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13 观点｜土耳其汇率风险蔓延，国内政策才是“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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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土耳其汇率风险爆发，土耳其里拉两日暴跌21.5%，近半年已贬值超40%。土汇率风险已开始蔓延至他国，多国汇率出现短期贬值，发展中国家货币颓势进一步加深，而同期美元指数则上升至历史高位。

原文 ：《防范土耳其汇率风险蔓延》

作者 |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陆江源

图片 |网络

土耳其危机爆发源于自身极度扩张性经济模式与国际政治经济冲击的激烈碰撞。这一危机源头在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共性，因此土耳其风险有全球蔓延的模式基础。土耳其风险蔓延将通过“羊群效应”、资本市场异动、对外投资风险等渠道对我国产生负面影响。为此，我国应加强汇率、货币政策协调性、完善跨境宏观审慎管理、积极防范新兴市场投资风险。

土耳其汇率暴跌引发全球连锁反应

土耳其汇率风险爆发。8月13、14日土耳其里拉出现连续大幅贬值。里拉兑美元从前一交易日的0.185下跌到13日的0.168，进一步下跌至14日的0.145，两日贬值幅度达21.5%，距2018年初已经下跌了超过40%。汇率风险爆发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土耳其进一步提高关税的行为加大了市场的恐慌情绪，助推了汇率的暴跌。1

主要发展中国家汇率出现连锁下跌。受土耳其里拉暴跌影响，年初至今已现颓势的发展中国家货币纷纷下跌。如阿根廷比索兑美元下跌2.7%，比2018年初暴跌38%；印尼卢比兑美元下跌了1.4%，较2018年下降了7.4%。为维持汇率稳定，土耳其、阿根廷、印尼等央行均提高利率，但政策操作空间有限，汇率政策难以长期保持。

土耳其国内政策是风险本源

依靠极度扩张性经济政策维持经济增长。土耳其近十年平均GDP增长为5%，2017年高达7%。这种增长依靠的是极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土耳其的财政政策极度宽松，2016年和2017年的财政赤字分别达到6.0%和8.0%，2018年1-7月的赤字更是高达12.1%。土耳其货币M1年平均增长20%，M2平均增长17%。这种经济刺激政策的主要抓手就是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伊斯坦布尔大型机场、大型清真寺项目纷纷上马，金融、建筑、房地产占GDP比重从2008年开始常年高达19-20%。

经济模式导致国内风险集聚。土耳其依靠极度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撑的泡沫经济集聚了极大的风险。目前，外债总额已达土耳其GDP的53%，外债总额与外汇储备之比从2014年的3.5上升至2018年3月的5.5倍，短期外债超过外汇储备1.7倍，偿债压力巨大。房价指数达到264（2010年为100），近一年CPI增速12%，7月增速更是高达15%。除此以外，土耳其的失业率也很高，长期处于10%左右，社会冲突频发。

国际局势变化是风险导火索

国际政治从“多级平衡合作”转向“多级单边冲突”。从2012年开始蔓延的全球化衰退，使得世界各国的民粹主义纷纷抬头，多级合作的全球化开放趋势受到挫折。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其奉行的“美国至上”原则和“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带有极强的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色彩。美国对土耳其实施的单边关税惩罚正是土耳其危机的导火索。

周期政策不协调引发全球经济动荡。货币政策方面，随着对通货膨胀和创造就业机会的强劲反应，美联储继续推进逐步政策正常化的进程。欧洲央行则宣布预计将在12月31日退出QE。财政政策方面，以美国大幅减税为代表，

土耳其风险蔓延对我国的影响

国际资本流动“羊群效应”。土耳其、阿根廷、南非等大国汇率下跌，导致发展中国家货币信誉受损，已经引发国际资本涌入美元、日元避险。6月至今人民兑美元汇率已经贬值7%。

资本市场异动。土耳其危机引发了全球资本市场的恐慌，资本对新兴市场观望态势增强。受中美贸易战和国际动荡影响，中国股市已处于持续下跌状态。

对外投资风险。土耳其危机的爆发具有发展中国家的共性，是当前全球宏观形势不稳的集中表现。中国近年来对新兴市场国家投资加快，对外投资重点项目暴露的风险点也比较明显。

防范风险的对策建议

加强汇率、货币政策协调性。加强汇率、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增强与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国家的货币政策沟通。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币政策协调，适度推进人民币使用额度。

完善跨境宏观审慎管理。

防范新兴市场投资风险。加强与新兴市场国家的风险联动，建立国家层面的风险防控机制。要严格审查对外投资项目可行性和风险性，严密监控对外项目风险程度。适度扩大投资项目的人民币兑换额度，降低汇率风险对企业投资的影响。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24期第2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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