许排斥中医。
后人认为，鲁迅排斥中医，不对。
不过，在1926年的《马上日记》中，鲁迅也批评了某些西医，
说“西方的医学中国还未萌芽，便已近于腐败。
我虽然只相信西医，近来也颇有望而却步了。”
接着又说：”这是人的问题。做事不切实，便什么都可疑。”
《马上日记》还记载了一件事：
一位朋友送他两包柿霜糖，他听说嘴角上生疮，
用此糖一搽便会好，就想储存备用，可见他很相信，而这分明是中医的偏方。
鲁迅的那几篇文章，记不详细了，
总之，如若鲁迅发见自己所写的文章，某句话或者某件事出现了漏洞，
鲁迅就会在下文附注纠正加解释下，还清事物的真相，力求正确引导读者。
鲁迅有过个人的偏执，他在一边怀疑，一边纠正。
鲁迅曾这么描述自己心态，我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
见过袁世凯称帝，见过张勋复辟，于是，怀疑起来了。
夜深人静时，鲁迅写著作、校对、翻译文章。
偶尔，还会看几叶托尔斯泰的文章。
鲁迅的思想深受西方文学家的感染，也偶尔提过几个日本文艺评论家，
谈的最多便是德国的尼采、俄国的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
但鲁迅绝没有盲目崇拜外来文化，而贬斥自己国家的旧文化。
在《拿来主义》中，
鲁迅提到，当时，我们中国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只会一味的向外国输出学艺上的东西，譬如:大师们捧着古画和新画，在欧洲一路挂过去。
而外国，这些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小东西。
只能称为送来，不能是拿来。”
鲁迅的文章精炼，具有说服性，总能把一个大道理用个很普遍的例子来论证。
譬如，他用尼采的话让大家理解中国“拿来主义”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
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
所以，即使鲁迅夸奖外国人的文学，抨击中国某些迂腐的古文化
但他在思辨性的学习、继承、发扬、创新。
有人说，鲁迅愤世嫉俗、极端主义，只骂我们中国人，不说日本。
但其实，鲁迅的《二心集》及其后的文集里有很多主张抗日的文章，
这类文章有《沉滓的泛起》、《战略关系》、《安内与攘外》、《中国人的生命圈》等等。
鲁迅最反对日本占领东北，也反感伪“满州国”，以及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鲁迅为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等抗日小说写序、找出版社，还给作家生活费。
日本与我们中国的矛盾，实是国与国的矛盾。
当时，中国正面临着腐朽文化与新文化的抗争，
有国与国的矛盾，也有家与家的矛盾，
鲁迅更急切渴望国人自强。
鲁迅认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存灭亡，
自己所写，的确是冷的，不过那是有情的讽刺，绝不是污蔑和造谣。
鲁迅的批判，不仅仅直指国人劣根性，也是在自我剖析、救赎、完善。
鲁迅希望人类道德的完善，中国社会的文明风化。
鲁迅所看的不但是过去、现在，更有中国万万同胞的未来。
所以，向上吧！人类，芥豆之微也罢,铮铮铁骨也好。
带着属于自己的光明，不俱权势、不畏邪恶，一起站起来和冲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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