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為的產業政策、在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中占主導地位的跨國公司和領軍企業，才是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的真實經濟學
周建軍 /文
如何在一個落後的農業國開展工業化、在一個後發的國家進行經濟趕超，是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苦苦求索的夢想，更是毛澤東伊始的歷代中國共產黨人始終要面對的現實考卷。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前無古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人始終在探索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
在多數農業為主的後發國家，經濟趕超就是一個持續工業化並以此縮小與發達國家發展水平的過程。工業化是每個後發國家趕超發達國家的必經之路。然而，這樣的工業化並不是一個市場自發完成的過程，它充滿了政府和市場的彼此互動和相互促進，甚至充滿了艱辛和曲折，正如包括中國在內的後發國家的工業化所展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 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40 年來，儘管歷經艱辛和曲折，中國共產黨和政府領導下的十幾億中國人民，將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國建成了世界第一大工業國，創造了工業化的中國奇蹟，走出了經濟趕超的中國道路。
十多億人口的大規模工業化，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面貌，史無前例地重塑了世界經濟版圖，為世界和平與繁榮注入了中國能量。與大規模的工業化發展成就密切相關，中國的國內產總值、人均國民收入、人均預期壽命、脫貧人口比重等多項重要發展指標持續提升。根據世界銀行統計，2018 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達到13.6 萬億美元（現價美元），人均國民收入達到9470 美元（現價美元），整體已經進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站在了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但是，我們應該看到，中國工業化的任務遠遠沒有完成；新時代的中國工業（製造業），正走向高質量發展等新的工業化和經濟發展座標，也面臨著“大而不強”之類的問題和挑戰。如何因應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的新特點、新要求，做好相
應的理論準備和研究探索，是時代和形勢賦予我們理論和政策研究工作者的當然使命。
發展戰略的制度因素
從經濟學說史來看，伴隨著工業化在東西方國家的開花結果，經濟學家對後發國家的經濟趕超這一重要命題做了大量的研究。伴隨著美國、德國、日本、韓國等國家成功實現經濟趕超，一批有重要影響的經濟學思想和著作也隨之誕生。這其中，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當以美國開國財長漢密爾頓、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奧地利籍哈佛大學教授熊彼特、俄籍哈佛大學教授格申克龍等為代表。漢密爾頓、李斯特、熊彼特和格申克龍，分別以《製造業報告》、《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經濟發展理論》和《經濟落後的歷史透視》等傳世名作，推動了不同歷史時期對於經濟趕超問題的討論甚至實施。尤其是，作為“二戰”後代表性的發展經濟學家，格申克龍一度聲稱，一個國家的經濟越落後，“特殊制度因素”在經濟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就越大。這樣的觀點，為那些試圖趕超的後發國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南。
近年來，以斯蒂格利茨、羅德里克、馬祖卡託、張夏準和林毅夫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對經濟趕超尤其是經濟趕超中的制度因素（產業政策和國有企業等）也進行了大量討論，掀起了全球範圍內新一輪的討論熱潮。而且，聯合國經社部、聯合國貿發會議、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等國際組織也對此予以高度關注，以各種形式參與這些重要的發展政策討論。聯合國貿發會議2018 年度《世界投資報告》的副標題就是以新型產業政策命名的，並研究披露了佔全球GDP 90% 左右的經濟體都在廣泛使用產業政策的重要事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9 年度的研究報告，對亞洲經濟體起飛過程中的產業政策（儘管並不總是成功）給予積極評價，稱讚產業政策引導下的產業發展目標可以更容易地實現。
聯合國經社部2007 年“國家發展戰略”研究報告則強調，公共投資和國有企業對一國經濟發展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經濟合作組織也認為，國有企業可以作為市場機制和監管的補充機制，用於解決市場失靈、實現社會目標等。
英國工業革命以來，每一個典型的工業化國家都有自己介入經濟活動的方式。無論是從歷史還是當下來看，國有企業和產業政策也都是相互關聯、相互影響的。某種程度上，國有企業就是一種特殊形式的產業政策。作為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內容和格申克龍所稱的“特殊制度因素”，國有企業和產業政策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都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方面，中國創造性地發展了國有經濟、私有經濟在內的多種所有制經濟，積極調動了企業和個人等市場主體的能動性；另一方面，企業和個人等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得到了產業政策的支持和自主創新戰略的引導，多個渠道提升自身的技術創新能力，也彌補了市場的缺陷和不足。基於自身實踐來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方法論，基於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相結合的發展經驗，也受到了一度倡議“華盛頓共識”的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的矚目。
