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公子小嫣

這個問題需要從兩方面來說。

從客觀上講，北宋的官制不允許他辭官。從歐陽修請求致仕的情況可以知道，宋朝官僚的退休制度，是到65歲才可以退休。歐陽修兩次被政敵攻擊道德風化問題，悲憤莫名，六次辭官，終於在64歲上才獲准。可見，高級官員退休真的不容易。蘇軾去世時，只有65週歲。

蘇軾歷經坎坷，遭受的打擊一次比一次重。他的政敵對他玩弄殺人不見血的卑鄙伎倆，想用險惡的環境把他逼死。在蘇軾中年以後，即被貶往黃州以後，多次萌生退意。他在詞中寫道：“小舟從此逝，江湖寄餘生”。在黃州自稱東坡居士，也反映了他對佛教的仰慕，他已經在心中把自己當成一個追求清高，淡泊名利的佛教徒了。

但是蘇東坡是北宋文壇領袖，影響力巨大，皇帝、他的政敵是不會讓他退休的。他在黃州待了一陣一段時間以後，政治上極度失意，文學創作卻突飛猛進。這時候，神宗皇帝又想其他了，下了手詔，“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才實難，不忍終棄。”

從主觀上來講，蘇軾是一個受儒家入世思想很深的士大夫，一心想有所作為。青年時期的蘇軾，意氣風發，鬥志昂揚，他在《沁園春》詞中寫道：“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從這裡可以看出，他有很高遠的理想，頑強的鬥志，一心想報效國家。

等到烏臺詩案後，受到一連串的打擊，一次比一次嚴重，甚至把他貶到海南島這個荒蠻之地。經過這些打擊，蘇軾並沒有倒下，他挺了過來。對他影響很深的佛老思想，使他具有了崇尚真樸，不慕榮利的高尚情懷，幫助他戰勝了一次又一次的打擊。他在《縱筆》裡寫到：“白頭蕭散滿霜風，小閣藤床寄病容。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可見蘇軾無論遭遇多麼大的困難，他也會以樂觀向上的態度應對，隨遇而安，從而度過困境。“位卑未敢忘憂國”，所以，他是不會像陶淵明那樣辭官隱居的。

聶安東

蘇軾一生坎坷，顛沛流離，像陶淵明一樣歸隱是他人生的最大希望。

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已”，他最終也沒有實現他的願望。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他是反對新法的主要成員之一，屬於舊黨中的蜀黨領袖，又是新興的未來可期的政壇新星，同時歐陽文公仙逝以後，他又是執文壇大旗的文壇領袖。有一大幫文人墨客鄉黨學生追隨著他。政治影響社會影響很大，沒有被貶謫以前。他縱使辭官歸隱也不能成行。貶謫後成了被人監視的“犯人”，沒有皇帝的聖旨更可不能了。

蘇軾一生的思想是複雜而又矛盾的。一方面，他積極用世想做個好官，同時繼承歐陽修老師的旗幟，在文化上施展自已的才華；另一方面政治上的打擊，又使他產生歸隱的思想，他甚至打算在宜興買田安家，在貶謫生涯中隨身帶著陶潛詩集，和陶詩寫了許多首，追隨陶潛歸隱也是他的願望。

