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文泰济

清末民初，西方文化渐渐地影响了当时的中国，一些西方舶来品成为了当时的时尚，如留声机，自行车，照相机等等都让当时的人们大开眼界，当然还有一种舶来品更是让当时的人们大开眼界，这就是西医的出现！

在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里，生病了就去找郎中看病，而郎中对病人病症的判断大体上分为四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医四诊，“望、闻、问、切”。先是望望病人的脸色，神态，再听听病人的呼吸声，咳嗽声，问问病人的基本状况，然后再为病人把脉进行最后的诊断，确诊后开点中药让病人拿回家熬制服用！

而西医的出现颠覆了人们以往的认知，还曾被人认为是夷术、洋医和鬼医，因为它不用把脉诊断，也不用熬制中药，只需要问问病人情况，做个检查，开点药丸给病人，就完成了看病流程。但是在后来，西医的优势逐超过了中医，尤其是西医的外科手术给病人带来的奇效，如治疗白内障、切除毒瘤等一些当时中医难以医治的病。这给当时的西医带来了一大批支持者，也给中医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就这样中医和西医并存的局面，逐渐导致了两者间的对峙与冲突。在五四新旧思潮激烈冲突中，知识界批评中医愚昧落后之声日渐高涨，西医界也公开与中医界决裂。

1929年2月23日 ，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在会上很多人熟悉西医的人指出了中医存在的不科学，并呼吁“废除中医”。但是由于当时中医从业者甚多，还有就是很有人反对全盘西医化，“废除中医”的这一说法才没有实行！

其实西医有西医的好处，中医有中医的妙处，两者并存岂不是更好吗？大家觉得呢？

唐古看今

题主好，不仅在民国时期，在医学史之上一共有三次禁止。第一次是因为俞樾的妻子因病去世之后，他对自己请来的中医不能让她妻子药到病除而生气，所以第一次提出禁止中医药，写了《弃药论》。最后两个禁令是因为已经有学生从美国和日本留学归来，把西医文化带进中国。在目前的环境之下，个别江湖郎中治病的死亡率与外国人西医的生存率进行了比较，很多人选择了西医。所以有禁止的理由和土壤。那我告诉你哪三条禁令。

1879，清末俞樾先生第一次提出废除它。俞樾认为，中医学的一切理论都是以阴阳五行为基础，辅以一些重要的脏腑经络学说，这是一件非常荒谬和愚蠢的事情。俞樾的倡议立即得到了晚清众多学者的响应。例如，著名学者严复认为，“其立案依据是捏造，而不是实际测量”。也就是说，当时的学者对中医的质疑基本上是从对中国古代“玄学、巫术”或“迷信”的质疑入手的。梁启超狠狠地批评中医：“学术界的耻辱，无足轻重！”

1912年，北洋政府第二次颁布了《仁济贵州教育制度》，将中医药排除在正规教育制度以外。”我们国家的医学没有科学依据，我决心今后废除中医药，”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卫生会议第三次作出“逐步废除中医40年”的决定，这是第三次。

但其实纵观全局，反对中医并不是针对整个中医。而是针对以中医学为代表的不科学、不负责任的医学方法。就像当时巫师的医生画了一张符纸烧完，让你喝下去治疗。反对应该是反对的这些。

如果你有不同意见，请在上面留言。

有李行天下

有人说中医是中国的国粹，特别是现在走在大街上能看到很多的国医馆和中医养生馆。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在我国历史上，曾有三次禁止中医。就算是到如今，我国的中医也还是遭到了世界上顶尖医学院们的鄙视，他们根本就不承认中医的地位。

那为什么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医会遇到现在这种尴尬的局面呢？这就要和他的对手西医对比来说明了。

一、相比西医，中医的诊断方法显得并不怎么科学。

打个简单比方，如果一个人感冒了，去看西医，西医首先会去给你查体温，然后再根据你的具体症状让你去查血或者其他项目，最后再依据你的众多检查结果来确定你的病症属于哪一种，是风寒感冒、风热感冒还是病毒性感冒。确诊了感冒种类再给你开对应的药。

如果是看中医呢，中医会让你先伸出胳膊来，给你号脉，接着让你伸出舌头，看看舌苔颜色，再分析你的其他症状，接着就开始开药了，你要问你具体是风热风寒那还好，但是你要区别你是不是病毒性感冒，那就没辙了。

