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有明一朝，鳳陽府災荒迭發。在明代276年的統治時間裡，若以年次統計，鳳陽府僅水旱災害就有203年次，佔明朝統治時間的73%。災後，明朝政府採取了諸如蠲免、賑濟和折徵、撫卹等一系列救荒舉措，對災區實行相應的救濟。
稅糧折徵即折色為諸荒政措施之一者。所謂折色，是相對於本色而言的。本色就是中國曆代規定的賦稅徵收原定的財物；放棄原定財物之徵收，而向民戶改徵他物即為折色。明代本色一般指米麥，而其折色範圍則較廣。
古代農民
是為《明史·食貨志》所謂的"謂米麥為本色，而諸折納稅糧者謂之折色"。在探討明代荒政者中，大多不及折色；縱有少數討論者，也多將之作為災蠲一附庸，沒有對之予以專門的瞭解。本文即以折色為對象，嘗試用把國家荒政制度與區域荒政實踐相結合的方法，對明代鳳陽府的折色情況作一基本的探討。
一、明代國家折色制度之一般
1、明朝的折色對象
明朝折色對象主要是漕糧。按照規定，明朝漕糧是供應邊軍和京師百官、皇家消費的稅糧，原則上不在因災蠲免之列。只有在少數災荒特別嚴重的年份，在災民稅糧無措、生存維艱時，朝廷才偶爾對起運漕糧予以蠲免。
古代社會
出於保證國家漕運不受影響，並能減輕百姓災荒歲月的壓力使災民對朝廷感恩戴德之考慮，明政府常在災後對災區起運之漕糧實行折色，以其他物品或鈔銀等抵充稅糧起運。同時，通過折色，使原來災區應納之稅糧被留在本地並用於救荒，一定程度上發揮荒政作用。是乃所謂"被災州縣暫從改折，即所謂不留之留也"。
古代漕運
當然，除漕糧外，明代其他賦稅也常有折徵者。如成化末年，江北各地災荒連年，民飢盜起。巡撫鳳陽等處都御史劉璋以此奏請將鳳陽等府歲納馬匹"照江南事例，每馬納價十兩，庶公私兩便"。二十二年（1486年），兵部複議稱其所言良是，除"廬、鳳並徐州水草便利之地，宜仍令納馬"外，其餘州府馬匹照準所奏而行，予以折色。
2、明朝折色的種類
從具體實踐看，明代漕糧折色可分改徵和折徵兩大種類。改徵就是將漕糧應徵粟米改為徵收其他糧種。這種情況，往往一是朝廷根據需要，對徵收的漕糧品種作相應的調整；二是地方出現如災荒等意外，原定粟米無法如期完成，經地方疏請，終由中央批准。
古代漕運
如永樂三年（1405年），懷遠縣等春夏乾旱，"民不及耕，而秋種頗收，乞以豆、麥折輸稅糧"。改折之請得到明太宗的認可。折徵就是將原額漕米折成鈔銀或其他非糧食物品（如布、綿、絲等）徵收。
折徵銀兩早在宣德時間就在江南出現。 宣德五年（1430年），工部右侍郎周忱巡撫江南，實行賦稅改革，推行"平米法"，內容之一即折徵，對重稅田畝徵收金花銀等。不過，明初江北折徵罕用銀兩，主要還是徵收寶鈔或以布代徵。
古代農民
也就是在正統年間，政府折徵銀兩範圍開始擴大。正統七年六月，湖廣並貴州三司奏請於起運糧內折徵銀兩與布匹。戶部準之，令其起運稅額內5分納米、5分折銀；同時將折徵銀兩的範圍擴至"
四川所屬近貴州者"，其每年起運稅糧亦准折布，"或布運沉重，民願折納銀者"，聽之。隨著稅賦折徵銀兩日益普遍，災年折徵銀兩制度也在成化年間應運而生。3、明朝對摺色標準的制定
成化十九年，巡按御史魏璋因鳳陽旱災飢疫，奏請蠲免稅糧。覆文中，戶部確定了其"起運者照江南折銀事例"，每石徵銀2.5錢，草每束徵銀3分，"送太倉銀庫另項收貯備邊。以後事體相類者，俱照此例"。
該例在兩方面做出了規定：一是災區可以折徵銀兩，二是確定了漕運改折銀兩的標準。這些在以後荒政中得到了積極的實行。如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正月，明政府因鳳陽等處水災，將其未完起運改兌糧，止徵折色；並且在執行過程中，明廷又據實情，對摺銀事宜做出更具體的規定。
