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萬曆皇帝的成長曆程，缺乏安全感，無依無靠，幼小形成逆反心理。
明代中期后皇帝一個比一個任性驕縱，從明武宗朱厚照到明世宗、明穆宗，無不在縱慾、服食丹藥以至中毒最終殞命。明世宗嘉靖皇帝殷鑑不遠，他的繼位三子朱載垕除了不吃丹藥外，在縱情聲色方面較之前有過之無不及。即位後立即傳示不朝，不召見大臣。在廣修豪華宮苑，大肆玩樂折騰六年後，就黯然死去。在給皇太子的遺囑寫道：“朕不豫，皇帝你做，……用賢使能，無事怠荒，保守帝業。”這種比較深沉的交待倒也看到了一個父親的獨有溫情，只不過政治的巨大鴻溝阻礙了太多親情的體悟。
萬曆畫像
中國歷史以來，皇權新舊交替之時，宮闈總是充滿血雨腥風。此刻，張居正為了一舉奪取內閣首輔高拱權力，他聯合司禮監太監馮保，密陳高拱數罪，取得陳太后和神宗母親李貴妃同意後，下發皇帝聖旨，太后懿旨、貴妃令旨：“今高拱擅政，專制朝廷，我母子驚懼不寧，高拱即回籍閒住，不得遲留。”（《國榷》卷六十八）小皇帝神宗即位剛七天，高拱即在權力鬥爭中，白髮蒼蒼黯然離場。
高拱
內閣經過權力鬥爭後，張居正終於浮出水面，取得了內閣絕對權力核心地位。就這樣尊皇后為“仁聖皇太后”，尊神宗生母為“慈聖皇太后”，神宗是為萬曆皇帝，在內任用馮保，而朝中大權都交給張居正。在小皇帝的成長世界裡，張居正、馮保成了影響人生的重要夥伴，張居正除了主持內閣工作，同時承擔起小皇帝的教育工作，而馮保這個司禮監的負責人成了小皇帝起居 的“大伴兒”。
馮保影視形象
十歲的孩子，一切都要仰賴張居正的輔佐，他對這位身材高大，長鬚及胸。這個孩子十分聰明，知道眼前這個“長鬍子老頭”的厲害和重要。總是很謙卑地稱他為“先生”或“張先生”，在下御札時，也不多提其名，只寫“諭元輔”。在兩宮太后的大力支持下，在小皇帝的配合下，張居正將明代改革推向了歷史最高水平，影響極其深遠。這個小皇帝秉性善良，情商極高。（至於成人之後，良好的品行被肆無忌憚的權利所損害。）張居正負責皇帝經筵，有一天，講完經史後，小皇帝忽然問起：“建文帝果是出逃了嗎？”張居正回答說：“國史沒有記載，只是故老相傳，說他披著僧服雲遊四方，在田州題詩一首，其中有‘流落江湖四十秋’之句。”小皇帝連連嘆息，命抄錄詩句送上。張居正說：“此亡國事，不足觀也，請錄《皇陵碑》及高祖《御製集》以上，見創業之艱，聖謨之盛”。
張居正畫像
小皇帝肯定深深為建文帝的遭遇而感到憂傷，尤其是建文帝“流落江湖”，為之嘆息不已，善良的天性讓他多次遙想那些離奇而又憂傷的故事。
小皇帝讀書使人認真，一天他來到文華殿，突然對張居正說：“昨日經筵講《大學》的講官，差了一字，朕欲面正之，恐懼慚。”可見他天性認真懂事，悉心學習，打下了良好的知識基礎。不僅如此，這個孩子能言善辯，思路敏捷，通過不斷的學習很早就展示出了成熟的一面。有時候他會跟張居正主動說：“朕不敢不勉行法祖，尚賴先生輔導。”不僅如此，他還要求宮中的宮女、內官都讀書，大興學習之風，通過這一舉措，提升了內宮人員素質，也淨化了道德水平，一舉改變了朱元璋遺留下來內宮不讀書的政治風氣。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他依舊是個孩子。孩子的天性是喜歡大人長輩的表揚，小皇帝也是一樣。有一回，他揮筆寫了“弼予一人永保天命”八字，賜給張居正。沒想到第二天張居正竟然委婉批評他，不必過分花費精力學習書法。用“帝王之學，當務其大者”來概括，並且舉出來漢成帝吹簫譜曲，六朝梁元帝、陳後主、隋煬帝、宋徽宗德亡國之君都能有文學才情，然而愈是精於此道便愈加耽誤國事，此後小皇帝再也不敢當面炫耀書法了，一種得意之情換來了一陣冰涼的訓誡。
