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历皇帝的成长历程，缺乏安全感，无依无靠，幼小形成逆反心理。
明代中期后皇帝一个比一个任性骄纵，从明武宗朱厚照到明世宗、明穆宗，无不在纵欲、服食丹药以至中毒最终殒命。明世宗嘉靖皇帝殷鉴不远，他的继位三子朱载垕除了不吃丹药外，在纵情声色方面较之前有过之无不及。即位后立即传示不朝，不召见大臣。在广修豪华宫苑，大肆玩乐折腾六年后，就黯然死去。在给皇太子的遗嘱写道：“朕不豫，皇帝你做，……用贤使能，无事怠荒，保守帝业。”这种比较深沉的交待倒也看到了一个父亲的独有温情，只不过政治的巨大鸿沟阻碍了太多亲情的体悟。
万历画像
中国历史以来，皇权新旧交替之时，宫闱总是充满血雨腥风。此刻，张居正为了一举夺取内阁首辅高拱权力，他联合司礼监太监冯保，密陈高拱数罪，取得陈太后和神宗母亲李贵妃同意后，下发皇帝圣旨，太后懿旨、贵妃令旨：“今高拱擅政，专制朝廷，我母子惊惧不宁，高拱即回籍闲住，不得迟留。”（《国榷》卷六十八）小皇帝神宗即位刚七天，高拱即在权力斗争中，白发苍苍黯然离场。
高拱
内阁经过权力斗争后，张居正终于浮出水面，取得了内阁绝对权力核心地位。就这样尊皇后为“仁圣皇太后”，尊神宗生母为“慈圣皇太后”，神宗是为万历皇帝，在内任用冯保，而朝中大权都交给张居正。在小皇帝的成长世界里，张居正、冯保成了影响人生的重要伙伴，张居正除了主持内阁工作，同时承担起小皇帝的教育工作，而冯保这个司礼监的负责人成了小皇帝起居 的“大伴儿”。
冯保影视形象
十岁的孩子，一切都要仰赖张居正的辅佐，他对这位身材高大，长须及胸。这个孩子十分聪明，知道眼前这个“长胡子老头”的厉害和重要。总是很谦卑地称他为“先生”或“张先生”，在下御札时，也不多提其名，只写“谕元辅”。在两宫太后的大力支持下，在小皇帝的配合下，张居正将明代改革推向了历史最高水平，影响极其深远。这个小皇帝秉性善良，情商极高。（至于成人之后，良好的品行被肆无忌惮的权利所损害。）张居正负责皇帝经筵，有一天，讲完经史后，小皇帝忽然问起：“建文帝果是出逃了吗？”张居正回答说：“国史没有记载，只是故老相传，说他披着僧服云游四方，在田州题诗一首，其中有‘流落江湖四十秋’之句。”小皇帝连连叹息，命抄录诗句送上。张居正说：“此亡国事，不足观也，请录《皇陵碑》及高祖《御制集》以上，见创业之艰，圣谟之盛”。
张居正画像
小皇帝肯定深深为建文帝的遭遇而感到忧伤，尤其是建文帝“流落江湖”，为之叹息不已，善良的天性让他多次遥想那些离奇而又忧伤的故事。
小皇帝读书使人认真，一天他来到文华殿，突然对张居正说：“昨日经筵讲《大学》的讲官，差了一字，朕欲面正之，恐惧惭。”可见他天性认真懂事，悉心学习，打下了良好的知识基础。不仅如此，这个孩子能言善辩，思路敏捷，通过不断的学习很早就展示出了成熟的一面。有时候他会跟张居正主动说：“朕不敢不勉行法祖，尚赖先生辅导。”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宫中的宫女、内官都读书，大兴学习之风，通过这一举措，提升了内宫人员素质，也净化了道德水平，一举改变了朱元璋遗留下来内宫不读书的政治风气。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他依旧是个孩子。孩子的天性是喜欢大人长辈的表扬，小皇帝也是一样。有一回，他挥笔写了“弼予一人永保天命”八字，赐给张居正。没想到第二天张居正竟然委婉批评他，不必过分花费精力学习书法。用“帝王之学，当务其大者”来概括，并且举出来汉成帝吹箫谱曲，六朝梁元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德亡国之君都能有文学才情，然而愈是精于此道便愈加耽误国事，此后小皇帝再也不敢当面炫耀书法了，一种得意之情换来了一阵冰凉的训诫。
小万历影视形象
