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酒流年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史学评论中，对王安石变法基本是否定的。如南宋大儒朱熹说王安石变法导致：群奸肆虐，流毒四海。南宋文人罗大经甚至这么评价王安石：“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直接把王安石当成了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并将其和“大汉奸”秦桧相提并论。对王安石变法的否定论调基本成了宋元明清各朝的官方定论。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大体有以下几点：

其一、中国传统史学对改革家都不太友好。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处于维护政权长期稳定的考虑，在政治上基本是保守的。提倡的是尊“孔孟之道”，强调遵循“祖制”。对历代的变法者，从商鞅到后来的张居正，评价都不高。像王安石这样能说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的改革者，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就是“离经叛道”“大逆不道”。

北宋政治家、改革家王安石

其二、王安石的变法确实存在不少弊端。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富国强兵”。但变法失败了，而且确实给社会经济和民生造成了一些损失。比如最著名的“青苗法”，本意是想把农民从民间高利贷者手里解放出来，同时实现国家财政的增收。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导致农民从国家那里借钱利息比高利贷还高利贷、原本一些没有贷款需求的，也强迫人家去贷款。这直接导致农民负担加大、甚至破产。王安石变法的这些弊端是客观存在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既有变法的超前性与社会现实的落后性差距过大，变法没有适应的土壤的因素，也有变法太变法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用人不当，政策执行不力的原因。总之王安石的变法使国库确实增收不少，但也引起了扰民、损民的后果。

其三、王安石变法导致了北宋末年的“党争”，从此北宋政治陷入“党争”的泥沼，朝廷上下党同伐异、官员之间搞站队、划线、不分青红皂白，政治上乌烟瘴气，直接导致内政紊乱。但我认为这一点不能全让王安石来背锅。变法过程中的有许多不同意见其实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但在中国古代，这样的问题往往会上升到道德层面的问题。一旦上升到道德层面的问题，那就是“君子”和“小人”的问题，就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于是就必须站队，必须划线，绝不妥协，这就导致的了“党争”。变法派在台上的时候确实为推进变法，控制舆论，对官场进行了大清洗，保守派被一律逐出朝廷。后来保守派上台，变本加厉，也搞一刀切，凡是变法派的政策不管实际好不好一律废除，变法派的人一律放逐。这一点保守派的首脑人物司马光要负很大的责任。正是他上台后搞所谓“拨乱反正”手段太极端、太绝对，直接导致了政坛的分裂。连当时属于保守派的苏轼都看不下去了，直呼司马光为“司马牛”。后来变法派又上台，依样画葫芦采取同样的报复措施。从此北宋政坛就一直没消停过，直至灭亡。这样的党争其实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种通病，不能赖在王安石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明朝的“党争”还是这样。一个具体的、技术层面的分歧，往往会被上升到“君子”“小人”的道德层面，导致水火不相容的“党派”，以致于内政崩溃。

闲看历史

王安石：我好感动！在头条上大多数人还是支持我的，看来再给我一个机会，我依然会选择变法……既然作为见证者，我本人说两句。我确实是有错误，我引进了不少小人，但是我确实是为了我的国家、人民和皇帝而奋斗的，我依然不后悔。

communist

北宋是我国在经历混乱的五代十国之后，又一个大一统王朝，虽然疆域面积在全盛时期只有460万平方公里，稳定的控制疆域约280万平方公里。

但是北宋的经济、文化、科技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巅峰，远超过了汉唐的繁荣，虽国土面积狭小，却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人口过亿的朝代。而且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达到了20%-25%。

但就是这样一个繁盛的王朝，却在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进攻下亡国，靖康之耻，徽钦二宗被掳北上，两宋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二亡于外族而非内乱的朝代。

现在关于北宋灭亡的主流观点

• 第一个观点——腐败亡国
  

北宋因为政治腐败导致最终的灭亡，这是最主流的认知，也可以视之为最主要的原因。腐败的政治导致北宋逐渐丧失了对辽、金的综合国力的优势。

著名宋史学者张邦炜就提出：“北宋绝非落后挨打，实因极度腐败而亡国”的观点，腐败使国家机器瘫痪，军队战力丧失。

• 第二个观点——守旧亡国
  

这个观点的产生基于王安石变法。主要认为，王安石变法未能进行到底，没有使社会得到彻底的革新，断送了北宋王朝改变积贫积弱的大好局面。

鲁迅先生是这一观点的代表，在《老调子已经唱完》中写道：“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