小萬曆影視形象
張居正對小皇帝的教育極其嚴厲，一次神宗讀《論語》，誤將“色勃如也”之“勃”字讀作“背”音，張居正厲聲糾正：“當作勃字！”其聲如雷鳴，這一突然的訓教，讓神宗“悚然而驚”，在場的同僚們無不大驚失色。（《明史紀事本末》卷六一）慈聖皇太后為配合張居正調教，在宮中對神宗嚴加訓導，“常常守著看管”，“帝或不讀書，即召使長跪”。皇帝對張居正內心極為忌憚，慈聖皇太后動不動譴責神宗說：“讓張先生知道了，看你怎麼辦！”《張文忠公全集》所有的這些外圍壓力給這個十多歲的孩子強大震懾，他沒有了安全感，整天戰戰兢兢，這樣的壓力隨著年齡的增長體悟的就更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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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兩宮皇太后對司禮監馮保十分倚重，神宗大婚之前，慈聖皇太后特別要求馮保，要他“萬分留心，引君當道，勿得順從，致傷聖德”。馮保當然惟命是從，寸步不離地看管這個小皇帝。《明史·馮保傳》講了這樣一段故事：“慈聖皇太后遇帝嚴，（馮）保倚太后勢，數挾持帝，帝甚畏之。時與小內豎戲，見保入，輒正襟危坐，曰：大伴來矣！”就在親政的前兩年，萬曆八年的某天，神宗在乾清宮執事太監孫海、客用的誘導下，酗酒鬧事，一時宮內大亂。第二天馮保將此事報告給了慈聖皇太后，太后第一反應極其強烈，怒氣衝衝地揚言：“欲召閣部大臣，謁告太廟，將廢神宗，另立他弟弟潞王為帝。神宗頓時嚇得跪在地上哭泣多時，以示懺悔，皇太后才肯寬恕。（《萬曆邸鈔》萬曆八年庚辰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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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按照馮保、張居正的意思，降黜了神宗身邊一大批親信太監，由此神宗對馮保的關係由信賴、畏懼轉為懷疑、怨恨。而馮保仗著皇太后的勢力，對神宗有恃無恐，小皇帝缺乏的安全感為將來的逐步清算埋下了伏筆。
也就是這年，十八歲的神宗已經成年，張居正作為顧命大臣，輔佐幼帝的任務似乎可以結束。對此張居正是矛盾的，他害怕別人議論他把持朝政，自己完全知道“高位不可以久竊，大權不可以久居“，便於三月二十二日向神宗提出”祈休“請求，意在歸政，儘管權力的貪戀就像鴉片中毒，但作為通讀歷史典籍教訓的他不得不作深長計議，以免前功盡棄，中途翻車。他在給湖廣巡撫的信中表達了一種隱憂：“蓋騎虎之勢自難中下，所以霍光，宇文護終於不免。”張居正想到霍光權臣、宇文護強勢操控政局的下場，不免有了恐慌，《漢書》霍光傳：“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與驂乘。”幾個赫然大字讓張居正的心裡一陣顫抖。