张居正对小皇帝的教育极其严厉，一次神宗读《论语》，误将“色勃如也”之“勃”字读作“背”音，张居正厉声纠正：“当作勃字！”其声如雷鸣，这一突然的训教，让神宗“悚然而惊”，在场的同僚们无不大惊失色。（《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慈圣皇太后为配合张居正调教，在宫中对神宗严加训导，“常常守着看管”，“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皇帝对张居正内心极为忌惮，慈圣皇太后动不动谴责神宗说：“让张先生知道了，看你怎么办！”《张文忠公全集》所有的这些外围压力给这个十多岁的孩子强大震慑，他没有了安全感，整天战战兢兢，这样的压力随着年龄的增长体悟的就更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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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两宫皇太后对司礼监冯保十分倚重，神宗大婚之前，慈圣皇太后特别要求冯保，要他“万分留心，引君当道，勿得顺从，致伤圣德”。冯保当然惟命是从，寸步不离地看管这个小皇帝。《明史·冯保传》讲了这样一段故事：“慈圣皇太后遇帝严，（冯）保倚太后势，数挟持帝，帝甚畏之。时与小内竖戏，见保入，辄正襟危坐，曰：大伴来矣！”就在亲政的前两年，万历八年的某天，神宗在乾清宫执事太监孙海、客用的诱导下，酗酒闹事，一时宫内大乱。第二天冯保将此事报告给了慈圣皇太后，太后第一反应极其强烈，怒气冲冲地扬言：“欲召阁部大臣，谒告太庙，将废神宗，另立他弟弟潞王为帝。神宗顿时吓得跪在地上哭泣多时，以示忏悔，皇太后才肯宽恕。（《万历邸钞》万历八年庚辰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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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按照冯保、张居正的意思，降黜了神宗身边一大批亲信太监，由此神宗对冯保的关系由信赖、畏惧转为怀疑、怨恨。而冯保仗着皇太后的势力，对神宗有恃无恐，小皇帝缺乏的安全感为将来的逐步清算埋下了伏笔。
也就是这年，十八岁的神宗已经成年，张居正作为顾命大臣，辅佐幼帝的任务似乎可以结束。对此张居正是矛盾的，他害怕别人议论他把持朝政，自己完全知道“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便于三月二十二日向神宗提出”祈休“请求，意在归政，尽管权力的贪恋就像鸦片中毒，但作为通读历史典籍教训的他不得不作深长计议，以免前功尽弃，中途翻车。他在给湖广巡抚的信中表达了一种隐忧：“盖骑虎之势自难中下，所以霍光，宇文护终于不免。”张居正想到霍光权臣、宇文护强势操控政局的下场，不免有了恐慌，《汉书》霍光传：“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祸萌与骖乘。”几个赫然大字让张居正的心里一阵颤抖。
虽然神宗皇帝多次深情款款地说：“先生大功，朕说不尽，只看顾先生的子孙。”这话如果反过来读，真是“不同凡想”。之前张居正在两年前就给神宗递交了《乞归葬疏》，神宗毕竟十六岁了，遂以“倚毗方切，岂可朝夕离朕左右”张居正再次祈求后，神宗遂说：“先生到家事毕，即望速来。国家事重，先生去了，朕何所倚托？”这句话倒也事实，所谓的“万历新政”无非是“张居正新政”。临行前，张居正上奏说：“大婚之后，应该要有节制，要爱护保养身体，留心于庶务万机。”说完伏地哭泣，明神宗也为之哽咽说不出话。与此同时，神宗告诫次辅吕调阳等人说：“有大事不得擅自独断，应疾驰驿送江陵听从张先生处理。”权力的使用至此达到极端默契。
张居正故居
张居正回乡葬父，湖广地区各衙门官员全部到场，唯有巡按御史赵应元没去，张居正怀恨在心，这件小事，完整体现了张居正内心的傲视天下。明代内阁权臣严嵩、高拱已经到了无所不统的地步，张居正犹有过之。当时人说，张居正受顾命辅政，“官府一体，百臂从风，相权之重，本朝罕俪。部臣拱手比于威君严父，又有加焉”。所谓宫府一体即把皇帝内宫的事务和朝政的事务集于一身，货真价实的威权震主！这一点张居正自我都不否认，他曾对阿谀的自己的下属说：“我非相，乃摄也。”所谓摄，即摄政，代替皇帝施政。