所以，蘇軾的一生總在調和著這兩種矛盾。

我們今天看蘇軾和陶潛應該分開來看。

蘇軾的社會，知識分子的待遇和社會地位遠比陶潛時代好。

蘇軾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比陶潛高。

蘇軾的仕大夫觀念意識，要比陶潛強。

陶潛天生恬淡的性格是蘇軾難以企及的。

陶淵明是和，屈原，李白，杜甫並肩的偉大詩人，蘇軾不是。

陶潛歸隱基於他的性格，蘇軾則囿於他的原因。

笑春風102159742

簡單來說就是沒必要！

你別看蘇軾一生坎坷，顛沛流離，今天發配到這裡，明天發配到那裡，但是他的人生，其實比我們絕大部分的人都“幸福”。

蘇軾最高做過翰林學士，啥是翰林學士？

簡單來說，就是宰相的“候選人”，這一制度在蘇軾生活的，重文輕武的宋代，格外有分量。

這下大家就明白了，蘇軾是“差點”當宰相的人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啊！

就算他老人家被貶，也大大小小都是官，而且蘇軾畢竟是曾經當過翰林學士的人，而且詩詞文章寫的很好，書法也不錯，他這種人才在宋朝，就算想隱居，也是隱不了的。

而且隱居有什麼好處，除了清靜一點，別無其他好處。

因為宋朝哪會，天空不像現在汙染這麼嚴重，住城裡和農村差不多，至於吃的，哪會還沒有農藥，都算綠色食品，況且當官吃的更好，要是自己種……

別以為會有青椒土豆西紅柿啥的，玉米也沒有，因為玉米大概是明朝的時候，才加入“中國”國籍。

所以要是隱居的話，日子清苦的很，根本不是大家想象中的“詩意生活”！

從生物學角度講：人類有趨利避害的天性！

簡單來說，就是人都想過好生活，都想吃肉喝酒，所以蘇軾好好的官不當，跑去隱居，這不是自找苦吃嗎？他幹嘛要活的這麼“倒退”？

所以，他除非腦子抽風，才會去隱居，因為沒有人想過“茹毛飲血”的時代，也沒有人想做“山頂洞人”。

這是其一，也是最根本的原因。

還有一點就是，陶淵明當年其實也不想隱居的，理由如上，就是——“隱居太苦逼了”！

但是為啥，陶淵明還是隱居了，不但隱居，還寫出了讓後代人十分羨慕的“田園詩”，貌似他老人家過的還不錯。

那是因為，陶淵明當時所處的時代是東晉末年，像當年的東漢末年一樣，天下英雄都摩拳擦掌，是一個十分動亂的年代。

而且東晉末年政治腐敗，官場黑暗，就算去當官，也是個高風險職業，萬一沒討好上司，得罪了小人，分分鐘小命就沒了。

所以按照“趨利避害”的天性，寧願生活苦一點，也不能把小命丟了啊。

所以陶淵明的隱居是“高招”，把自己隱居起來，等天下太平的時候，再出來當官，為民造福。

而蘇軾所處的時代，是十分尊敬文人的時代，雖然不斷被貶官，但是蘇軾的“名聲在外”，而且藝術才華造詣很高，無論走到那裡，都是受人尊敬的。

最重要的是，沒有生命危險，頂多就是政治理想沒有實現，官小了一點。

所以蘇軾完全可以在任上等待“重新被重用”的時機，沒必要跑到深山老林裡面，過與世無爭的生活。

其實無論是陶淵明還是蘇軾，他們這些“知識分子”“文化精英”，從內心裡面來說，都是想出來做官，無論對老百姓，還是整個國家，都想做出自己的貢獻。

只不過，陶淵明的時代“逼迫”他必須隱居，而蘇軾則完全沒有必要。

說道這裡就清楚了，蘇軾不隱居，原因很簡單，就是——“沒必要”！

太行山下小小強

《亦然讀史.蘇軾的曠達與堅守》

翻開中國文學史，滿目盡是巨璧大家，放之長空則星漢燦爛，放之大地則高山林立。其中，蘇軾就是那個產生巨人的時代——宋代浩瀚長空的一顆耀眼巨星，莽莽大地的一座景仰的高山。近日，借武漢疫情閉門之嫻，閱讀了《中國思想家叢書》之《蘇軾評傳》，伏案經月，夜不釋卷。對於蘇軾為何屢挫屢貶，卻不自廢自棄，辭職掛官？我想從如下方面，試作微探討、淺商榷：

一，蘇屢遭貶謫、風雨一生的成因演繹和客觀現實性

一是政治氣候。熙寧二年，蘇還朝授職時候，正是表面繁榮的北宋出現政治危機的時候，此時神宗即位，皇帝的態度是鮮明的，那就是任用王安石，支持變法圖新，這是政治背景，所擋必傷。

二是工作環境。反觀蘇所處時代，活躍在文壇官場的耀眼星座，就有王安石、歐陽修、范仲淹、司馬光、梅堯臣等等。如此星漢燦爛，濟濟一堂，合則相得益彰，水漲船高，比如歐陽修與蘇的知遇之恩；悖則彼磨此礪，彼長此消，比如王安石與蘇的政見之齬齟。官場人生，軟環境至關重要。正當其時，則是如虎添翼，要成長神龜莫阻；生不逢時，則是“五指”壓頂，欲成業百暢不舉。由此可見，前程是風明雨晦，抑或一帆揚州，無他，環境使然。