雖然神宗皇帝多次深情款款地說：“先生大功，朕說不盡，只看顧先生的子孫。”這話如果反過來讀，真是“不同凡想”。之前張居正在兩年前就給神宗遞交了《乞歸葬疏》，神宗畢竟十六歲了，遂以“倚毗方切，豈可朝夕離朕左右”張居正再次祈求後，神宗遂說：“先生到家事畢，即望速來。國家事重，先生去了，朕何所倚托？”這句話倒也事實，所謂的“萬曆新政”無非是“張居正新政”。臨行前，張居正上奏說：“大婚之後，應該要有節制，要愛護保養身體，留心於庶務萬機。”說完伏地哭泣，明神宗也為之哽咽說不出話。與此同時，神宗告誡次輔呂調陽等人說：“有大事不得擅自獨斷，應疾馳驛送江陵聽從張先生處理。”權力的使用至此達到極端默契。
張居正故居
張居正回鄉葬父，湖廣地區各衙門官員全部到場，唯有巡按御史趙應元沒去，張居正懷恨在心，這件小事，完整體現了張居正內心的傲視天下。明代內閣權臣嚴嵩、高拱已經到了無所不統的地步，張居正猶有過之。當時人說，張居正受顧命輔政，“官府一體，百臂從風，相權之重，本朝罕儷。部臣拱手比於威君嚴父，又有加焉”。所謂宮府一體即把皇帝內宮的事務和朝政的事務集於一身，貨真價實的威權震主！這一點張居正自我都不否認，他曾對阿諛的自己的下屬說：“我非相，乃攝也。”所謂攝，即攝政，代替皇帝施政。
大婚之前，皇帝為了向張居正表現自己節儉樸素，特意撩起身穿龍袍問張居正：“此袍何色？”張居正回答說：“青色。”神宗立即予以糾正說，不是青色是紫色，因為穿久了褪色成這樣。本以為張居正會讚揚他簡樸，沒想到張居正卻故意唱反調說：“既然此色易褪色，請少做幾件。”急著就給他將起他爺爺穿衣服如何簡樸，他父親如何奢靡，經此一大通的絮叨，皇帝只能點頭稱是，弄得極其沒趣。
神宗就在這樣的環境下經歷戰戰兢兢的等待，直到張居正去世的那天。
（二）、翻手為雲，萬曆情商極高，早期理政也是兢兢業業，頗為強勢。
萬曆十年對於神宗來說是一個重大年份，這一年，張居正病逝，內閣大學士張四維繼任首輔，這年神宗二十歲，遂親自過問朝政，企圖有所作為。司禮監太監總管馮保失去了張居正外廷強有力的支持者，神宗開始著手剪除他。神宗在言官彈劾馮保十二大罪的奏疏上批示：“馮保欺君蠹國，罪惡深重，本當顯戮。念系皇考付託，效勞日久，姑從寬著降奉御，發南京新房閒住。”緊接著，既然馮保可以攻倒，張居正有何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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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官門窺知皇上之意已移 , 便交章彈勸張居正。萬曆十年十二 月十四日，善於窺伺的陝西道御史楊四知首先出馬 ,歷數張居正十四條大罪。經過多方謀劃，張居正不僅身敗名裂，連家都給抄了，張家子女因此餓死者有十餘人。同時搜出了張居正諸子和兄弟全部家藏，得到黃金大約一萬兩，白金十萬兩。張居正的大兒子張敬修，經不住刑訊上吊而死。
以前君臣二人的溫情到如今都變作了疾風驟雨式瘋狂報復。神宗是個權力慾極強的人，親政以後，勵精圖治，一度形成“事事由朕獨斷”的局面。他在人事任命方面多有果斷，能啟用一些工作務實的官吏。有一回兵部奏調官吏，神宗看了不以為然，把首輔申時行招來談了一下這次人事調動的看法。神宗說：“鄭洛在邊鎮，節省錢糧，是好官，邊上該用他。如推他京營，放在閒散。孫光裕在任未久，如何又推升？”聽了申時行的回奏後，他繼續說：“既卿等所奏，朕已點用。今後但凡各處要緊事情重大的，不必以資格歷俸為則，必須推其堪任的用。”《明神宗實錄》