古代社會
折徵的實行，需要一定的程序。通常首先是地方州縣報災，隨即是巡按等覆勘題請戶部，最後經皇帝批准實施。其中地方報災、巡撫題請至關重要，一些積極有為的知州或知縣、巡按等因此而為百姓稱頌。
二、鳳陽府折色實施概況
1、折色頻度之起伏
明朝鳳陽府折色，最早始於永樂時期。此後，除宣德、天順、崇禎等幾階段外，其餘各代無不將折色作為荒政手段之一。然而細加考察，我們不難發現前、後期折色有兩點引人關注：
其一，以嘉靖為界，前、後期折色次數有很大差異。此前，永樂等6個時期計102年，共有13個年次災後實行了折色；而嘉靖以後4朝歷時106年，災後把折色作為緩解災民經濟壓力的則達33年次，佔整個明時期在鳳陽府採取折色措施總年次的70%以上。
其二，在改徵和折徵種類方面，成化前以改徵他物為主，永樂、正統、景泰共8年次折色，其中有5年次改徵，改徵糧種主要為麥、豆，折徵則主要為寶鈔或布。
（1）明朝朝廷對摺色的爭議
災後折徵銀兩的出現，並非偶然，它既是明朝中葉賦稅制度改革的產物，也是賦稅適應商品經濟的發展、由實物化向貨幣化轉變的一種發展趨勢。
古代社會
儘管明朝中後期鳳陽府災後屢有稅賦折色之舉，但與江南地區相比較而言，總的說來，鳳陽府折色年次相對較少。即使是在實行折色年次相對較多的萬曆時期，徵收本色的情況還是十分普遍的。
萬曆末年，袁文新就曾談到"近例江南折銀解部，惟江北及府屬八衛本色分司以時支放 "的問題。之所以如是，與漕糧的突出地位和重要作用有關。"漕為國家命脈所關，三月不至則君相憂，六月不至則都人啼，一歲不至則國有不可言者"。
明朝宮廷
鑑於漕糧的性質和特殊意義，明朝君臣屢屢強調漕糧不得輕易改折。因此，漕糧折色多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朝廷通常情形下能不折色就儘量不折；同時，又與充實倉儲有關聯。明初洪武時期，出於防備水旱災傷之需，朱元璋令在全國設立預備倉，"
出內帑易粟儲之，以賑饑荒"。然"自洪武以後，有司雜務日繁，前項便民之事，率無暇及。該部雖有行移，亦皆視為文具"，各地倉儲十處九空，甚者倉谷全無。"是以一遇水旱饑荒，民無所賴，官無所措，公私交窘"。
古代糧倉
為解決倉儲空虛問題，就在工部右侍郎周忱於江南實行賦稅折徵後的第三年（宣德八年，1433年），周忱又因"
各處被災，恐預備倉儲賑濟不敷"而上疏朝廷，"請以折銀糧稅悉徵本色，於各倉收貯"，以"俟青黃不接之際，出糶於民"。（2）小結
由上二點制約，使得災傷之後折色尤其是折銀在鳳陽地區並不十分普遍。而江南等地由於商品經濟相對較為活躍，白銀等貨幣充當媒介手段作用比較突出，加之明政府對白銀大量需求的刺激，江南因此折色頗為普遍。
江南地區
這樣，明朝中後期，白銀在江南也就逐漸成為百姓稅賦的主要手段。然而，在某些地區，儘管折色現象較為常見，但總的說來，米麥仍為基本的稅收標準。
2、改折比例與力度之大小
改折比例與改折力度是最能說明改折在荒政中作用和意義的因子。所謂的改折比例，就是漕糧折徵銀兩部分在總漕糧中所佔的份額。漕糧災後改折多少，明代似乎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
對相關史料進行分析，總體而言，鳳陽府各個時期的改折價格可謂參差不齊：其最高價格為每石糧食（粳米）折銀8錢，最低價每石卻只有2.5錢。不過，極端價格非常少見（各僅1例），存在於其間的則是銀3~7錢不等的價格，尤以每石折銀6~7錢最為常見。
鳳陽古城
（1）前、後期改折價格差異
萬曆前，改折價格一般每石漕糧折銀正兌7錢、改兌6錢；萬曆及其後多有變動，且折價率趨低。箇中之因，殆與鳳陽府災荒連年、災民積年逋欠有關。