三是觀點之爭。王安石以竣急思想、霹靂手段施行新法，使得朝內有識之士因觀點相左而被迫離京。一時間，朝野落葉紛飛，內外風雨凋零。蘇雖不反對改革，卻主張“法相應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的方式徐徐圖進。一個要急進，一個要緩步，自然君子如璧，裂則必隙。留給他的只有一條路——離開朝廷，自求外放，調任杭州通判，從此播下下仕途風雲密佈的種子，開啟政治上風雨兼程的顛沛之途。

於是，由於一與政治大環境相悖，二與工作小環境相逆，三與主政宰相王安石相左，三個原因疊加，演繹了蘇軾遭謗陷獄、風雨一生的結局。到蘇44歲的元豐二年，御史李定等，藉助彈劾蘇詩諷刺新法，毀謗君相，蘇遇到了生平第一禍事——史稱“烏臺詩案”。蘇坐牢103天，幾瀕臨砍頭境地，幸虧宋太祖定下不殺士大夫的國策，才躲過一劫。出獄後，蘇被降職黃州團練副使。後幾經被貶惠州，再貶昌化軍，及至徽宗即位，遇赦北歸，以六十六卒。

二、蘇軾百折不饒、九死不悔的骨節稟賦和邏輯必然性

一是性格稟賦使然：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一個人的稟賦性格，是決定其命運前途的DNA。一則驕傲的出身環境。蘇生於宋仁宗景祐三年，出身於長江上游的天府之國、文化之邦的眉州，其祖父蘇序家境殷實，能詩能文，二伯蘇渙身為進士，父親蘇洵更是著名的散文家，長於策論，文風縱橫恣肆，自然耳濡目染，根正苗紅。二是豐沃的經濟環境。蘇家幾輩人的辛勤積澱，自然家境殷實；年幼時父親出遊在外，母親教其讀書，言傳身教、悉心撫育；蘇家一門三進仕，都出任地方高官，這些都為蘇的成長積澱了殷實的物質條件和良好的社會環境。三是驕人的天縱英才。蘇在京城會考時，其文風獲得了主審官歐陽修的傾倒。歐贊曰：“這樣的青年才俊，真該讓他出榜於人頭地（成語出人頭地的出處）！”從此收留為弟子。由此可見：翰墨家風的文化環境，物流富足的物質環境，少年得志的成長環境，必將催生蘇人格壁立、頂天立地，傲視薄物、曠達豪放的性格稟賦。

二是士人人生抱負使然：從祖父到二伯的耳濡目染，從父親到母親的教養德化，從少時科舉一考成名到一門三進士的官宦之家，蘇所接受的都是打馬朝堂、名垂青史的“士大夫”價值觀。“上隱隱於朝，中隱隱於市，小隱隱於野”。在皇權當道、官本位思潮佔據主流的時代，成就人生價值的最佳道路只有一條——那就是身居朝堂、全功立名。由此可見，即使仕途百折猶無悔，即使生活再苦亦不退，這是蘇軾的應有選擇。

三是“伏法”罪身使然：蘇的一貶再貶，具有兩個特徵：一是堅持觀點自己“求”來的，二是因陷獲罪外力強加的。試問，前者是自願選擇，為何要辭官？後者是被迫負罪，法律怎麼能讓負罪之人有任意選擇辭官的權利呢？要想保命，就隨波逐流、跟著命運走吧——舍此奈何？加之，父兄皆居官場，自己又名揚四海，豈能趁快哉之能事，隨意扔下挑子，一走了之？

自古寶劍多磨礪，不如鋒刃從何來？反觀蘇的人生險阻，仕途通曲，我們發現：被貶黃州是他一生思想和創作的分水嶺。前則以儒家思想為主，大量的政論、史論等充分顯示出他積極入世的一面；被貶黃州後，以儒家積極入世的精神，融合佛道曠達的襟懷，達到了無論窮達落魄，都能在精神領域和文學世界，保持人格獨立和思想自由。

