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王人博以“业余者”身份展开了一场文化漫谈。
书中不乏金句，例如：“‘听故事’的最佳效果是某种顿悟，一种‘啊哈’式的经验”。
再例如：“艺术家都长了一颗欠揍的心，这是不便说的事实”。
下文摘选书中关于艺术文学和文化现象的探讨，读完定会颇有收获。
《业余者说》
王人博 | 著
新民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业余者”的信条是：“自己就是自己，没有代表也不代表任何人。”
屈指一算，迄今已在法学的讲台上站了33年。学生一茬茬走，又一茬茬来，来去之间，我自己也老了。
除了授课，我也喜欢胡乱的阅读和思考，倒不单纯为了备课、做研究，也是为了打发时间。读书思考是抵抗因长期上课而形成的习惯性惓怠的最好方法。而且，一个教书人如果自己不读书，心里也会多少有些不踏实。由于阅读思考的范围总是大于讲授的课程，所以也就把阅读和思考的东西不自觉地塞进了课堂。这种授课方式从负面讲，是超出课程的离题，从正面说，也可叫拓宽视野；关键是分寸。
事实上，走出校门多年的学生能记住的，未必是某个老师讲的那门课的内容，而往往是课外的话。前几天与几个年轻的朋友聚会，其中的一位我并不认识。他现在是博士生，专程而来示谢，为我的一句话曾给他大学四年学习带来的启悟。那本是我书中无关专业的一句平常话：“我不厌恶敌人的‘常胜将军’，却憎恨一个只知杀戮的士兵。”这只能说，话语的影响力因人而异，同样一句话，有的听后无动于衷，有的则念念不忘。
课堂上，我也会穿插给学生推荐电影和音乐，以及与课程关系不大的著作，读到一本好书总想与他们分享。这也反映出专业规范与散逸性阅读的冲突。学科的厚墙有时安放不了思维的自由，而任何超出自己专业之外的书写都是业余。专家与业余者的区别，除了高下，还在于进入问题的方式：前者重视技术规范和理性，后者投放的是身心和感情。业余者缺少的是学科规训，而拥有的是真诚。这个答问录就是一个业余者呈现的一种真诚的知识样态。
现代性带来了学科之间的严格分野，专业化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结果一方面使每一门学问都成了科学，另一方面也使得不同学科之间筑起一堵堵厚墙，各自都自觉把智慧的触角龟缩在墙内，对墙外的任何事物都克制好奇心，并保持着一种专业的冷漠。而现代的国家也越来越依赖这类智库型（think tank）专家为其服务，越来越不需要一般性的“学者”或“知识分子”的智性实践。
爱德华・萨义德（ Edward Said，或译成赛义徳，1935－2003）说：“要维持知识分子相对独立，就态度而言，业余者比专业人士更好。”这里的“相对独立”也可以这样理解：知识分子并不依赖专业而存在，他／她首先是个以“智”为业的人，“求智”便是其人生目标。以智为业就无须选择专业立场，有一个“智性”的视角就够了。
“业余者”在严格分工的语境里并不是个好词，带有“门外汉”（ layman）的贬义，但在知识分子意义上，“业余者”却是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除了忠于自己因读书而获得的智识之外，任何立场都与他无关。“业余者”的信条是：“自己就是自己，没有代表也不代表任何人。”
除此之外，“旁观者清”这句俗语或许还是有效的，不同的知识背景和视角都蕴含了自身的智性和眼界，“取长补短”这个老词或许仍有价值。
王人博
2017年5月30日于寓所
壹
越是孤独，就越会想起鲁迅
我们在这个现代性的世界里，已经习惯了热闹的孤寂。我们通常不愿意与人说心里话，总想用现代性的技术把自己的心包裹起来，所以发明了“闺蜜”这个词。
“闺蜜”通常不是分享秘密的快乐和分担失意的忧伤，而是用现代的科技工具呈现自己的靓影和那些即将进食的食物图片，由此换取的不是双方的心里话，而是一个带有心形的符号。
现代人的交流被改写为“聚会”，多是在饭桌上。觥筹交错间，带着醉意、吵吵嚷嚷地互相吹捧，说着彼此都听过的笑话，然后假装地哈哈大笑。越是热闹，心就越孤寂，于是回到了家里。
家也在无意中被改变了。各种电器嵌人家的空间，成为家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改变着家的交往方式。人们越来越在意家具的摆放位置，电器和家具如影随形，无处不在。电视一般被摆放在客厅里，家人即便坐在一起，谈论的对象主要是电视的画面，而不是各自的心情。与电视相比，手机则成了真正的家庭成员。它不停地被更换，目的是为了让人与自己真正的亲人疏远。电器的嵌入成了家的一堵隔墙，在墙的两侧，人们变得沉默寡言。丧失了经验交流能力，人会变得孤独。
对我而言，越是孤独，就越会想起鲁迅。特别是在深夜，想点上一根烟，与他对坐把盏，看一看他看过的风景：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进行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
——鲁迅《“这也是生活”》
贰
我总觉得，中国人有着更多的乡愁
不知是因了人种还是文化，也许可能源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困苦多，愁绪就多。看看中国古今的乡愁诗有多少就知道，似乎中国人自古以来，天天都在想家。
乡愁，俗称想家，大致的意思是说，在家乡长大的孩子因故去了别处，也许只是一个时段，也许是一辈子，也许去的是外省、外地，也许就老死在异国他乡——这种长时间的离开故土而生活在别处所产生的一种心理和情绪。