• 第三个观点——革新亡国
  

这个观点最早指的是蔡京变法，而不是王安石变法，虽然前者是后者变法的坚决拥护者。也是因为支持变法而得到快速升迁的，但是其变法的力度与后者不可同日而语。

这个观点也是在南宋中比较盛行的，毕竟要为亡国找找理由，但帽子不能扣在皇家身上，就找大臣呗。南宋中兴四贤相之首赵鼎曾言：“至崇宁初，蔡京托名绍述，尽祖安石之政，以致大祸。”

现在对于北宋灭亡的原因，观点有多种，除了上述的三种，还有比如国策的失误，不该联金灭辽等等，而且更多的考虑综合因素对北宋灭亡的影响。狼君认为的北宋灭亡的因素，分为以下几点。

第一点——腐败亡国

北宋晚期的社会腐败，导致北宋的最终灭亡，这是狼君认为的最主要的因素，最关键的因素。因为其他因素只是政治制度上的因素，不会过快过于直接的影响百姓，但政治腐败，却会实实在在的直接影响百姓。

北宋的腐败，是从上到下深入骨髓的腐败。宋徽宗本人就是一个昏君，在吃喝玩乐上的确“造诣颇高”，但是在治国之术上，却尽显昏聩无能。

宋徽宗本人吃喝玩乐，还任用一批和他臭味相同的奸佞大臣，国家高层全部是投机分子，真才实学没有一分，吃喝玩乐却花样百出。

对于这些臭味相投的王公大臣，宋徽宗以为挚友，推心置腹的信任，使得这帮亲信大臣无所顾忌，大肆敛财，发展党羽，无度挥霍，使北宋进入了最黑暗的历史时期，渐渐失去了立国的群众基础。

第二点——挥霍亡国

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也初显成果，为北宋王朝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财富。可这辛辛苦苦攒下的国库，却成了宋徽宗挥霍的资本。

身边有一帮投机倒把的大臣恭维，宋徽宗的小日子必须过的舒舒服服的，每天玩乐享受，升级一下皇宫也是应该的嘛，于是北宋末年便开始大兴土木。

皇家修园子，那么各级经手的大臣，不层层扒皮喝点血，敛一波财，都对不起自己费尽力气爬上的高位。

仅仅为了给园子搜集装饰所用奇花异石，就专门在苏州设应奉局，由于为皇家办皇上最上心的事儿，应奉局得以为霸一方，成为“小朝廷”。

民间的财富，被各级官僚以各种借口搜刮殆尽，百姓不少因此家破人亡，这也是方腊起义的重大原因。而类似为满足宋徽宗挥霍而搜刮民财的事，数不胜数。

第三点——变法亡国

这里指的变法亡国，并非指坚持新法或是坚持旧法，而是指一会坚持新法，一会坚持旧法。虽然在统治高层看来，只是一个会议在下达一个命令的事。

但是到了下面具体执行的各基层官府和普通百姓，却是一件劳神伤财又耗时间的事情。可是北宋末年这一个时间段，却新法旧法来回变换，使社会失稳。

变法政策不能稳定执行最大的因素就是宋朝的党争，党争历朝历代皆有，且都对王朝覆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北宋的党争更是波及面广，持续时间长。

在前期的党争，如熙丰党争、元祐更化等，虽然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但是两党主要是政见之争，出发点都是为了国好，只不过是对于新法好还是旧法好的争论。

但是到了宋徽宗时期，任用的蔡京等人，不再是以变法或守旧法谋国强，而是以变不变法来逢迎圣上，变法和党争不再是为国，而是为己。

宋徽宗时代的变法，失去了变法为国家谋富强的根本利益，更多时候像是装装样子，然后一群大臣逢迎，连带着以利益为目的的党争，整个国家混乱不堪。

第四点——体制亡国

这一点也是说的最多的一点，都认为宋朝的制度有些矫枉过正，虽然是防武将权力过大威胁皇权，将一系列军权都收归到皇帝手中，并实行募兵制。

宋太祖在这一点上认为：“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叛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

但是过度收归军权这样的做法，使得北宋的军力过于孱弱，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极大地削弱了军队，这样的军队何来战斗力杀敌卫国。

而募兵制，在饥荒之年，大量招募饥民参军，是解决了饥民生变的问题，但是这样的军队军心涣散，以混口饭吃为目的的士兵大有人在，导致军队战斗力孱弱。

《水浒传》中的林冲就能表现上面的两个问题。兵将分离制度，林冲只是一个教头，就是教士兵习武，职位低也没有什么权利，空有一个噱头。

而一号称八十万禁军，就想着宋朝有都少的兵力，光禁军就有八十万。实际上宋朝的军队几乎都是禁军，而且募兵制导致的兵多而不精的现象严重。

以上就是狼君个人认为的导致北宋最后灭亡的原因，是一个多方面原因的综合，腐败是最主要的原因，在此之上又滋生出了各种不利因素，最终各种原因相互作用，外族入侵的最后一击，使北宋走向灭亡。