（2）災情與改折價格
改折價格的高低主要取決於災區災情的輕重，重災區的改折價通常低於輕災區的改折價。所謂重災區，一般主要為災情重大、連續發生災害的情況。前者如萬曆三十一年因壽州等"被災重大"，漕糧每石折銀5錢，以及萬曆四十三年之鳳陽等災區"比照重災事例"、每石折銀3錢等；連續災荒如萬曆四十一年因鳳陽等府"災患頻仍"，田地衝淤，自四十一年為始，每石永折5錢等等。
（3）夏、秋稅與改折價格
夏、秋稅分別繳納的是小麥和粟米，其價格本身具有一定差異，其改折價格自然也應有所不同，夏稅改折價格一般低於秋稅改折價格。如萬曆十七年的改折規定，鳳陽等府被災州縣萬曆十六年起運本色米改折價是每石折銀6錢，而麥每石銀4錢；萬曆三十一年折銀價夏稅小麥每石銀4錢，秋稅稻米則每石5錢等。
（4）正、改兌與改折價格
永樂十三年，政府徵調南糧，改海運為河運。在淮安、徐州、臨清等地設倉收囤，各地漕糧由糧戶運交就近倉口（江西湖廣浙江於淮安倉、蘇州等7府州于徐州倉、鳳陽等10府州於臨清倉），然後再由官軍分成淮安到徐州、徐州到德州、德州到通州等段，節節接運，名為支運。
古代社會
宣德六年（1431年）改行兌運。所謂"兌運"，就是江南糧戶把漕糧運到瓜州和淮安兩地、河南糧戶運到小灘、山東糧戶運到濟寧等地後，將其兌與衛所，再由官軍運載到北京，發給其路費和耗米。這一改進，使軍隊經費增加，百姓又避免遠運艱難，"於是兌運者多，而支運者少"。
軍隊運糧的格局由此而逐漸形成併成為定製。有明一代，乃至清代，都延續了這一制度。而正兌與改兌之異別，萬曆年間戶部在回覆倉場右侍郎趙世卿之議時明言："漕糧有正兌，有改兌。正兌者解入京倉，改兌者解入通倉"。
當然，正兌、改兌價格的區別只是相對的，有時是不加區分的。但在一般情況下，正、改兌間的折價還是有一定區別的，上述二例改折時強調該次折徵"無論"或"不分"正兌、改兌而統一的折價，就從另一側面說明了二者通常改折價的差異。
（5）改折價"永制"的努力
萬曆後期，鳳陽府災傷不斷。四十一年，巡撫鳳陽都御史陳薦等以鳳陽府"災患頻仍，田地衝淤"，請自四十一年為始，"每石永折五錢，以蘇疲邑民命"。戶部複議允之，神宗從之。
古代社會
漕糧永折是災折的一種特殊現象，它的出現主要是由於一些地區因連年的災荒，其人民生活極端貧困，當地經濟狀況已不再具有負擔漕糧的能力。面對災荒頻仍的鳳陽府災區，從巡撫地方官員到戶部，再到最高統治者，企圖通過建立一個"永制"，形成長效機制，以處理日繁的荒政事務。
三、對改折的分析與反思
1、改折動機和效果
改折作為明政府荒政措施之一，其實施的動機是多重的，而在其驅使和支配下的改折也產生了一定的積極效果。因此，該政策的推行，具有一石二鳥的作用。
（1）實行改折的根本出發點是確保災後國家稅賦不受影響
災害的發生，對災區的農業生產不可避免地造成一定的損失，夏、秋稅賦徵收本色的難度較大。為保證國家稅賦不因災傷而有所減損，政府通常會對災區漕糧實行改折，允許將稅糧或折為銀兩，或折成災區有收的作物，或替之以他物。
（2）改徵他物或銀兩以代夏、秋稅糧，而把糧食留在災區
以此減輕百姓災後繳納稅賦的壓力，甦民之困；同時也便於地方利用留在災區的稅糧展開賑濟，有助於緩解災區的社會矛盾，維護地方的社會安定。
弘治十六年，鳳陽等府春夏大旱，秋雨潦，谷粟無成，人民艱食，盜賊多發。為緩解災區緊張的社會形勢，十月，朝廷准折南直隸次年兌改糧米60萬石，"而留本色，以濟饑民"。又如嘉靖三年，鳳陽府各地饑荒，人相食，鳳陽鬥米銀5錢，霍丘更是鬥米千錢。而嘉靖年間國家因災改折銀兩價格每石糧米通常僅為7錢。