二、相比西医，中医给人治病的药显得稀里糊涂。

还是用感冒这个事例来说明，西医会根据患者到底是风寒、风热感冒，还是病毒性感冒给患者开不同的药。比如，患者确实是病毒性感冒，那么西医开的药就会是针对该病毒的，并且我们很容易在网上查到该药物是如何抑制并清除病毒的。总之，整个治疗过程无懈可击，让人感觉就很“科学”。

可如果是中医呢，你会发现不管是哪种感冒，药物基本上都是那老几样。说个我亲身经历的事情，我有个同学大学学的中医，我问他，为什么甘草能止咳呢，他说那是祖辈传下来了，他也不知道，后来我也去网上查了下，网友们也说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所以然来。

总之，中医给人感觉很不靠谱，特别是我们这几代，从小就只相信科学的人，中医实在是没有办法令我们信服。

三、中医是建立在阴阳及五行之上的，西医是建立在大量科学研究之上的。

西医的研究，每一步都有大量的事实可以证明，可是中医的基础阴阳和五行，就显得晦涩难懂多了。两相对比之下，中医就显得极不靠谱了。

四、我始终相信真正的中医确实是我的国粹，但是，中医界鱼龙混杂，江湖骗子多也是不争的事实，正是因为这些江湖骗子使得中医越来越不被人们信赖。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中医确实是持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因为我确实曾经被中医治好过某些疾病，但很显然我更相信西医，因为那些检查单让我相信西医更有科学依据。

史海钩沉

中医，是老祖宗历经数千年不断探索和临床验证后，给国人留下的宝贵财富。在西医还没进入中国之前，一直独力承担着整个民族救死扶伤的重任。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学东进，西医也渐渐得以进入中国。中医、西医同为治病救人，本应并行不悖殊途同归，并没有孰优孰劣之分。中医、西医争论由来已久，禁止中医始于道光，而盛于民国。

公元1822年，即位仅一年的清道光皇帝突然下了道圣旨，“ 针灸一法，由来已久，然以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太医院针灸一科，着永远停止 ”。究竟为什么要禁止？至今仍是清朝的一大悬疑。

1912年，北洋政府以中西医 “ 致难兼采 ”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各类学校条例中，要求整个医学教育系统里，只剩西医一棵独苗，中医被排除在外。北洋政府教育部，最初的定调只是半遮掩式地以 “漏列” 进行搪塞。

一年后，教育总长汪大燮，强硬提出废除中医中药。废除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医已落后于时代，是封建迷信的骗人把戏；二是学制均以日本学制为蓝本，日本在明治维新时，即已推行废除中医。

新式诊断方法的应用，某种程度上，无疑令“望、闻、问、切” 处在不利的位置。然而，中医辩证追求的，是标本兼治，与西医快餐式的治标不治本截然不同，可谓高下立判。排除中医中药，对中医行业打击最大，其次是令众多的患者在治疗方案上缺少选择，形成了西医一家独大。

最终，北洋政府教育部及国务院，均以中医“ 非最新学说 ”、“ 非具有完全科学知识 ”等作出批示。最苦的，是刚念完中医的莘莘学子，到手的一纸文凭如同废纸。

中医虽在“中西医擂台赛”上大获全胜，仍阻止不了国民政府的猛烈打压

打压中医力度最大的，非国民政府不可。据《丁甘仁传》记载，早在北洋政府期间，中西医就曾在上海举行过一场擂台赛。西医广慈医院的洋医生问名医丁甘仁是否有胆量以中医挑战西医？丁甘仁医生当仁不让，二人最后约定就在广慈医院设擂治病。

即便如此，1929年国民政府在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就迫不急待通过了“ 废止旧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 ”，同时规定六项废止中医的具体措施。即“废止中医案”。其中的第四、五项等同于宣告中医并不科学。(四、禁止登报介绍旧医；五、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医学宣传。)

此时的中医中药被描绘成巫术，而最为积极并极力要求废止中医的，是曾留学日本的西医余云岫，认为中医是“ 杀人的祸首 ”，要求五十年内消灭中医。

在多重打压之下，大部分中医不得已之下只好另谋出路。而社会上歧视中医的事件亦时有发生，如杭州卫生局在中医执照上更加盖“ 中医不准使用西药以及注射器具，违者吊销执照，撤消资格 ”的字眼。