狼君历史

这是南宋主流看法，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

从王安石变法说起

王安石的变法可谓是大刀阔斧，非常激进，自然导致了很多人的反对。

反对派里也有很有分量的人物，比如司马光，这就形成了两派的政治对立。这里我们简称为变法派和反对派。

因为有宋神宗的鼎力支持，变法得以推行，反对派失势。神宗死后，反对派推翻了变法，恢复旧政。

所谓党政，就像跷跷板一样，一上必有一下。

再后来，司马光等反对派倒台，掌权的又回到变法一派。是王安石变法时一手提拔上来的骨干，蔡京等人。

北宋灭亡的直接原因是蔡京变法

蔡京掌舵后，回归了变法路线。

虽然都是变法，虽然王安石和蔡京可以说是同出一脉，但这两次变法不可同日而语。

王安石的变法，目的是改善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结果上来讲，也确实增加了国家财政。

而蔡京所谓的变法，只是一个政治标签。他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提拔亲信，排除异己，在他统治期间政治黑暗，国家越来越贫越来越弱，最终金军南下，北宋灭亡。

南宋人怎么看待变法

回到问题，为什么会认为王安石是导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因为北宋灭亡的直接原因是蔡京变法，所以南宋人极度厌恶蔡京，也厌恶变法，这种感情继而波及到了变法先驱、同时和蔡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王安石。

可以说是，王安石被蔡京“连坐”了。

南宋初年就有反对派大臣提出了这种看法，当时的政治情形也确实需要检讨北宋覆灭的深层原因，最终宋高宗也表示了认可。

于是，王安石变法在南宋被定性了。

民国以来不断有学者为王安石翻案，著名的有梁启超、胡适等人。现在对王安石变法本身褒贬参半，但没有人再说北宋灭亡是源于此了。

节墨JM

事实上王安石的出山是当时满朝文武所期待的结果，以致于在王安石还在当地方官时朝中就已出现“介甫（王安石的字）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至”的言论。这种言论甚至也蔓延到了东京汴梁的平民百姓中间，也就是说在王安石被调到中央担任高官之前他的人品才华已得到朝野的公认。人们之所以对王安石满怀期待首先是因为这时改革已成为朝野的共识：军事上宋朝的军队从宋太祖开国之初的22万一直膨胀到宋英宗年间的116.2万，这一规模甚至在千年后的今天也能排到世界第四。然而宋军空有庞大的规模，却没什么战斗力可言：在契丹人的军事压力之下收复燕云十六州一事始终无法实现，宋太宗曾为此御驾亲征，却在高粱河之战中遭遇惨败，从此宋军就患上了恐辽症。令宋朝蒙羞的不只是面对契丹时表现出来的军事上劣势：唐代的静海军节度使利用五代十国的割据混战局面脱离中原王朝的管辖，后来逐渐演化为今天的越南，宋朝在南征失利后正式册封越南黎朝君主为交趾郡王，以此承认越南是自治的藩属国而不再是中国直接统辖的领土，独立后的越南曾于1014年、1022年、1028年、1036年、1058年、1059年和1060年多次深入宋境并曾攻破宋朝的钦州城，而此时的宋朝却因疲于应付来自契丹的军事压力而没进行任何自卫反击的举动。由党项族建立的夏州李氏政权尽管在宋初曾一度臣服于宋朝，却没像内地节度使一样削夺权力，这为其后来建立西夏国奠定了基础——1036年李元昊吞并了名义上臣服于宋朝的河西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政权，1038年李元昊公然称帝，为此宋军在名臣韩琦主持下远征西夏，结果却在好水川全军覆没。就是这么一支没什么战斗力可言的军队却需要北宋王朝花费巨额开支去供养：北宋军队的开支总额高的4800万多，这占当时全部财政收入的5/6左右。毫无战斗力却耗费巨资的军队构成了一直困扰这个王朝而对冗兵问题，而另一个困扰北宋王朝的问题则是冗官——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来宋王朝始终坚持对官员的高福利待遇，试图以此换取他们的忠诚和清廉。然而在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国策之下宋朝的行政效率极为地下，位居高位的元老大臣们尸位素餐。由冗兵和冗官导致的结果就是：北宋王朝的全部财政收入用来养兵养官仍嫌不足。