真實的美國和世界
客觀地看，“華盛頓共識”所主張的一攬子政策內容，既不符合中國的發展實踐，也不是發達國家自身的真實歷史。正如本書的比較研究所揭示的，好多流行的說法和看似正確的觀點，並不一定能經得起仔細推敲。無論從歷史還是當下來看，有為的政府是發達國家和後發國家實現工業化的重要因素。產業政策和國有企業的多樣化存在，是發達國家在歷史上實現經濟趕超並在當下的全球競爭中獲取優勢地位的重要階梯。公共投資（國有企業）在任何旨在趕超的經濟戰略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在當下的中美經貿摩擦中，號稱自由市場經濟體的美國對他國正常的產業政策指手畫腳，卻對本國制定的無處不在的產業政策視而不見。正是美國開國財長漢密爾頓的《製造業報告》，引領和推動了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工業化國家最近兩百多年的產業政策傳統。同樣需要注意的是，當今世界經濟並不是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而是寡頭壟斷資本、大企業主導的市場經濟；而全球寡頭壟斷資本中占主導地位的還是發達國家的大企業，從半導體到大飛機，概莫能外。
積極有為的產業政策、在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中占主導地位的跨國公司和領軍企業，才是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的真實經濟學。時至當下，美國有著非常典型的產業政策體系，產業技術政策（政府研發支出全球最多）和產業組織政策（反壟斷政策的悠久歷史）為本國企業服務；憑藉實力強勁的跨國公司群體，美國仍舊擁有全球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的最大份額，在飛機、集成電路、精密儀器、製藥等產業具有競爭優勢。
這個意義上，後發國家不能輕信那些流行的說法和政策建議，有必要深入瞭解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真實歷史和現狀，審慎選擇和制定發展政策；誠如斯蒂格利茨教授所一再呼籲和建議的：“按我們做的做，別按我們說的做”（Do as We Do,Not as We Say）。
本書的國際比較
就思想和知識來源而言，本書的研究，有些受益於關心發展問題的經濟學先知的理論探索，有些受益於聯合國、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的政策研究，有些是為了回應中國自身的改革發展實踐提出的新要求和新問題。基於國內外的理論發展和政策實踐，本書從國際和國內、歷史和當下、經驗和教訓等多個視角開展了比較研究，力爭將經濟發展的多元性和複雜性加以呈現，以研究借鑑那些對中國經濟發展有益的他山之石。一方面，本書試圖豐富和拓展既有的理論研究，從多元的理論視角來豐富既有的經濟理論和政策研究，以理解那些紛繁複雜的經濟現象；另一方面，本書試圖結合國內外的發展經驗，用實踐來豐富和檢驗現有的經濟理論，還原真實世界的經濟學。
本書分上、中、下三篇，分別圍繞國家發展戰略的制度影響、國資國企管理的模式得失、產業升級趕超的路徑優劣這三個維度，進行了國際比較視角的研究討論。作為本書的第一部分，上篇對後發國家經濟趕超中的國有企業與產業政策、中國的產業發展戰略與政策、韓國財閥的不穩定增長模式等影響國家發展的制度得失進行了比較研究。作為本書的第二部分，中篇對“淡馬錫模式”、員工持股制度、“大國資”監管、自然“資源祈福”、阿拉斯加社會分紅等國資國企管理的多種模式或問題進行了比較研究。作為本書的第三部分，下篇對美國產業政策、後發國家的知識產權制度、全球半導體產業趕超路徑、全球產業集中和併購重組、供給側改革和需求側管理等關係產業趕超升級的不同路徑進行了比較研究。
此外，作為比較研究的拓展，本書擇要介紹了聯合國、世界銀行、劍橋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機構或一些學者對於上述問題的前瞻性觀點。有意義的理論研究和有用的政策研究，是多數理論和政策研究者的努力目標和心願。客觀地承認，做好理論研究工作是不容易的，做好有用的政策研究工作同樣不容易。這本書既有理論研究的影子，又有政策研究的印跡。作為學術研究論文，本書所討論的多數內容，先後在國內外學術刊物公開發表過，有些還在聯合國貿發會議、亞洲開發銀行和哥倫比亞大學的國際學術會議上報告過；同時，本書所討論的部分內容也刊登在多種政策簡報上，引起了中央領導同志和國家發展改革委、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務院國資委等部委的關注和肯定。所討論的某些問題，已經引起重視或得到部分解決。但是，還有不少問題，仍然需要持續和刻苦地關注、研究和努力。
趕超的階梯
就本書而言，無論是研究發展戰略、國有企業、產業政策，還是關注美國、新加坡、日本、韓國，都是為了豐富和增進對我們自身和世界典型國家發展道路的認知，超越老路和邪路，堅定踐行中國道路；同時在比較和借鑑國內國際經濟發展的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實事求是地制定符合國情的發展戰略，借力國有企業和產業政策這些重要的發展階梯，因勢利導、積極而為、拾級而上，引領和推動中國經濟更好更快地發展，最終實現經濟趕超的目標，這正是本書主書名《趕超的階梯》的本意所在。
我寄望這本書的出版能讓認識和了解真實世界的國有企業和產業政策有所參照，對中國本土領軍企業的培育和戰略產業的升級有所推動，對經濟發展的中國道路、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有所貢獻。
作者為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副研究員；該文系作者著《趕超的階梯：國企改革和產業升級的國際比較》的前言,有刪節。該書由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12月出版；編輯王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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