事實上，蘇的一生，基本上是在新舊黨爭的漩渦中坎凜起伏地度過的。但政治的暴風雨後，他並沒有減弱他旺盛的創作精力，而且物極必反，促使他深入地思考社會人生，成就了他前期作品的大氣磅礴、豪放奔騰如洪水破堤的豪放風格，後期作品的空靈澄明、豁然恬淡如深柳梨花的曠達婉約，命運的打擊和個人的自救，在這裡合夥鑄造了一座人跡罕至的文學高峰。在此，我們是否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不是災難成就文學，而是文學挽救了蘇軾！

竹杖芒鞋輕勝馬，一蓑煙雨任平生！

這就是蘇軾，雖九死而莫悔的蘇軾——請問：這樣的蘇軾能夠打倒嗎？這樣的蘇軾能夠以辭官避世的方式，向命運、官場和人生屈服嗎？

2020年2月29日亦然於半山讀《蘇軾評傳》有感兼答友人

中國亦然

蘇東坡是我思甚為推崇的一位古人，喜歡他寫的詩詞，也喜歡他自嘲的話“一肚皮的不合時宜”；但全面的瞭解他，還是從林語堂的《蘇東坡傳》裡。

讀此書，感慨頗多。子由貶謫筠州，“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效。莫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讀此，嘆於蘇軾兄弟生活的坎坷，“人生底事，來往如梭”；細思之，也不禁啞然失笑，這不就是小稅務員的真實寫照和平凡人的日常生活嗎？或許，蘇東坡正是喜歡這種平凡的生活，而在生活中自得其樂。

然，蘇軾描寫自己的話是我最欣賞的，“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他過得快樂，像一陣清風度過了一生，這或許與此不無緣故。

陶淵明也是我思很敬佩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人與人的追求是不一樣的，不一樣的形式，同樣的高風亮節。

我思總想“生命是某種東西剎那間的表現，是永恆的精神在剎那間存在於軀殼中的形式！”

今，對古人的瞭解，無不是從故紙堆裡的字裡行間，他們真實的又是怎樣呢？人的一生，本真、自然就好。

文史多偏向，

刀吏怨地天，

真實生靈狀，

還需覓自然。

五行貫時空，

六藝立世間，

七言八語亂，

定力始坦然。

我思WORDS

蘇軾一生坎坷，顛沛流離，卻為何不像陶淵明那樣辭官隱居呢？

一，首先從家庭來講，家庭環境影響人的每一個決定。

蘇軾，父親蘇洵，弟弟蘇轍，一門唐宋八大家佔了三人。而且蘇家是當地的名門望族，而為國為民的思想根生蒂固。每到一個地方都踏踏實實的為民做主，為每個地方都做出傑出的貢獻。

陶淵明出生在一個清貧苦寒之家。8歲那年，父親去世，跟著母親種田為生。陶淵明從少年時代心裡就藏著兩個夢，一個夢是像曾祖父陶侃那樣濟世蒼生，另一個夢則像外公孟嘉那樣灑脫不羈，率性本真。

四次出仕均以失敗告催。為了一家生計，第五次出仕，不甘於上級索賄，辭官徹底過起了“採菊東籬下”的日子。

二，從兩個人的性格來講。

蘇軾是豁達的，不論怎樣摧殘我，就是要為民做實事。而陶淵明是個任性boy，一言不合就撂挑子不幹了。

蘇軾的一生，可以用命運多舛來形容，但一切都被他隨手扭轉過來，蘇軾生性放達，為人率真，深得道家風範。好交友、好美食，創造許多飲食精品，好品茗， 亦喜歡遊山林。蘇軾愣是將自己修煉成了樂天派，豁達的面對一切得失，得之吾幸，失之吾命，一切隨緣。

蘇軾的仕途可謂是像坐山車似的，起起伏伏，沒有強大心理根本hold不住。

初出茅廬的蘇軾在科舉時一舉成名。曾在鳳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職，後因為“烏臺詩案”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