大婚之前，皇帝为了向张居正表现自己节俭朴素，特意撩起身穿龙袍问张居正：“此袍何色？”张居正回答说：“青色。”神宗立即予以纠正说，不是青色是紫色，因为穿久了褪色成这样。本以为张居正会赞扬他简朴，没想到张居正却故意唱反调说：“既然此色易褪色，请少做几件。”急着就给他将起他爷爷穿衣服如何简朴，他父亲如何奢靡，经此一大通的絮叨，皇帝只能点头称是，弄得极其没趣。
神宗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经历战战兢兢的等待，直到张居正去世的那天。
（二）、翻手为云，万历情商极高，早期理政也是兢兢业业，颇为强势。
万历十年对于神宗来说是一个重大年份，这一年，张居正病逝，内阁大学士张四维继任首辅，这年神宗二十岁，遂亲自过问朝政，企图有所作为。司礼监太监总管冯保失去了张居正外廷强有力的支持者，神宗开始着手剪除他。神宗在言官弹劾冯保十二大罪的奏疏上批示：“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本当显戮。念系皇考付托，效劳日久，姑从宽著降奉御，发南京新房闲住。”紧接着，既然冯保可以攻倒，张居正有何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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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官门窥知皇上之意已移 , 便交章弹劝张居正。万历十年十二 月十四日，善于窥伺的陕西道御史杨四知首先出马 ,历数张居正十四条大罪。经过多方谋划，张居正不仅身败名裂，连家都给抄了，张家子女因此饿死者有十余人。同时搜出了张居正诸子和兄弟全部家藏，得到黄金大约一万两，白金十万两。张居正的大儿子张敬修，经不住刑讯上吊而死。
以前君臣二人的温情到如今都变作了疾风骤雨式疯狂报复。神宗是个权力欲极强的人，亲政以后，励精图治，一度形成“事事由朕独断”的局面。他在人事任命方面多有果断，能启用一些工作务实的官吏。有一回兵部奏调官吏，神宗看了不以为然，把首辅申时行招来谈了一下这次人事调动的看法。神宗说：“郑洛在边镇，节省钱粮，是好官，边上该用他。如推他京营，放在闲散。孙光裕在任未久，如何又推升？”听了申时行的回奏后，他继续说：“既卿等所奏，朕已点用。今后但凡各处要紧事情重大的，不必以资格历俸为则，必须推其堪任的用。”《明神宗实录》
万历标准像
还有一回，有的官员建议，从朝廷大臣中荐举将才，加强边防，兵部研究后觉得可行。神宗却认为不妥，他说选拔一个将才实在太难了，不经过战争锻炼，怎么去识别？所以他不同意从京官中空降，注重地方历练扎实的官员是他用人的风格。
《明通鉴》讲述了下边的一个事情，万历十三年，明神宗到南郊步行祈祷，他当着群臣的面对内阁辅臣所说：“天气干旱虽然是由于朕没有君德引起的，但也是由于天下官吏贪婪，盘剥坑害百姓，以至干犯天和，今后应当慎重地选择官吏。”他的敬天法祖，拖着沉重的肥胖身体大汗淋漓祈雨，一度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不管怎么说，此时的明神宗励精图治，处理政务也是有条不紊，与此同时亲自提拔了申时行接替张四维出任内阁首辅，朝政大权牢牢掌控。他的执政风格相当强势，对臣下的上疏相较温和的谏言都予以排斥，任性自大的骄纵性格日益明显。
万历十五年，神宗展开了一系列整风运动，要求“朝廷内外文武官员，冠礼、婚娶、丧事、祭祀、宫室、车马、衣服，不得超过制度规定奢侈。”京师突发大雨，民屋倾倒，发生了伤亡，他听到消息后，马上下令顺天府进行赈济和抚慰。同年江南发生洪水，江北发生蝗灾，山西、山西、河南、山东发生严重干旱，于是下令免除各地不等的税粮进行赈济。
与此同时，神宗上朝，谕令内阁辅臣申时行等，说：“如今灾害频繁，实在是由于官员贪污腐败，不顾惜百姓所引起的，加上刑狱有冤案、错案，以致伤害和气，当今反腐和平反工作是第一要务。”
打掉冯保、张居正后，神宗心里有种突然的轻松和疲惫，“张居正病逝五周年，皇帝端坐深宫，往事又重新在心头涌现。他降谕工部如实查报，张居正在京内的住宅没收归官以后作何处理：是卖掉了，还是租给别人了？如果租给别人，又是租给谁了？工部的答复没有见于记录。大约史官人文记载了这道上谕，已经可以表明皇帝当时微妙的思绪。”《万历十五年》
万历戎装像