就在宋军于好水川之战遭遇惨败的八年之后宋英宗赵曙的长子赵顼诞生了，又过了20年之后赵顼成为了北宋王朝第六代皇帝。和之前倾向于保守的历代北宋帝王所不同的是：这位年轻的皇帝在登基之初就把恢复汉唐旧疆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为此他在继位三天之后就视察了国库，试图以此了解自己能筹措到多少军费，然而这次视察却使他大为震惊——因为视察的结果是“百年之积，唯存空簿”。事实证明北宋王朝已然到了改革不可的地步，剩下的问题是怎么改？由谁出头组织领导改革？其实在赵顼起用王安石推行变法之前各地官员已在展开自发的改革：陕西转运使李参制定的陕西青苗钱例其实就是日后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的原型；两浙转运使李复圭、知明州事钱公辅、越州通判张诜等人则对衙门赋役制度进行了改革，这成为了日后免役法的先声......与此同时还在当地方官的王安石已在他的辖区内推行自己的改革理念：早在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王安石在担任鄞县知县时就遍访境内14个乡，组织百姓在农闲时节疏浚河道、修筑堤堰，他还在青黄不接之时把县里的存粮借给贫困民户，约定秋后偿还。王安石在任职地方时当地取得了粮食大丰收，同时当地的书院学校也得到了大力发展，出现学术繁荣的现象。随着他在北宋官场上名声越来越大之后朝廷一度将其调到中央担任集贤校理、群牧判官等职务，然而这些职务都有一个共同点——虽然位高名显，但基本都属于文化学术类工作，然而王安石在担任这些职务之时仍念念不忘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张，后来更是为贯彻自己的改革主张不惜辞去显望的京官职务，重新回到地方任职。王安石此举在当时那些尸位素餐饱食终日的元老大臣看来无疑相当另类，而对那些有志于改革的人士而言：这件事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志在恢复汉唐旧疆的赵顼登基后很快就听到了朝中改革派人士对王安石的赞誉之声，于是在他的支持下北宋王朝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法。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是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现象，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为此王安石在农业、商业、军事等各领域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农业领域陆续推出了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王安石试图通过这些措施查出被豪强富户隐瞒的土地，从而充实国家税款，同时通过在青黄不接之时由政府出面提供低息贷款既解决农民被高利贷盘剥之苦，又充实国家财政，从而实现他所谓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在商业领域制订了均输法和市易法，以此打破市场垄断、平稳物价。在军事领域实行保甲法和保马法，试图以此增强宋军的战斗力和解决战马来源问题。王安石变法在其早期阶段还是取得了一定效果的——通过利用政府干预货币调控等措施从改善财政收支状况入手，从而基本达成了变法的”富国“目的，而在”富国“的基础之上又推行了一系列强兵举措：熙宁年间北宋政府的年收入一度达到5060万贯，单是诸路的常平、免役、坊场、河渡等钱粟就足够使用二十年。元丰元年（1078年）宋神宗将新政中各项盈余收入作为日后北伐的资金全部统一收归朝廷，此举使他收获的自己装满了32库。五年后他又这么操作了一波，结果得钱20库。在朝廷资金充裕的基础上北宋王朝进行了军事改革，正是在这一时期在宰相王安石的支持下由王韶主持了宋朝唯一的对外开疆拓土行动——熙河开边，成功开拓了河湟地区，这次行动只开边三千里，远远无法和汉唐时期国威远播漠北、西域相提并论，但已是有宋一代唯一的开边之举，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变法的成效。

从王安石的变法理念而言不可谓不先进——这从他与司马光的争议即可看出：在正式变法之前王安石和司马光曾当着宋神宗的面发生争执。司马光认为：天地所生的财货只有定数，不再民间就在公家，所谓善理财者无非不过是巧立名目行搜刮之举；王安石则认为：善理财者完全可以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很显然以我们现在的观念来看：司马光的认识过于肤浅迂腐——天地所生财货只有定数吗？我们只要对比一下几十年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现在的变化就不难得出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事实上财富可以创造和增长，况且即使已是定数也完全可以通过种种方式改进分配和流通放佛，从而加快财富的流通速度，实现更有效率的分配。早在一千多年王安石就已意识到通过利用政府投资加快货币流通速度实现财富增值的办法这不可谓不超前，然而王安石变法的关键症结也在于此——过于超前。中国古代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小农社会，在这种社会状态下财富的增值是极为缓慢的，因此当时的财富不可能出现像现代社会这样呈几何倍数的增长，就此而言：司马光的分析也不能说是毫无道理的——至少在短期内人们是感觉不到自身财富的增长的。