更換皇帝后，又升為翰林學士、侍讀學士、禮部尚書等職，晚年因新黨執政被貶惠州、儋州。

蘇軾可謂是一路當官，一路廣交天下好友，一路遊山玩水，一路吃吃喝喝。用強大的食慾來治療一切不開心。如果還是不開心，那絕對是美食不夠誘惑。

蘇軾不論到哪，都能自得其樂，用自己的方式讓自己過得舒服。

陶淵明做官只是謀生的一條路，此路不通，就回家種田。歸隱後用寫詩來抒發自己有志難騁的政治苦悶，表達自己不與世俗同流合汙的高潔人格。

綜上所述，蘇軾與陶淵明最大的不同就是，蘇軾是精神上的出世，蘇東坡把自己活成老百姓最親切的朋友。陶淵明則是文人失意的精神歸宿。

非煙慧語

蘇軾曾用一首詩來總結自己的一生：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自題金山畫像》

可見，他的一生都在宦海沉浮中度過。蘇軾稱：“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如其為人，實有感焉。”東坡不僅喜好淵明之詩，更仰慕其人品。可以說，陶淵明是他在人生低谷中的精神慰籍與指路明燈。

蘇軾一生坎坷、顛沛流離，卻為何不像陶淵明那樣辭官歸隱呢？也許這三方面的原因註定了他一生的漂泊。

一、生活境遇不同

1.自願出世之陶淵明

陶淵明的一生從東晉到南朝宋（包括桓玄建立的楚），共經歷三個朝代，十位皇帝。 他在世的63年中，朝代更迭，戰亂不斷，篡權奪政，時有發生。從29歲到42歲這13年，他先後五次往返於仕途歸隱的路上。第五次出任彭澤令僅80余天，這也是他仕途之路的最後一站。淵明嘆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職。陶淵明的入世為官多為生活無奈的選擇，但在他心裡還是嚮往自然田園的。“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入塵網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所以，他的出世歸隱是心之所向。

2.被迫“離場”之蘇軾

出世還是入世，對於蘇軾來說一直是一個矛盾點。他既有光耀門楣，安民濟世的追求，但有一肚子不合時宜的他，在朝堂之上倍受排擠，又難免產生辭官歸隱的想法。蘇軾的仕途之路走的“三起三落”，春風得意時青雲直上官至正三品翰林學士，失意落魄之際連續三次被貶，黃州、惠州，最遠至儋州（海南），但人生起伏往往會成就一個人的品行格局。無論是升職還是貶官都是皇家的恩典，既不能辭也不能退，於是，他最終找到了使二者兼容的平衡法，儒釋道的哲學智慧，儒家教會他要努力進取，實現理想，為老百姓服務而九死未悔的精神，道家教給他齊萬物齊生死齊榮辱的曠達，佛家教給他放下、超脫的方法，所以即使被迫遠離政治中心的他，依舊在地方做的風生水起，深受百姓愛戴。烏臺詩案後，103天，歷經生死，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卻依然淡然豁達：

莫聽穿林打葉聲, 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 誰怕? 一蓑煙雨任平生。

是呀，“誰怕”！無論是自然風雨還是政治風雨，他都會在煙雨悽迷中安然一生。

二、處世方式不同

1.窮則獨善其身之陶淵明

魏晉南北朝是一個戰亂紛繁，政權更迭，禮教和道德倫理受到嚴重質疑的時代，在日益嚴酷的現實面前，知識分子開始反思社會、反思文化，既然不能兼濟天下，那麼就獨善其身，在現實世界中找不到出路的時候，就在心靈世界中尋找依靠，在藝術的世界之中表達對“世外桃源”的嚮往，高唱“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實現淡泊明志，寧靜致遠，追求本真。

2.達則兼濟天下之蘇軾

若論政治官場中的“窮”與“達”，蘇軾的“窮”遠大於“達”，但是在這特殊風雨中的“窮”，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另一種“達”——曠世的豁達，這實現了他從恃才傲物向虛懷若谷的轉變，實現了他從一名養尊處優的士大夫向胸懷天下的文化巨人的嬗變。黃州地處長江邊，45歲的蘇軾，罪臣之身，虛官無職，卻心懷百姓，黃鄂間有溺嬰現象，他四處奔走，徵集善款，創辦育兒會；親自躬耕，發展農業，推廣耕種技術；黃州疫情，他廣施藥散，救人無數。59歲，已近花甲之年，又貶惠州，“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不管是對惠州還是荔枝，這都成為了歷時最久，層次最高的免費宣傳。62歲，再貶儋州，“天涯海角”，蠻荒落後，置之死地而後生，他傳道授業，開辦教育，讓儋州走出了第一位進士姜唐佐。無論是哪，他所到之處都會流出中國文化的清泉，重現人文主義關懷，兼濟天下。