乡愁针对的是自己童年生活的地方，与现居地的距离远近有关，但这不是决定性的联系。对一个农村孩子而言，他成年后生活在县城也可能存有乡愁，即思念自己的村子，想念自己的童年伙伴，追忆永远逝去的那段童年时光等等；乡愁更多的是用在漂泊海外的游子，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故乡）的一种眷恋之情。
一个人置身于并不熟悉的环境，因为肤色、语言、思维方式以及生活习惯等差异，即便在此生活很久也很难真正融入进去，这种情形就容易产生乡愁。“融入”是一种相互认同的过程，除了自己对新环境的认知之外，还受来自“本地（国）人”对自己态度的影响。“融入”是一种心理感知，与别人客观上判断的“混得好不好”关系不大。居处于异乡又感到无法融入，这种状态像是“流亡”，无根，没有确定性的漂移，人在路上，心却留在了原地。这种异己性的存在状态会强化对自己出生地的心理依赖。
对一个国外移居者而言，对故乡的心理依赖也会把“出生地”放大为整个族群，即一个被称作“祖国”的共同体。“祖国”能唤起亲近感，使人感到温暖。乡愁会让人产生对故乡和祖国的归属感。
弎
虚构的艺术
“文艺的本质是虚构，其底子在小说；学术的本质是阐释，其底子在史学”。
“虚构”在这里并不是“不真实”的意思，而是指艺术的特性。任何艺术都可能指向客观真实，但它自己却不是这一对象本身，而是表达对象的一种方法。
对艺术而言，“虚构”作为表达方法则是真实的。警如，作为电影艺术重要一种的纪录片，其本质也不在记录”，而是带有虚构性质的一种塑造。“纪录片”的风格可能是纪实性的，但它并不是客观对象的“纪实”，而是一个“被拍出来”的对象。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摄影机和剪辑。
摄影机是这样一种东西：“……借助它上升和下降，插入或隔离，延伸或加速，放大或缩小等等机能而介人进来。摄影机把我们带入无意识的视觉，犹如精神分析把我们领进无意识的冲动。”而“慢镜头也不仅仅是呈现运动的为人熟知的特性，而是在里面揭示出一种全然不为人知的东西，‘它与快速运动十分不同，它制造出一种它独有的滑翔、漂浮、超自然的运动效果’”。
《红高粱》剧照
电影还有一个特质就是画面的急速流动性。这与绘画艺术的画布不同：“绘画呼唤观看者凝神注视；面对画布，观看者能够在自己的联想中放弃自己。而在电影画框前他就不能这样。一个画面刚刚等到被他的眼睛抓住就已经变成了另个画面。它不能被人捕获。”
其结果就是，“在观看这些形象时，观看者的联想过程被这些形象不停的、突然的变化打断了”。本雅明将其称为电影的“震惊效果”。引起震惊是所有电影艺术的追求，纪录片也不例外。
在纪录片中，摄影机通过不同角度和各种拍摄技巧以及不同镜头的运用，对拍摄对象加以捶打和穿刺，再通过把个别镜头与其他镜头加以剪辑拼接，就可以达到重塑客观真实的效果。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摄影艺术。对此，只要记住一点就行：所有的影像都是人为的，它在复制的同时也在再造景观。
肆
学术想象与艺术想象
艺术来自于事物间的相似性联想，是想象力的显现；而学术则更偏向于事物的差异性思考，注重的是判断力。它们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智力活动。
与艺术相比，学术缺少了“美”所带来的趣味性，但它把自己的热情全部投向了“智性”本身。
爱智是学者的品格。对一个爱智的人来讲，他首先知道知的有限性，承认自己不是无所不知，或者用苏格拉底的话说，就是知道自己的“无知”。
学术活动是对事物提供智性上的解释或阐释，以达到“知”的目的。学术的动机是源自对人类事务的好奇心，人文学术概念预设的前提是类型学，即预设了某种经验在具备同等条件下可重复使用。它是解释或阐释的动因，也构成了解释或阐释活动自身的价值。
这也限定了人文学术的范围，它只能对已“发生”或已“存在”的事物有效。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的本质是史学的，而非哲学的。历史学并不是为了还原真相，而是对历史过程进行解释或阐释的知识叠加，其存在的合法性、正当性便是“人类经验可重复使用”的预设。学术即经验之学。
“知识”和“意见”是人文智识活动的重要分类方法。前者由学者承当，后者则是智囊的任务：学者供给“智识”，智囊则提供“意见”。智识与喧嚣无关，只与真理相关。或者说，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存在两种知识分子的生活，一类是沉思的，一类是行动的。前者是学术的、知识的，后者是政治的、意见的。一个学者首先应当努力地不被“体制化”。
艺术创作和学术活动都离不开“想象力”，它是一切智力活动的必备介质。没有想象力的人成不了艺术家，缺乏想象力的学术活动也就是码字而已。想象力是学者发动其学术活动的重要契机，与一种叫作“灵感”的东西相联系。灵感如澍雨，它能打湿和润开硬売，使那些未知的种子破土而出。
当然，学术毕竟不是艺术，想象力只是展开学术活动的一个因子而已。想象力只有通过论据、论点、论证的介入，才能成为学术活动的真正引导者、谋划者。证据和论证的结果最终规训了想象力在学术中的界限和它的活动范围，若超出这个界限和范围，学术就成了一种魔幻主义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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