民国时期竭力消灭中医的原因，正如反中医的代表人物西医余云岫所言，一是中医理论皆属荒唐怪诞；二是中医脉法出于纬候之学，自欺欺人；三昊中医无能预防疫疬；四是中医病原学说阻遏科学化。

结语:

中、西医学互有长短，各有不足。中医不会消失也废止不了，中西结合取长补短，造福的是全天下人。

夜不闭户深耕半夜

因为以汪精卫和褚民谊为首的国民党等人对中医素有恶感，认为中医只讲阴阳五行，不重人体解剖，在科学上毫无根据。

1929年2月27日，褚民谊主持中央卫生会议。会上医师公会会长余云岫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称“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

由于中医已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难以一下子禁绝，会上通过了“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规定有现之中医，由卫生部实行登记，除了年满50岁而且行医20年以上者，其他人都必须接受补充教育，不准诊治传染病，还禁止登报介绍中医及开设中医学校等等。

1879年，清末国学泰斗俞樾先生在其《废医论》中首次明确建议废除中医。俞樾先生认为中医的所有理论均建立在阴阳五行之上，辅以一些肺腑经络的学说，这是一件非常荒谬且愚昧的事情。

而俞樾先生的这一倡议顿时得到了晚清一大批学者的响应，比如著名学者严复认为“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也就是说当时的学者对于中医的质疑基本上来源于对中国古代“玄学、巫术”也就是“迷信”的质疑。

不过相较于其他学者，俞樾和严复已算是较为理性派，比如俞樾先生晚年的著作《医学说》则认为“医可废，而药不可废”，虽然他有着别人所没有的理性思维，但是“药不可废”依旧表明了那个时代以及一名国学研究者，而不是医学研究者的局限性。在那个西医尚且存在着很多荒谬之处的年代里，当时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从分子层面去分解中药材，而得出诸多中药才是身体健康最大的杀手。

梁启超就曾激烈的抨击中医为：“学术界之耻辱，莫此为甚矣！”陈独秀更是在《新青年》报上撰文，“不解人身之构造，不事药性之分析，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在陈独秀看来“杀人以中医与弓，有以异乎？”

到了1912年，北洋政府颁布《壬子癸丑学制》，并将中医排除在正规教育系统之外。教育总长汪大燮公开表示：“吾国医毫无科学概要根据、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一节，难以照准。”而后北伐成功，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卫生会议做出“以四十年为期，逐步废除中医”的决定，这便是第三次废除“中医”。直到1954年刘少奇在卫生部司局长座谈会中提议恢复中医，这才让大陆的中医有了现在的发展。

战争史录

这个事情的起因，就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从过去的一味自傲，变成了一味的自卑。认为中国什么都不好，老祖宗传的东西都是落后的愚昧的，于是就开始一味崇洋媚外，取缔一切旧东西：

服饰上以全盘西化为时尚，

生活上以抛妻弃旧婚姻的妻子为先进

。。。

更有甚者，还有些全盘西化人士，提出取消汉字，取消中医等过激观点。其中取消中医一条，就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动荡。

这事儿的开始，就是南京中央卫生会议的召开。这次会议，出席的医生代表都是西医，会议开幕时，蒋介石派员出席读一篇训词，希望国府成立之后，改善卫生行政，由全国专家提出建议。

那时卫生部部长薛笃弼，是冯玉祥的人，其实是新军阀互相平衡的结果，他也不懂医学，所以只是跟着老蒋附和，泛泛而谈。

可是这时候出来一个汪精卫一派的褚民谊，演词就不同了，他说：“中国卫生行政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医中药，要是行政上了轨道，如果不把中医中药取消不能算是革命。日本能够强大，全靠明治维新，明治维新能够面目一新的民间运动，就是废止汉医汉药。所以要由卫生会议负起责任，通过全国专家所拟订的提案，交由政府执行，才能算是完成革命大业。”

他的态度，其实幕后有西方大药厂的影子，全盘取消中医以后，西医西药自然有巨大的利益，所以幕后积极推动（这个褚民谊笑话很多，是个大汉奸，以后有空我可以写写他的故事）。