过去有的说法认为王安石过于书生意气，缺乏对实际情况的了解，这当然并没说错。然而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王安石在为相之前曾有过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事实上他的改革措施很多都是在其地方官生涯内实践过并取得过成效的。问题在于：王安石在当地方官时凡事都是亲力亲为的，因此他可以直接看到最底层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情况，从而根据具体实际情况调整自己的政策。然而作为宰相的王安石是不可能具体看到不同地区千差万别的情况的，而在具体的变法过程中王安石过于急功近利的心态又促使他盲目给手下的官吏下指标任务。本来青苗法的制定是为解决农民被高利贷盘剥之苦，同时充实国家财政；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地方官为追求政绩就采用强制配发贷款的模式——无论是否需要借贷的农户都被强迫必须借贷，而在这一过程中当地官员又趁机从中克扣盘剥，就使本来是为解决高利盘剥问题的青苗法最终反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此时身在京城的王安石再也不可能像他当地方官时那样去倾听来自民间的声音了，尽管他本人的人品无可指责，尽管他怀着一片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朝廷党争激烈的情况下他的用人政策完全就是任人唯亲——谁拥护新法就用谁，反之就贬黜谁。一时间无数为升官发财不择手段的阴险小人纷纷投奔王安石门下，新法在这些人手中逐渐成为祸国殃民之物。曾有人向王安石吹嘘能排干八百里梁山水泊，从而增加八百亩良田。王安石听了还大喜，结果猛然一想又问道：”排掉的水怎么办？“谁知那人竟回答：”在旁边再挖一个八百里大湖就可以装下了“。也不知当时有多少这种吹牛拍马之人曾得到重用。

事实上在王安石的反对者中不乏主张改革的人士，这些人只是觉得变法走得太快，不利于社会稳定，因此对其中一些较为激进的措施持反对态度——苏轼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他曾为变法的得失与王安石辩论过，然而不仅无助于修正变法过程中的过失，连他自己也被贬外放。当王安石变法最大的支持者宋神宗赵顼死后司马光集结起新法的反对者在短时间内将新法尽数废除，然而这并没停止北宋王朝新旧两党之间的争执，可以说自神宗年间新旧两党争执从神宗年间开始以来历经哲宗、徽宗、钦宗三朝从未中断过，在激烈的党争之中新旧制度的弊端都被无限放大，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最终拖垮北宋的并非王安石的新法，也并非司马光的旧法，而是激烈的党争。事实上新旧两法各有优劣，然而在当时的状态下已没人认真思考新旧两法各自的可取之处，整个国家被党争撕裂，从而难以形成合力。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靖康元年（1126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这天北宋都城东京汴梁被金兵攻破，徽、钦二帝及北宋皇室、大臣被金兵掳掠北上，至此已持续数十年的新旧党争终于以惨烈的形式画上句号。好不容易在靖康之变中虎口逃生的宋高宗赵构不得不就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作出解释：到底谁该为北宋的灭亡承担责任？事实上真正导致北宋灭亡的原因并非王安石变法，而恰恰是在守内虚外、强干弱枝这一祖制之下宋朝政府和军队的低效率，当然不能否认的是自神宗朝以来数十年的新旧党争进一步削弱了宋朝政府的行政效率。然而对赵构君臣而言：他们不敢承认宋王朝的体制存在根本性缺陷，那么就有必要找出一个替罪羊来。很显然尽管王安石变法的本意是富国强兵，然而怀着这一良好初衷的王安石变法却开启了北宋政坛数十年党争的序幕，无疑王安石是最适合扮演替罪羊角色的。通过对王安石的攻讦使赵构君臣得以否定宋王朝存在根本性体制缺陷这一事实，于是对王安石的攻击迅速增加：当初王安石的政敌们所针对的只是新法的某些具体措施，却从没指责过王安石人品有问题，恰恰相反包括苏轼等人在内都对王安石的人品称赞有加；然而到了南宋王安石的形象变成了一个大奸似忠的佞臣。

鸿鹄高飞一举万里

一个朝代的没落有其自身不可替代的原因，但也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一些外在因子会加速其没落的进程的。王安石的改革就是这个典型实例。

