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被评为“全国优秀乡村医生”；2008年被评为感动宁夏十大人物；
2009年获得“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2009年获评固原市十大道德模范；
……
在马淑义看来，荣誉代表着对过去工作的肯定，更重要的是提醒自己如何走好下一步。
今年73岁的马淑义看上去精神矍铄，说话干脆，走路轻快。她是原州区开城镇三十里铺村的一名村医。
上世纪70年代开始，马淑义担任村里的“赤脚医生”。那时，受落后生育观念影响及医疗卫生条件限制，绝大多数孕妇选择在家里生产，以土法接生。孕妇遇到难产也只会求神拜佛。“人生人，吓死人”“闯过去喝鸡汤，闯不过去见阎王”“只见娘怀肚，不见儿上路”……当时人们对生孩子有着强烈的恐惧，认为妇女生育全靠命运。
马淑义亲眼见过大嫂生产时的情景，因为产婆接生不当，致使孩子夭折，这给马淑义一家人带来沉重打击。从那时起，马淑义下定决心，将来要当一名医生。1970年，村上招收“赤脚医生”，马淑义毫不犹豫地报了名，经过半年集中培训，正式“上岗”了。
接受过系统培训，马淑义改变了产婆接生孩子的旧方式，接生相对科学规范。她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接生的情景，那是她人生的第一次“大考”。“产妇躺在炕上，肚子挺得老高。我假装镇定，检查了胎位，拿出接生包里的垫布帮产妇垫好，一边轻声安慰产妇，一边轻压着产妇的肚子，叫着‘用力，用力，快要出来了！’婴儿的头滑出来的那一刻，我既高兴又害怕，小心地用手托住，轻轻往外一带，一个小生命就这样诞生了，是个6斤多重的男婴。”马淑义深情地回忆，后来那个男婴的儿子也是她接生的。两代人的生命能在自己手上平安延续，她有一种特别的情感。
有了第一次接生经验，马淑义不断为自己鼓劲：既然选择了这份职业，就一定要兢兢业业。除了每年固定的进修学习外，其余时间马淑义都辗转在方圆20公里的村子。
当时“赤脚医生”没有固定工资，每月以工分代酬，微薄的收入，根本解决不了一家人的生活。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她一边参加生产队劳动，一边夜间挑灯自学医学知识。在不断的学习和探索中，马淑义的接生和诊疗水平极大提高。1973年至1974年新法接生普及，马淑义一面宣传，一面进行新法接生的实际操作。
“所谓新法接生就是按照临产的规律，用科学的方法消毒接生，新法要求产妇生产不能坐土，而要用卫生纸，当时一包纸大概3毛钱，生产一个孩子用量大约10包，得花三四块钱，很多家庭掏不起，甚至对新法接生有抵触情绪。”马淑义说。危急时刻，马淑义就自己垫钱给产妇买卫生纸。在普及新法的最初几年，马淑义搭贴上的卫生纸钱不在少数，但她从不讨要，她觉得只要产妇和孩子平安健康就好。后来人们看到新法接生的好处，慢慢开始接受，马淑义接生的孩子也越来越多。
“接生这个活从来没个准点，无论大半夜，还是刮风下雨都得走，有时候去邻村接生，赶上村里的产妇多，这家生完接着去下一家，三五天也出不了这个村。”马淑义说。1972年，马淑义生下三儿子第二天的夜里，村里一名产妇生孩子叫她去接生，正值连阴雨天气，家人劝马淑义不要去，但人命关天，马淑义二话不说，冒着雨就走了。赶到时，产妇由于分娩困难，全身浮肿，脸色苍白，大汗淋漓，呼吸不均。马淑义认真检查了分娩现状，发现是双胞胎，鼓励产妇按照指示用力呼吸生产。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在她的帮助下，第一个孩子终于出生了。过了一会儿，第二个孩子也出生了，可是孩子没有呼吸，马淑义赶紧进行人工呼吸。经过抢救，孩子终于哭出了声，而马淑义却因劳累过度晕倒了。
“只要母子平安，我也对得起这份职业了。”回顾以往，马淑义脸上充满了宁静与祥和。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现代医疗水平的提高，上世纪80年代初，村民分娩接生陆续开始由乡村转到市区医院。2003年，根据有关规定，产妇必须住院分娩。医院有消毒严格的产房、完善的接生器械和抢救设备、经验丰富的助产士接生，有效预防了产妇发生感染，降低了新生儿的死亡率，从而让母婴安康、家庭幸福。“解甲归田”后，马淑义成为乡亲眼里最受尊敬的人，开始时常翻阅一些中医方面的书籍，给村里的小孩针灸按摩。村上一些孕妇也时常请她“把脉问诊”。村里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剩下的都是留守老人，大部分都患有慢性病，马淑义时常帮忙照看。
千家万户留脚印，药箱伴着泥土香。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马淑义走村串巷、治病救人的情景，永远定格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曾经，在那个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的年代，她给一个个紧张而不知所措的产妇带去的不是一件件冰冷的医疗器械，而是充满人情的温暖。和她一样的“赤脚医生”是我市医疗卫生服务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守护农村居民健康平安的重要力量，构成了那个年代一幅幅温馨而又生动的画面，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记者 段凤蓉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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