言归正传，当时国人往往有一种积习，认为勾结上一两个要人之后，便气焰大盛，不可一世。如今卫生会议既有一百二十位专家主张，中间加上了一个“中央委员”褚民谊在内，那更是如虎添翼，认为废止中医案一经通过，只要交政府执行，便可以安然达到目的，所以在开会的情绪看来，认为中医废止，已在命运中注定了。

但是他们万万料不到，这一个提案通过发表之后，引起全国上下的反感，成为全国的一个轩然大波。举国上下群起反对，然后舆论大哗，各地中医代表齐集上海反对。

在1929年3月17日，全国中医代表举行了抗争大会。在这之后，全国十七省市代表在总商会大厅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第二天会议，把各方面送来的提案，搜集起来，逐件讨论，由丁仲英老师任主席。推选了代表五人，去南京抗议。据当时的回忆：

山西代表时逸人振臂大呼说：“我们这次受到上海医界招待，本身用不到多少钱，我们都应该随愿捐款。不但支持抗争运动，而且我们可借此团结全国，组织‘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从事于种种改进事宜。”此言一出，捐款的人风起云涌，当堂就捐到两万多元。然后又推选了五名代表，专门到南京抗议。

代表们到南京抗议后，冯玉祥专门打电话给卫生部部长薛笃弼，责怪他无故生事。阎锡山也有电报给三中全会，对中卫会废止中医的提案，表示极端反对。于是中央大员都请薛部长从速把这件违反民意的提案打消，以免引起民间对政府的反感。此外，褚民谊也受到好多位中央委员的指责，默然不再出声了。因此这场闹剧就此作罢。

中医界经过了这一次的大风暴，后来就根据在总商会开大会第一天的日期（三月十七日），定为“国医节”，又称“三一七事件”。从此之后，年年三月十七日那一天，全国中医界都举行国医节纪念仪式。

这就是民国取消中医事件的始末。

天刑17

民国时期根本没有颁布这条律例，何来禁止中医之说？

只是说当时西学渐进，西风日盛压制东风，而东风并非全然被其压制。许多留洋回来的人大呼东洋、西洋之妙、之好、之强大，呼吁一切效法两洋之文化、之文明，提倡改革，大有二次洋务运动之嫌。

实则不过都是些闹剧罢了，提倡文明戏，然百姓却依旧愿意进茶楼听京戏听大鼓书；提倡西洋教学，结果搞出“裸女事件”；提倡吃西餐，老百姓却偏偏爱喝豆浆吃果子，而不是牛排沙拉。不伦不类的东西整出若干，最后发现一切都是乌烟瘴气。

古往今来，该保留的自然会保留下来，不能保留的自然也就保留不下来。好的东西，自然有人推崇，糟粕的东西也许有人喜欢，能留不能留，能禁不能禁，并非一拍脑袋就能成。

实则在民国时代，仍有许多人不信西医，偏心中医，尤其是书香门第，越发抵触这些西洋的玩意儿。

这并非笔者胡诌，而是有位津门老作家亲口说过，他乃大户子弟，当时家中族人，有人推崇西医之好，有人则极力赞美中医之妙，家中女眷生病从不看西医，认为西医有男女肌肤接触之嫌，违背了男女授受不亲的根本。

因此，我说题主提出的问题根本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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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民国时期之所以提出了“废除中医”的观点，已经不是单纯局限在医术学科方面的问题，而是牵扯到文化层次，哲学思维方面，更是一场思想文化的大碰撞，一场积攒很久的能量爆发，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也直接相关。

19世纪末，列强利用自己的舰船大炮，轰开了"闭关锁国"的古老中国，“洋务运动”以及后期清朝派出的留学生都让很多人切实感受到了彼此之间的差距，自信心也跌落万丈。于是社会逐渐产生了对于西方科技文化的极力崇拜和对自身传统文化的极力否定现象，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医也难以幸免，特别是清末国学大师俞樾提出了“废医轮”，成为了废除中医的征讨檄文，成为了废除中医的导火索。这种思潮发展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达到高潮，许多新思潮人士将中医同落后腐朽，旧文化，旧思想画上了等号，开始了对于中医的大否定，大批判，很快蔓延到了国内的广大知识分子当中，而当时政府也认为西医更加符合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大潮流，更优秀，更先进。疾病当前更需“先其所急，刻不容缓”呼声越来越高，越来越大，遂将中医逐渐打入了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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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质疑中医存在的声音来自清末大儒俞樾，1878年他的妻子病逝后，愤于所延请的中医无法妙手回春，于是批阅医书，提笔撰就《废医论》，严厉又沉痛地呼吁“夫医之可废，何也？曰：医无所以治病也”，以文字声讨中医的疗效和存续价值，讥讽其“今之医巫亦一也，吾未见医之胜于巫也”，并认为中药虚妄，“医之所以治病者药也，药则不可恃，脉虚、药虚，斯医亦虚矣”，甚至歪曲事实攻讦道“其药之而愈者，乃其不药而愈者也。其不药不愈者，则药之亦不愈，岂独不愈而已，轻病以重，重病以死”，硬生生将所有中药形容成催命毒药。