萬曆標準像
還有一回，有的官員建議，從朝廷大臣中薦舉將才，加強邊防，兵部研究後覺得可行。神宗卻認為不妥，他說選拔一個將才實在太難了，不經過戰爭鍛鍊，怎麼去識別？所以他不同意從京官中空降，注重地方歷練紮實的官員是他用人的風格。
《明通鑑》講述了下邊的一個事情，萬曆十三年，明神宗到南郊步行祈禱，他當著群臣的面對內閣輔臣所說：“天氣乾旱雖然是由於朕沒有君德引起的，但也是由於天下官吏貪婪，盤剝坑害百姓，以至干犯天和，今後應當慎重地選擇官吏。”他的敬天法祖，拖著沉重的肥胖身體大汗淋漓祈雨，一度感動了在場的所有人。
不管怎麼說，此時的明神宗勵精圖治，處理政務也是有條不紊，與此同時親自提拔了申時行接替張四維出任內閣首輔，朝政大權牢牢掌控。他的執政風格相當強勢，對臣下的上疏相較溫和的諫言都予以排斥，任性自大的驕縱性格日益明顯。
萬曆十五年，神宗展開了一系列整風運動，要求“朝廷內外文武官員，冠禮、婚娶、喪事、祭祀、宮室、車馬、衣服，不得超過制度規定奢侈。”京師突發大雨，民屋傾倒，發生了傷亡，他聽到消息後，馬上下令順天府進行賑濟和撫慰。同年江南發生洪水，江北發生蝗災，山西、山西、河南、山東發生嚴重乾旱，於是下令免除各地不等的稅糧進行賑濟。
與此同時，神宗上朝，諭令內閣輔臣申時行等，說：“如今災害頻繁，實在是由於官員貪汙腐敗，不顧惜百姓所引起的，加上刑獄有冤案、錯案，以致傷害和氣，當今反腐和平反工作是第一要務。”
打掉馮保、張居正後，神宗心裡有種突然的輕鬆和疲憊，“張居正病逝五週年，皇帝端坐深宮，往事又重新在心頭湧現。他降諭工部如實查報，張居正在京內的住宅沒收歸官以後作何處理：是賣掉了，還是租給別人了？如果租給別人，又是租給誰了？工部的答覆沒有見於記錄。大約史官人文記載了這道上諭，已經可以表明皇帝當時微妙的思緒。”《萬曆十五年》
萬曆戎裝像
之後的四五年內，他一展軍事氣魄，發動了著名的“萬曆三大徵”，親自部署，有一次召見申時行時說：“朕在九重之內，邊上事不能悉知，卿等為朕股肱，宜常為朕用心分理，如今邊備廢弛，不止陝西……最後他要求，軍伍有該補足的，錢糧有該措處的，著一一整頓。《商書》雲：事事有備無患。趁如今收拾還好，往後大壞，愈難收拾了。”這期間萬曆已經多次不朝，申時行特意調轉話題，關心詢問皇帝健康問題：“臣等半月不睹天顏，今日視事，仰知聖體萬安，不勝欣慰。”神宗說：“朕尚頭眩臂痛，下步不方便。今日特為邊事，出與卿商議。”
不管怎麼說，此時的萬曆除身體有病以外，性情變化不大，然而經過立太子等重大事宜發生衝突後，對抗逐漸加劇，怠工似乎成了他報復大臣的一種方式。
（三）萬曆忽然不上朝的轉向，源自於宮廷教育的缺失，逆反心理在權力的作用下全面爆發。
權力的掌心翻過來整個社會都將受到巨大震動，明神宗的掌心往下一扣，整個朝政如同地震發生強烈震顫，與此同時不可忽視的文官集團也將發起對抗，帝國之間的交涉雖然只在幾張不經意的奏摺和批示，文字鬥爭往往殘酷於其它，“自殺式諫言”此起彼伏，前仆後繼，錦衣衛忙的不亦樂乎，所謂君臣吵鬧聲聲入耳；權力鬥爭步步驚心。萬曆年間文官面對龐大的文官集團言官的肆意謾罵直接導致逆反對抗，並且導致脾氣愈加暴躁難治，萬曆十六年的年末，有個叫李沂的言官上疏觸怒神宗，神宗說：“李沂不說貪官卻唯獨說朕貪婪，誹謗君父，罪行不可饒恕。”大臣反對無效，在這年的尾巴處理完李沂，神宗開始出現了元旦不上朝的節奏。