从史书与一些野史综合来看，当时的北宋朝廷已经接近了崩溃的边缘，大概是因为腐败严重而致使中央财政陷入了危机。这时的王安石的改革进言的到来当时的皇帝首肯，于是把他提升到了丞相，以让他顺利进行改革——史称“王安石变法”。从这次的改革运动来分析，王安石所提出的一整套措施，并非如何提高民众收入，来扩大国家财税源，而是一昧地把一些有收入来源的多行业归为中央管理或经营，并为此设立国家金融，强行各地实施让农民贷款。其结果造成了寡头与腐败的大量发生，加速了全国经济的崩溃。

由此后来有人总结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越是集中于少数寡头之中，也就是垄断经营越明显，这个国家离崩溃就越近了。

由此可知，王安石虽然是在进行改革的努力，但终究是不得其法，也非其时，是朝推动北宋灭亡的道路上使劲的哟，属于好心办坏事了。

上坪农夫

可以肯定地说，北宋灭亡，决不是因为王安石变法。而是相反，是因为没有坚持王安石变化。

如果坚持王安石变化，北宋不会亡国。

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是富国强兵。主要内容是一

一，青苗法。保护和发展农业生产。

二，农田水利法。政府鼓励地方兴修水利，开垦荒地。

三，免役法。官府各种差役，民户不再自己服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服役。民户按贫富等级，交纳免役钱，原来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交钱。这样即增加了官府收入，也减轻了农民的劳役负担。

四，方田均税法。为了防止大地主兼并土地，核实土地数目，按土地多少，肥薄收税。

五，保甲法。政府把农民按住户组织起来，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家里有两个成年以上男子，抽一个当保丁，农闲练兵，战时编入军队打仗。

王安石的变法对巩固宋王朝统治，增加国家收入和国防力量，起了很大的作用。国家逐渐富强起来。

可是，变法严重触犯了贵族和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了许多朝臣和贵族皇亲的强烈反对。其代表人物是司马光。正赶那年河北闹旱灾，出现了农民逃难的情况。反对派群起借此攻击王安石。原来支持变法的宋神宗也发生了动摇。王安石被迫辞去宰相职务。

神宗死后，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上台，将新法不分好坏全部废除。变法彻底失败。

欢迎点评。

夕阳晚霞

为什么史书上说王安石是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

首先史书是以司马光为首的士族官僚阶层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编写的，他们为了自已阶层的利益，对王安石当然是极尽攻击污蔑之能是！

其次史官是代代传承，对上一辈的传统说法予以肯定。

其三因为王安石动了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土豪劣绅的蛋糕，断了他们的财路，当然遭到上下统治阶级一至的反对！

其四对于国家的失败，史官们一定要找一个替罪羊，而王安石正好带上这个帽子，把责任往他头上一安，皇帝和官僚系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对其它想改革动他们奶酪的人也是一个警告！

其五用现在的观点看，王安石变法有点操之过急，对反对派的反扑和制度的制约考虑不周，某些改革措施确实有扰民倾向，措施不到位，让对方抓到了把柄，而后来者打着王安石变法的旗号行私利和报复对方的手段，使改革变相的变成了王安石的罪证！

历史性改革，无非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颠覆性的革命，把旧的制度统统打倒，创立一种新的制度，从根夲上改变社会分配系统，如商鞅变革。另一种是在体制内变革，这就要困难的多，大多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无非是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当改革领袖人物一旦离世，既得利益集团会疯狂反扑，以至改革功败垂成！

例如商鞅变法：一加强专制统治，先施行“相坐法”。二奖励军功，禁止私斗。三奖励耕织，惩戒懒惰。四重农抑商增加粮食储备。五开垦荒田，增加税收。六平均纳税，以田计算。七并乡为县，中央集权。八统一计量，便于管理。九发展水利，方便交通。十迁都咸阳占据地利。当然这是那时的措施，当然有局限性，但却大大提高了秦国在列国中的地位，由于是颠覆性的制度性变法，虽然秦孝公一死，商鞅被车裂，但商鞅创造的制度性改革却流传了下来，为秦国统一全国提供了制度性法律，这也是秦律的初始版本。

西汉文帝，景帝时的贾谊，晁错同商鞅的主张大同小异，主张削弱诸候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即政治上削藩，经济上励民耕，减赋税，广积粮，富人纳粮受爵，用库粮平抑物价，取有余，补不足。结果，贾谊被贬，晁错被腰斩。虽然他们为改革付出了代价，但这些主张还是被后代使用，在平息七国之乱后，汉武帝还是借鉴晁错的办法用推恩令支解了诸侯，改革措施反而加强了。