俞樾的门生章太炎则在1910年写下《医术平议》，指出俞樾“虽言废医，其讥近世医师专持寸口以求病因，不知三部九候，足以救时俗之违经，复岐黄之旧贯，斯起医，非废医也”。他替俞樾缓颊称其本意是为了振兴中医的真正精髓，并非要全然废除，但批判中医的声音已逐渐成气候。虽然清末尚有身兼进士与郎中身分的唐宗海，开创“中西医汇通派”，写出援引西方医学理论补足中医学理的《中西汇通医书五种》扬名于世，然而在西方科学的强势竞争下，中医已成为激进者眼中象征落后文明的标靶。比起经史子集等受士人青睐的“国学”，被视为末流、实则关乎亿万民生的传统医学反倒先一步被抨击，不能不说是种矛盾与讽刺。

尽管俞樾晚年又因自身疾苦转求中药延命，自叹道“不能坚执废医论，反自营求却疾方”，但俞樾仅改变对中药的看法，又写就《医药说》一文，改口称“余固不信医也，然余不信医而信药，于是又有医药之说”。这种“废医存药”的论点对近代中国影响颇大，并成为中西医论争的主要矛盾，甚至不少中医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部分说词。因此可以说，俞樾的笔锋点燃攻击中医的炮火，其转变又主导了中医药部分有益还是通盘无益的论辩思路。

民国之后，质疑传统文化的声浪不绝如缕，中医的地位更是江河日下。

1912年至1913年间，民国北洋政府打算模仿日本，全面推行西式教育，因此着手拟订“壬午癸丑学制”。但教育部在1912年11月颁布《医学专门学校规程》、《药学专门学校规程》时，里面竟毫无任何一句论及中医，等同刻意废除中医教育。该法令一出，顿时引起全中国的中医哗然，是为医学史上轰动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1913年10月，19个省市的中医团体派遣代表共组“医药救亡请愿团”奔赴北京。负责擘画请愿的上海神州医药总会成员余伯陶在代表们赴京前，期勉他们道：“这次赴京请愿，是我国医药界几千年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是挽救我国医药的一次重大的创举。它对今后医药前途关系很大，希望代表们以坚定的毅力，百折不饶的精神去达到保存中医药的目的”。

但没想到教育总长汪大燮的态度十分恶劣，写有“呈为恳请提倡中医中药，准予另设中学医药专门学校，以重民命而顺舆情事……速举中医中药切实整顿即可，逐如淘汰则不可”的请愿书遭其拒收，对于请愿书里提议的设立中医药书籍编辑社、设立药品化验所、编辑医学报刊、创设中医补习学校等措施更是充耳不闻。深受日本明治维新废止“汉医” 的刺激，汪大燮直截了当地告知代表“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谓立案一节，难以照准”，铁了心硬是不肯让中医延续下去。

汪大燮的回应激起更大的反弹声浪，各地中医纷纷撰文痛斥或发起抗议，北洋政府教育部这才发觉大事不妙，赶紧回复请愿书，但语句仍充满推诿：“中国医药上自神农皇帝，下至民国，名医辈出，力起沉痾，活人无数，若年沟通中西医学，以科学方法研究整理，则我国医界必有可观……唯现在世界大同，科学日精，凡讲授专门科学，须以最新学说为衡……此项规程，系由临时教育会议公决……本部对于医学，只期学术完备，求合于世界进化之大势……并非于中医、西医有所歧视也”。显然，教育部想把漏列中医的责任卸得越多越好，并暗示中医不符合“最新学说”与“进化之大势”的科学标准，其意仍是想废止中医教育。