災後糧食市場價格與國家改折價格間相差數倍。國家在災後物價上升之際，以遠遠低於市場價的改折價讓百姓繳納銀兩，此舉在平抑物價、改善災後百姓生存狀況、減緩社會矛盾和穩定社會秩序方面無疑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古代社會
事實上，改折也確實給百姓帶來了一定的好處，受到了百姓的歡迎，災民往往因此對積極促成災折得以實現的官員感恩涕零，地方士紳也多將其事書入地方史冊。
（3）免除民戶所承擔的稅糧在運輸途中的損耗
由此減輕了百姓的稅負，時人對此多有陳述，如唐順之雲："蓋米自江南而輸於京師，率二三石而致一石，則是國有一石之入，而民有二三石之輸。若以銀折米，則是民止須一石之輸，而國已不失一石之入。國家立為此法，蓋於不可減免之中，而寓可以通融之意。一無損於國而萬有利於民，此其法之盡善而可久者也"。
（4）小結
總之，從荒政的角度來說，明代改折在賑災實際中確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收到了積極效果。 但其效果如何又受以下二因素掣肘：一是改折的比例。它與災情輕重相聯，而災情的勘報又往往為人為因素所制約；二是改折價格，改折價與正常年份糧米的價格有時存在一定的差異，前者高於後者。將正常年份糧價與改折價相比較，朝廷改折的本質和災民能否從改折中受益便一目瞭然。
2、存在的問題
改折同樣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第一，改折具有應急的性質，往往只在災後改折，一旦度過災荒，一般情況下仍徵本色。
第二，改折的初衷不是出於災區民生的考慮，而是保證官府稅賦的考量。通常是在本色徵收無法保證的情況下，才實行應急改折。而且只要實行改折，災區改折漕糧部分多被通融到其他非災地區，並要求按時徵解或亟時催徵。
第三，改折雖是明政府賑恤災傷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改折的漕糧多為受災當地應兌之物，改折後的應兌漕糧雖被留在當地賑災，而這種以本地錢糧賑濟本地災傷的做法，通常由於災區作物無收而難以收到實質性的成效。
古代農民
同時，百姓免交麥米實物而代之以銀兩，其承負的稅賦擔子並沒有因改折而卸去，只是在形式上略有變化而已。因此，從這一點而言，嚴格地說，
改折不能算是一種積極的荒政措施，甚至是否屬於荒政的範疇，都可以進一步討論。第四，銀糧交易中存在的問題。在統治者看來，改折是"寬恩"或"恩例"。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如果措施不到位，可能會形成災民災外之"災"，成為百姓災後的另一負擔。眾所周知，一場大災之後，災區往往被洗劫一空，災民一無所有，糧食無疑是生存第一之需。
結語：漕糧改折雖在減輕災民稅賦壓力方面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然而受供求關係變化的影響，災區災後物價除了糧食上升外，其他物品的價格有可能會跌到其歷史最低點。百姓為了湊足上交國庫的改折銀兩，常常必須變賣糧食以外的物品。
而這些物品價格低廉，意味著他們必須出賣更多的物品才能夠應付上繳稅賦，災民因此多愈益貧困。並且，災民在將手中僅有之物兌換成銀兩的交易中間，也難免受到剝削或物價高低變動的影響，從而損失一定的財物。
參考文獻：
陳業新《明至民國時期皖北地區災害環境與社會應對研究》
張廷玉《明史》
《鳳陽縣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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