唐朝中期唐玄宗时期宰相姚崇，提出重用人才，严格法纪，禁止宦官干政，不许外戚专权，废除杂税，大开言路。等十项措施。在三十年中唐朝的实力大幅提升后世称“开元盛世”可惜后期被玄宗破坏了。

现在我们说一说王安石。

王安石（1021一1086）享年65岁，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小官僚家庭出身，21岁时考中进士，初官至舒州通判，群牧判官，嘉佑三年（1058）年上万言书，受到神宗重视，累次加官至宰相，当时豪绅大户，皇亲国戚，商豪大贾，疯狂兼并土地，中小地主破产，民不聊生，迫使农民造反，北方辽族，西北部西夏，大举入侵，内外矛盾到了崩溃的边缘。王安石提出的口号是：“变风俗，立法度”，富国强兵。其措施是：“制置三司条例司”受皇帝任命的财政经济部门即户部，度支，盐铁！在一系例法律中有均输，青苗，农田水利，方田均税，免役，市易，保甲，将兵等一系列新法！总的原则是由政府出钱出面，将钱贷给农民，不允许民间借贷，机会均等，利益均沾，多地多交税，鼓励商业，增加商品流动，丈量土地，按土地厚薄好坏交税，在强兵上，“消募兵骄志，省养兵财费”采用保甲之法，保甲法规定，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每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作保了，在农闲时集训，平时负责巡查，维持治安。将兵法是专门负责轮流训练戌守军队，派武艺精良之人训练之！公元1076年全国已训练保丁700万人！国家开始强盛起来！

公元1086年宋神宗病死，哲宗赵煦上台，司马光被起用为宰相，推翻了宋神宗，王安石制定的一切变法革新措施，王安石抱恨而亡，改革失败，守旧派疯狂反扑，加速了土地兼并，贪污腐化，卖官弼爵，土族大豪为所欲为，土匪恶霸横行乡里，我们在《水浒传》中看到的宋微宗，蔡京，高俅，梁中书，祝家庄的三霸，高衙内，陆兼，蒋门神，西门庆，等人就是当时真实的写照！当时的北宋早己是风雨飘摇的破庙了，一场风暴来临自然轰然倒堨，因此当金人南侵，百姓并不抵抗，是恨透了这些贪官污吏，土匪恶霸，士族大家，豪强劣绅，富豪大贾了。你说北宋的灭亡与王安石有什么关系？

狼烟一九三一

分析一下北宋灭亡与王安石变法之间的关系

一、我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至少，我自己认为我是。

二、我认为历史可能90%以上是假的，至少，历史很大程度上是根据需要编写的。

三、一个昏君的灭亡，根本原因和主要原因，在于他自身，而不能归因于女祸、奸臣（女祸、奸臣的产生，是因为昏君的出现，而不是相反。这里的因与果的关系不能搞反）。但是，一个王朝的灭亡，又不是仅仅因为一个昏君出现，就导致了灭亡。

一个王朝的立国者，多为雄才大略。新王朝建立之后，必然要借鉴前朝灭亡的教训，制定一系列安邦定国的大计。象如何安民，如何立君，如何选择大臣等，都有一系列成法与规定。

也就是说，即使有昏君出现，也让他做不成昏君；即使有奸臣出现，也让他做不成奸臣。

以上是开始分析的前提。

攻击请攻击以上前提。前提错了，文章也就不成立。

北宋到了王安石时代，遇到了很多困难。

皇帝很年轻，想有所作为。

王安石认为得变法。

司马法认为不能变法。

就这个情形分析，很显然，王安石更容易得到想有所作为的年轻皇帝的支持。

王安石变法的根本思路是，不需要做大增量，只需要进行存量调整，由不会“理财”变得会“理财”，就可富国强兵。

司马光则认为，这是胡搞。世事艰难时时都可能遇到，但只要坚持千百年来已证明行之有效的“道”，就可以应对世事的波动。不能因一时的波动而更改万世之良法。

王安石与司马光两派势不两立，今天你来搞一搞，明天他来搞一搞。

后来，皇帝更替为宋徽宗，当皇帝时也很年轻。

慢慢地，王安石变法派的重要人物蔡京得到了宋徽宗的重用，司马光派遭到大清洗。于是变法大行其道。

只可惜，历史证明，宋徽宗是个大大的昏君，蔡京之流是大大的奸臣。

大昏君遇到大奸臣，又坚决进行变法，真是国家不灭亡都不可能。

后来，徽宋的儿子赵构做了南宋的皇帝，大臣如秦桧也不能说他不奸，国家之弱不能比北宋，金国并了辽、北宋后不能不说更强大，但终金国之世，不能灭了南宋。为什么？

南宋不再搞王安石变法，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为什么王安石变法会与北宋灭亡有这么大的关系呢？