1914年1月民国政府也正式答复，宣称“前此部定医学课程，专取西法，良以歧行不至，疑事无功，先其所急，致难兼采，初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也。……除厘定中医学校科程一节暂从缓议外，其余各节应准分别筹办”，同时开始允准民间设立中医学校。表面上中医似乎免于被消灭的危机，但实际上国务院的表态仍不脱教育部的思维，且一边允许民间设校传授中医，一边又拒绝制定正式的中医课纲规范和准许中医注册登记，形同让中医资格与地位处于灰色地带。中医界因此不屈不挠地继续抗争，1925年要求教育部得列入中医课程，疾呼：“教育部学校课程，有西医而无中医，致令办此项学校者，无矩矱可遵，入此项学校者，无学位可望，是不啻以法律限制学术，为自灭文化之政策”。

结果中医界的呼声遭西医强烈抵制和斥责，倡导“废医存药”最力、抱持进化论眼光认定中医终将绝灭的西医余岩，揶揄道“假若中医教育列入大学或专科制时，将来怎样可以使高中学生学那些‘五运六气’、‘汤头歌诀’……在中学讲的是科学，入了大学反倒退步”，讽刺中医的阴阳五行经脉理论全属谬论。待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教育部于1928年召开第一届全国教育会议，“神州医药总会”再度呈请列入中医为大学学系，结果仍石沉大海。不过这点挫折还不算什么，更糟糕的还在后头。

1929年2月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行政会议，出席者几乎都是留学欧美日本的西医或不懂医事的官员，包括余岩在内，没有半个中医参与。结果余在会议上竟提案要求“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南京特别市卫生局长兼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胡定安也帮腔道：“先父是一个中医，设使今日先父尚在，鄙人也要反对到底”。最后卫生委员会竟通过《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决议取缔宣传中医的杂志报刊、禁止成立旧医学校、禁止旧医诊治法定传染病等等。但最致命的则是所有中医得在一年内登记领照，国民政府却又规定中医训练期限为五年，这无非是断了所有尚未结业的中医学生的悬壶济世之路，落日条款一出，待现有的老中医逐一凋零后，中医便将自然消亡。

如此狠毒的法案通过后，立刻炸出全中国中医界愤怒的声响，281名中医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打出“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反对废除中医”等口号。“神州医药总会”成立者之一包识生痛斥道“中医是国医，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怎么能够唾之为封建迷信，怎么能够唾之为是旧医呢？拥护中医药就是保持我们的国粹，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的死命。你中央大员不需要，但是，老百姓需要！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需要。我们要誓死保护中医药！”

各地商铺、报馆、药业工会、甚至南洋华侨也都纷纷给予支持。最后在庞大的民意压力下，国民政府才不得不宣示取消该议案，但卫生部竟声称“查中医一案，本部力主提倡……并无废止中医中药之说”，彷佛忘了通过废止中医案的主管机构究竟是谁。

不过，有废止中医之心的国民政府，又紧接着在1929年4月由教育部公告“查现有之中医学校，其讲授与实验，既不以科学为基础，学习者之资格与程度，亦未经定有标准，自未便沿用学制系统内之名称，应一律改称中医传习所”。这种说词听起来冠冕堂皇，但国民政府一面拒绝明订中医课程和学系，一面又指责民间中医学校不够科学化，故要予以降格，这岂不是逼民为贼？因此又惹起中医不满，蒋介石遂下令撤销。但教育部和卫生部竟又呈文给行政院，主张既然不能叫传习所，便改作“称为中医学社，俾成为学术团体……非摈弃中医于学校系统以外，实欲中医有自由发展之机会，不受教育规程之限制”。如此荒谬的论据，行政院居然采纳并通令推行，致使中医地位跌得更深更重。

虽然中医界后来改变战术，改要求国民政府设立国医馆、再附设国医学校，借此令中医教育得以不辍。接着再推动立法院制定《国医条例》，期许替中医争得与西医平等的法律地位，毕竟西医早已有《西医条例》保障权益。结果立法院余1933年更名为《中医条例》后准允通过，但力主废中医的行政院长汪精卫竟悍然拒绝颁行，迟至1936年才在各方压力下公布。这不仅显尽国民政府打压中医的丑恶，更揭露国民政府罔顾民意、知法却不守法的面目。