之后的四五年内，他一展军事气魄，发动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亲自部署，有一次召见申时行时说：“朕在九重之内，边上事不能悉知，卿等为朕股肱，宜常为朕用心分理，如今边备废弛，不止陕西……最后他要求，军伍有该补足的，钱粮有该措处的，着一一整顿。《商书》云：事事有备无患。趁如今收拾还好，往后大坏，愈难收拾了。”这期间万历已经多次不朝，申时行特意调转话题，关心询问皇帝健康问题：“臣等半月不睹天颜，今日视事，仰知圣体万安，不胜欣慰。”神宗说：“朕尚头眩臂痛，下步不方便。今日特为边事，出与卿商议。”
不管怎么说，此时的万历除身体有病以外，性情变化不大，然而经过立太子等重大事宜发生冲突后，对抗逐渐加剧，怠工似乎成了他报复大臣的一种方式。
（三）万历忽然不上朝的转向，源自于宫廷教育的缺失，逆反心理在权力的作用下全面爆发。
权力的掌心翻过来整个社会都将受到巨大震动，明神宗的掌心往下一扣，整个朝政如同地震发生强烈震颤，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文官集团也将发起对抗，帝国之间的交涉虽然只在几张不经意的奏折和批示，文字斗争往往残酷于其它，“自杀式谏言”此起彼伏，前仆后继，锦衣卫忙的不亦乐乎，所谓君臣吵闹声声入耳；权力斗争步步惊心。万历年间文官面对庞大的文官集团言官的肆意谩骂直接导致逆反对抗，并且导致脾气愈加暴躁难治，万历十六年的年末，有个叫李沂的言官上疏触怒神宗，神宗说：“李沂不说贪官却唯独说朕贪婪，诽谤君父，罪行不可饶恕。”大臣反对无效，在这年的尾巴处理完李沂，神宗开始出现了元旦不上朝的节奏。
万历书法
于此三月后，免除了被提拔和新授职官员的面谢，自此上朝次数减少。南京李部侍郎赵志皋上疏恳请皇帝保重身体，上疏内容大概说：“臣在邸报中看见皇上免朝的旨意，又见批答大学士王锡爵的奏疏说：‘朕从去年以来，体内动肝火，头晕目眩，不能经受繁重和劳累。想静下心来调养，不是图安逸而怠荒政事。’皇上现在盛年，稍有不舒服，休养一下就能恢复，何至延长如此，难道深宫就可以自我纵欲懈怠吗？在日理万机的闲暇想要娱乐，却沉溺于女色而不节制吗？……”这份奏折言辞虽不激烈，却字字见血，万历皇帝看到后，淡淡地批阅“知道了。”神宗在此之间，被内阁大臣和言官们因为奏立他不喜欢的大儿子为太子极为恼怒，加之太后支持内阁，神宗既气愤又无可奈何。用藏猫猫来跟群臣斗争，到了八月份，明神宗更加深居不出，有一个叫雒于仁的大理寺评事，上疏进献《四箴》，大略说：“臣当官一年多，仅朝见陛下三次。此外只听说皇上身体不适，传旨免除一切活动，南郊祭天和太庙供奉，派官员代行，政事不过问，经筵长久停止。臣知道陛下之所以致病是有原因的。接着他总结了明神宗的病来源于无非酒色财气，奏疏递入，明神宗大为震怒。
没几天，明神宗特别召见内阁几位大臣，把雒于仁的《四箴疏》给他们看。明神宗为自己做了详细辩解，并要求对雒于仁处以重罚。申时行耐心地宽慰劝解，当看到明神宗的决心已不可挽回时，就说：“这个奏疏不能发到外廷，免得有人信以为真。希望陛下委屈一些，宽容赦免，臣等马上传谕大理寺，让雒于仁离职。”首辅申时行处事温和低调，尽可能缓冲神宗和群臣的矛盾，然而在是否立太子问题上，他也罕见表达对抗立场，联合群臣以集体辞职相威胁。神宗扔给他们两个字“悖逆”，加上政治斗争失利，申时行这年辞职回家。这年明神宗的脾气越来越坏，由于数次跟群臣在册立太子问题上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失信于整个官僚体系。光禄寺丞朱维京强烈反对他在册立问题的立场，上了一份措辞极其强烈的上疏，总结他“欲愚天下而以天下为戏也”。神宗顿时反弹激烈说：“朱维京这厮，出位要名，的系组训所言奸臣。”最后将他发配充军。接着又是一个叫王如坚的大臣继续上疏，措辞同样激烈。批评他出尔反尔，还不是枕边风让皇上迷糊？神宗依旧用骂腔说：“王如坚这厮，逞臆图报，巧词疑君，惑乱祖法，好生可恶，正是奸臣。”于是跟朱维京一样被发配充军。然而首辅王锡爵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被迫建议神宗收回“三王并封”，此事朱翊钧再也不好意思为难他，对他颇有难堪地说：“朕为人君，耻为臣下挟制。今卿又有此奏，若自认错，置朕于何地？”然而经过两天后，极端刚愎的神宗朱翊钧不得不宣布撤消“三王并封”的旨意。巨大的挫败感让他恼羞成怒，愈来愈逆反朝政群臣。他这个时候脾气极其暴躁，每次奏疏一上，势必大怒，一个“怒”字占据了万历二十年之后的所有光景。