王安石变法被称为“三不足”变法，他们明确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王安石变法到底如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这里不做评论。

但有一点应明确，即使在当世，也有司马光等大家坚决反对。后世对它的完全肯定，是不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需要讨论。

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一法宝传到了宋徽宗、蔡京之流手里时，我们可以想见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宋徽宗与蔡京之流用他们的穷奢极欲，向后人们宣示了什么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历代开国之君，他们往往出身民间，尝遍、闻遍人间疾苦。他们能成为一代雄主，说明他们都有雄才大略。

他们建立国家后，借鉴前朝亡国经验，他们不可能不想到，他们锦衣玉食的后代，很可能一代不如一代，甚至就是昏君辈出。

如何保持富贵延续，他们必定要制定一些祖宗之法，做不到“祖宗之法”的皇帝，是不称职的皇帝，是要被替换的。

如果出来了一个三不足变法，“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那后辈昏君一定是极为欢迎的。

如此以来，昏君与奸臣还会怕什么？

尽情地胡作非为、穷奢极欲好了。

昏君与奸臣们怎会不大力支持“三不足”变法呢？

如此以来，国家不是发生农民暴动，就是被外族灭国。

因此，北宋的灭亡很可能与王安石变法关系很大。

世界上相互联系的，因此，得出这个结论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

世界又是多角度有，因此，这个结论又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是片面的、不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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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北宋的灭亡不能只归罪于王安石，相反，王安石为北宋至少延寿了30年。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北宋著名文学家，改革家。他历经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五位君主。他领导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之一----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

当时正是北宋中期，北宋面临冗官，冗兵，冗费以及积贫，积弱的局面。

政治上，一官多职，官员常常互相推诿，办事效率低下；

军事上，强干弱枝，有一百多万的中央禁军，而边防则十分虚弱,军队战斗力低下，军备废弛

经济上，官僚队伍和军队庞大，造成财政的巨大负担，而地方上，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富豪常常逃避交税，更加重了财政的负担，王安石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担起了变法的重任。

“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他的改革思想是十分先进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他充分意识到了“开源”的重要性，主张发展生产，提高生产力，从而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在经济方面，他推行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输法；军事方面，他整顿军队，并推行保甲法，保马法，军器监法；文化上，他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主编《三经新义》为新教科书，强调经世致用……

这些做法在经济上,促进了农业,商业的发展,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神宗年间,国库收入可供国家二十年的财政支出,彻底扭转了北宋长期以来的”积弱”局面;而军事上,改善了武器的质量,裁减了许多战斗力低下的士兵,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文化上,为国家招揽了许多使用的人才,提高了官员的质量.

变法的成就既然如此之大,为何王安石还是被诬陷为北宋灭亡的罪人呢?

第一,变法推行的过急过快,超出了当时社会的承受能力

在1069(熙宁二年)年到1073(熙宁六年)年的短短四年间,王安石颁布了大量的改革措施,超出了社会的承受能力.这是其改革受到时人诟病的原因之一.反观我国今日的改革开放,这是经过40年循序渐进的结果,可见,改革操之过急是十分危险的

第二,用人不当,导致改革措施执行出错

他的用人原则是只要支持新法,就可以被任用.他所任用的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大多表面上支持新法,实际上心怀鬼胎,甚至歪曲新法的原意,再加之地方官员贪图私利,歪曲新法,导致民众负担增加,民怨沸腾,为改革增加了大量的阻力.

第三,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激烈的反对

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触犯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他的改革遭到了以司马光、韩维、文彦博、欧阳修、富弼、韩琦、范缜、苏轼等人为首的保守派的反对,大大增加了新法推行的难度.

第四,最高统治者的动摇

商鞅变法有秦孝公的坚定支持,张居正变法时,皇帝年幼,他独揽大权,改革自然很顺利. 宋神宗本来是坚定地支持王安石变法的,但是由于太后以及许多大臣的反对,宋神宗最终动摇了,这是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

正是这些阻力导致了变法的失败,而哲宗时期,司马光当政时,新法几乎全被废掉,变法演变为朋党相争的工具.变法虽然失败了,但王安石的改革成果有一部分(水利工程,财政收入,军队战力)被保留了下来,至少为北宋延长了30年的寿命, 而史书中说王安石是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只是保守派的夸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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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变法 之罪 北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