萬曆書法
於此三月後，免除了被提拔和新授職官員的面謝，自此上朝次數減少。南京李部侍郎趙志皋上疏懇請皇帝保重身體，上疏內容大概說：“臣在邸報中看見皇上免朝的旨意，又見批答大學士王錫爵的奏疏說：‘朕從去年以來，體內動肝火，頭暈目眩，不能經受繁重和勞累。想靜下心來調養，不是圖安逸而怠荒政事。’皇上現在盛年，稍有不舒服，休養一下就能恢復，何至延長如此，難道深宮就可以自我縱慾懈怠嗎？在日理萬機的閒暇想要娛樂，卻沉溺於女色而不節制嗎？……”這份奏摺言辭雖不激烈，卻字字見血，萬曆皇帝看到後，淡淡地批閱“知道了。”神宗在此之間，被內閣大臣和言官們因為奏立他不喜歡的大兒子為太子極為惱怒，加之太后支持內閣，神宗既氣憤又無可奈何。用藏貓貓來跟群臣鬥爭，到了八月份，明神宗更加深居不出，有一個叫雒於仁的大理寺評事，上疏進獻《四箴》，大略說：“臣當官一年多，僅朝見陛下三次。此外只聽說皇上身體不適，傳旨免除一切活動，南郊祭天和太廟供奉，派官員代行，政事不過問，經筵長久停止。臣知道陛下之所以致病是有原因的。接著他總結了明神宗的病來源於無非酒色財氣，奏疏遞入，明神宗大為震怒。
沒幾天，明神宗特別召見內閣幾位大臣，把雒於仁的《四箴疏》給他們看。明神宗為自己做了詳細辯解，並要求對雒於仁處以重罰。申時行耐心地寬慰勸解，當看到明神宗的決心已不可挽回時，就說：“這個奏疏不能發到外廷，免得有人信以為真。希望陛下委屈一些，寬容赦免，臣等馬上傳諭大理寺，讓雒於仁離職。”首輔申時行處事溫和低調，儘可能緩衝神宗和群臣的矛盾，然而在是否立太子問題上，他也罕見表達對抗立場，聯合群臣以集體辭職相威脅。神宗扔給他們兩個字“悖逆”，加上政治鬥爭失利，申時行這年辭職回家。這年明神宗的脾氣越來越壞，由於數次跟群臣在冊立太子問題上說了不算，算了不說，失信於整個官僚體系。光祿寺丞朱維京強烈反對他在冊立問題的立場，上了一份措辭極其強烈的上疏，總結他“欲愚天下而以天下為戲也”。神宗頓時反彈激烈說：“朱維京這廝，出位要名，的系組訓所言奸臣。”最後將他發配充軍。接著又是一個叫王如堅的大臣繼續上疏，措辭同樣激烈。批評他出爾反爾，還不是枕邊風讓皇上迷糊？神宗依舊用罵腔說：“王如堅這廝，逞臆圖報，巧詞疑君，惑亂祖法，好生可惡，正是奸臣。”於是跟朱維京一樣被髮配充軍。然而首輔王錫爵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被迫建議神宗收回“三王並封”，此事朱翊鈞再也不好意思為難他，對他頗有難堪地說：“朕為人君，恥為臣下挾制。今卿又有此奏，若自認錯，置朕於何地？”然而經過兩天後，極端剛愎的神宗朱翊鈞不得不宣佈撤消“三王並封”的旨意。巨大的挫敗感讓他惱羞成怒，愈來愈逆反朝政群臣。他這個時候脾氣極其暴躁，每次奏疏一上，勢必大怒，一個“怒”字佔據了萬曆二十年之後的所有光景。
明代官員畫像