明代官员画像
对待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他越来越没有耐心，似乎这点他与太祖朱元璋比较相像的轻视儒生文官：“唐妇人，犹过今之儒者。”“读书人用心歹毒，特擅讥讪，如不警觉，即受其愚弄。”从此这个皇帝越来越骄纵任性，用“静”制汹涌的文臣集团，用“无为“对抗朝政纷繁。不可否认，他的身体越来越不好，由于长期酗酒，精力日衰，眩晕症日益严重，性情愈发古怪暴戾。正如御史冯从吾痛心地说：“每饮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违，辄毙杖下。”这种近乎发疯式的过度饮酒和宣泄，无疑加剧损害了万历的个人修养和形象。最后冯从吾总结他如此不理朝政都是酒色引起，与雒于仁结论一致。神宗对此毫不理会，把这些直言进谏的御史形容是“沽名卖直”。他常对臣下说：“近日以来，溽暑蒸湿，面目发肿，行步艰难”。与此同时他的阁臣能力愈来愈差，大家死气沉沉，不敢随便进言，免得被打得家破人亡。神宗也亲自承认脾气不好，他曾跟王锡爵说：“朕也要与先生每常见，只是朕体不时动火”由于君臣互相对抗，他看见诸大臣难免生气，大动肝火又不好发作，严重损害了他的身心健康。朝中有能力的人不断辞职，终期一朝，辞职位置最高、人数最多，也成了万历一大特色。万历二十九年，神宗终于不得以，在半夜发布重大决定，册立皇长子为太子，这种罕见动作，可见做出来的时候极其艰难。与此同时他还不忘把这个消息传达给前任首付申时行、王锡爵，毕竟他们二人为此付出太多，可以想见，他们君臣的拉锯终于以此告终，然而明代政治生命由此进入快速滑坡阶段，距离灭亡时间越来越近。君臣互斗伤害的不是彼此，而是重如泰山的朝政和历史责任。万历三十年的一天，神宗忽然招来沈一贯：“沈先生来，朕恙甚，虚烦享国亦永，何憾？佳儿佳妇今付与先生。先生辅佐他做个好皇帝，有事还鉴正他，讲学勤政。”末了还凄伤地说：“朕见生生这一面，舍先生去也！”只不过这次只是一个虚惊一场。然而在很大程度上，神宗早已形同死去，剩下一个空荡荡无人负责的漂泊大船。
万历陵寝
明末有人评论说：“其始天子静摄，听臣工群类之自战而不为之理，所谓鼠斗穴中，将勇者胜耳。故其时其血玄黄，时胜时败。”明朝怠政是一大传统，甚至成为“特色”，从正德皇帝算起，到万历皇帝将这项“工作：推向了最高峰，二十八年不上朝。权力的掌心翻来覆去，明朝就在这种情况下，逐步走向了喷发的火山口。总而言之，他对朝政的的基本态度就是“不”字， 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嘉靖御政的风格。第一，不郊。不亲自郊祭天地。 第二，不庙。不亲自祭祀宗庙、太庙。第三，不朝。不上朝。 第四，不见。不接见大臣。第五，不批。对大臣的奏章不做批示。 第六，不讲。不参加经筵讲席。许多人认为朱翊钧长年“不朝”，是万历怠政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国事艰难的原因。事实上，不上朝和不理政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万历三大征”的胜利就是在不上朝的时期取得的。万历中期后虽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后并没有宦官干政，也没有外戚干政，也没有严嵩这样的奸臣，朝内党争也有所控制，日本入侵朝鲜、女真入侵和梃击案朱翊钧都有反应，表示奏章还是有在看，并透过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然而，看似有着政治手腕的“幕后操控”其实并不能真正影响明代政治发展大局，这种非正常理政手段，无疑加剧了君臣矛盾，这种扯皮式政治运作，大量消耗了国力，明代最终在沉默中走向了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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