三、人生態度不同

1.採菊東籬下之陶淵明

在經歷五次入世出世的曲折後，陶淵明終於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歸宿，他心之嚮往的“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的生活。他厭棄世俗，渴望投入純樸率真的自然懷抱，對自我生存方式做出正確的定位。把躬耕、採菊、飲酒、賦詩……，作為最高的人生理想。

2.風雨且徐行之蘇軾

蘇軾一生都在不停的改變著自己處世的人生態度。烏臺詩案前，他是個成功者，實幹家，提倡儒家的“修齊治平”，他桀驁不馴，自鳴得意，他認為自己是完美的，但經歷烏臺詩案後，一切都變的不再完美。初貶黃州的恐懼不安，再貶惠州的身居一隅，到儋州的身處絕經，不斷反思自己，重新認識自己，那就是要學會在逆境中生存，保持堅強樂觀的人生信念，擁有泰然處之的生活態度，超脫一切。雨果曾說過：“世界上最寬闊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寬闊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寬闊的是人的胸懷” ，是的，蘇軾做到了！

如若蘇軾的一生順風順水，波瀾不驚 ，那麼歷史中也許只會多了一位傑出的政治家，文學家、畫家、書法家 ，卻從此少了一個有血有肉，鮮活豐滿的樂天派、慈善家、美食家、教育家、一個專門和當權者唱反調的人！

人生在世詩酒花

蘇軾一生顛沛流離，不像陶淵明那樣辭官隱居。可以從蘇軾的性格、時代的背景來分析。

一、蘇軾的性格

蘇軾是個有抱負的人，就算被貶，就算他鬱悶。他的人生態度還是積極的，懲處逆境卻不甘沉淪，忘懷個人得失，立意有所作為。他的這種思想表現在《前赤壁賦》中可見一斑。

被貶黃州是其一生思想和創作的分水嶺。前期以儒家思想為主，大量的政論、史論等充分顯示出他積極入世的一面。

後期的他以儒家積極入世的精神，融合佛道曠達的襟懷，能以出世的態度做入世的事業，無論窮達，都能在精神領域保持人格獨立和思想自由。

二、歷史的背景

淘淵明的時代，是戰亂不斷的東晉，皇族內戰，民間起義，而東晉的政治又掌握在一批不攻正事的世家大族手裡，所以很多人是對現實失望的，所以才有對世外桃源的嚮往，選擇隱居。

蘇軾所在的宋朝什麼北方仍有戰亂，但是宋朝已經有了科舉制度，學而優則仕是讀書人最好的選擇。讀書人都有積極進取的心，蘇軾也不例外。

兩者時代下的文化思潮帶動下的價值取向就不同。

品勢怪獸

蘇軾是陶淵明的鐵桿粉絲，把陶淵明全部詩都和了一遍，既慕其文，亦慕其德。曾言陶欲仕則仕，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蘇軾不忘初心，不投機鑽營，這點與陶淵明相似，但因時代和興趣原因，蘇軾沒有歸隱田園，但也符合心遠地自偏的原則。

鄒國堅

東坡先生一生宦海沉浮，命運坎坷，但不成悲觀絕望，而是樂觀、豁達地在與自己的命運抗爭。面對生活的磨難，有痛苦卻沒有埋怨，有傷感卻沒有逃避。他笑納了生活中的悲歡離合、枯榮滅生，在所處的時代中實現了自身的超脫。在苦難和黑暗中，可與笑看大江東去、縱論世事古今。東坡的高貴，不在驚世駭俗，而在寵辱不驚、安然自立。他的人生不是完美的，但一千年間卻在多個維度影響著我們。世間本沒有完美無缺的彼岸，有的只是良莠不齊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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