對待這些高級知識分子，他越來越沒有耐心，似乎這點他與太祖朱元璋比較相像的輕視儒生文官：“唐婦人，猶過今之儒者。”“讀書人用心歹毒，特擅譏訕，如不警覺，即受其愚弄。”從此這個皇帝越來越驕縱任性，用“靜”制洶湧的文臣集團，用“無為“對抗朝政紛繁。不可否認，他的身體越來越不好，由於長期酗酒，精力日衰，眩暈症日益嚴重，性情愈發古怪暴戾。正如御史馮從吾痛心地說：“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違，輒斃杖下。”這種近乎發瘋式的過度飲酒和宣洩，無疑加劇損害了萬曆的個人修養和形象。最後馮從吾總結他如此不理朝政都是酒色引起，與雒於仁結論一致。神宗對此毫不理會，把這些直言進諫的御史形容是“沽名賣直”。他常對臣下說：“近日以來，溽暑蒸溼，面目發腫，行步艱難”。與此同時他的閣臣能力愈來愈差，大家死氣沉沉，不敢隨便進言，免得被打得家破人亡。神宗也親自承認脾氣不好，他曾跟王錫爵說：“朕也要與先生每常見，只是朕體不時動火”由於君臣互相對抗，他看見諸大臣難免生氣，大動肝火又不好發作，嚴重損害了他的身心健康。朝中有能力的人不斷辭職，終期一朝，辭職位置最高、人數最多，也成了萬曆一大特色。萬曆二十九年，神宗終於不得以，在半夜發佈重大決定，冊立皇長子為太子，這種罕見動作，可見做出來的時候極其艱難。與此同時他還不忘把這個消息傳達給前任首付申時行、王錫爵，畢竟他們二人為此付出太多，可以想見，他們君臣的拉鋸終於以此告終，然而明代政治生命由此進入快速滑坡階段，距離滅亡時間越來越近。君臣互鬥傷害的不是彼此，而是重如泰山的朝政和歷史責任。萬曆三十年的一天，神宗忽然招來沈一貫：“沈先生來，朕恙甚，虛煩享國亦永，何憾？佳兒佳婦今付與先生。先生輔佐他做個好皇帝，有事還鑑正他，講學勤政。”末了還悽傷地說：“朕見生生這一面，舍先生去也！”只不過這次只是一個虛驚一場。然而在很大程度上，神宗早已形同死去，剩下一個空蕩蕩無人負責的漂泊大船。
萬曆陵寢
明末有人評論說：“其始天子靜攝，聽臣工群類之自戰而不為之理，所謂鼠鬥穴中，將勇者勝耳。故其時其血玄黃，時勝時敗。”明朝怠政是一大傳統，甚至成為“特色”，從正德皇帝算起，到萬曆皇帝將這項“工作：推向了最高峰，二十八年不上朝。權力的掌心翻來覆去，明朝就在這種情況下，逐步走向了噴發的火山口。總而言之，他對朝政的的基本態度就是“不”字， 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嘉靖御政的風格。第一，不郊。不親自郊祭天地。 第二，不廟。不親自祭祀宗廟、太廟。第三，不朝。不上朝。 第四，不見。不接見大臣。第五，不批。對大臣的奏章不做批示。 第六，不講。不參加經筵講席。許多人認為朱翊鈞長年“不朝”，是萬曆怠政的一個重要表現，也是國事艱難的原因。事實上，不上朝和不理政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萬曆三大徵”的勝利就是在不上朝的時期取得的。萬曆中期後雖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後並沒有宦官干政，也沒有外戚干政，也沒有嚴嵩這樣的奸臣，朝內黨爭也有所控制，日本入侵朝鮮、女真入侵和梃擊案朱翊鈞都有反應，表示奏章還是有在看，並透過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然而，看似有著政治手腕的“幕後操控”其實並不能真正影響明代政治發展大局，這種非正常理政手段，無疑加劇了君臣矛盾，這種扯皮式政治運作，大量消耗了國力，明代最終在沉默中走向了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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