抗战结束后，本以为将随着社会重建迎来新生的中医界，居然又开始遭受压制，教育部开始取缔各地中医学校，又利用《医师法》限缩中医权利。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医的处境才略有好转。

娱乐小医生

医者，死生之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正是因为如此，医学，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一门博大精深的学科。在中国，神医扁鹊，医圣张景仲，“外科圣手”华佗，“药王”孙思邈，“文林郎”李时珍等等，他们著书立说，功盖秦皇汉武，他们治病救人，德胜孔孟先师。他们支持和发展之下的中医学，延绵数千年，为我们民族的发展和繁荣立下不朽功勋。

然而，这样的曾经在中国古代立下赫赫功勋的中医，拯救万千百姓的中医，却在民国初年，受到一再的怀疑与排挤。甚至差点被禁止，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民国时期的“废止中医”案件

清朝末年的西医东渐和民国时期西医的大发展，使得民国时期的中医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

在1913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医学、药学两门，医科大学按照西方医学科目设置，中医没有纳入近代教育体制。引发有识之士的不满。1914年初，中医界纠合各地同业组成“医药救亡请愿团”向北京政府请愿，希望保存中医中药，但遭到了北京政府的拒绝。

新文化运动之时，一些狂热的知识分子，更是将西中医之争变为大规模的争论。当时社会上的很多名人，都为西医的发展不遗余力，而对中医却不屑一顾。比如孙中山，鲁迅、梁启超等等。

1916年，毕业于日本大阪医科大学的余云岫，受明受到日本的影响，撰写《灵学商兑》，次年出版《灵素商兑》一书，将中医经典《黄帝内经》批得“体无完肤”：“医锢于歧黄，凿空逃虚，不征事实，其中毒久矣。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并称其为“数千年内杀人的秘本和利器”。

1920年，时任《东方杂志》主编的杜亚泉当即发表文章《中国医学的研究方法》，予以回应。

1922年，《小说月报》主编恽铁樵写成《群经见智录》，提出“四时五脏六气”观点，从方法论的角度阐示中医理论，捍卫了其学术完整性。恽铁樵承认中医有不好的地方，但坚持“西方医学不是学术唯一之途径，东方医学自有立脚点”。

1925年（民国14年），中国教育界先后在长沙、太原召开会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决定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中。被民国政府拒绝。

这时，中西医之间变得越来越水火不容了。中西医理论上的争论，终于演变成了中医生死存亡的争论了。

1928年，在全国教育会议上，汪企张首次提出废止中医案，未获通过。

1929年（民国18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围绕着“废止中医”问题，余云岫、褚民谊等人先后提出了四项相关议案，最终通过了《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实际上主张废除中医。

这就是民国时期的沸沸扬扬的“废止中医案”。

“废止中医案”通过之后，引发广大的中医和中药界人士的大规模抗议，在社会各界影响巨大。中医界还组织人员到南京，向民国政府请愿。

其实，废止“废止中医案”在蒋介石政府内部也引起强烈的反对。为了不在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引发矛盾与混乱，蒋介石政府最终没有同意这个方案。迫于舆论压力和维持社会安定之考虑，国民政府最终表示“废除中医案”暂不执行。

▶“废止中医案”的余波

“废止中医案”虽然没有被执行，但是中西医之争还在继续。由于“废除中医案”的巨大影响，中医在民国时期生存艰难。与西医的抗争仍然持续着。

到了全国解放后，还有人向毛泽东提议废除中医，遭到毛泽东的驳斥。

1966年，“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开展，各种历史遗产遭到大规模的破坏，“中医”当然也不例外，遭到大规模的摧残。

直至1982年，颁布的宪法中提出“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这才给予了中医和西医同等的地位。

▶那么。民国时期的中医，为何会被排挤甚至差点被废止呢？

我认为，主要有这些方面的原因。

第一、西医巨大冲击。

西医东渐

在中医得到大力发展的时候，西医也得到巨大的发展。与中医的零散、各自发展不同，西医得到西方各国政府和教会的大力支持。发展迅速。并随着西方的传教士一起来到中国。因为很多的教士本身也是“医生”。多多少少得到一点“真传”。比如介绍西方脑神经学的利玛窦、介绍血液循环的汤若望等等。

到了清朝末年，西方医学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当然，这也跟西方的传教士脱离不了关系。他们在中国大规模传教，传播西方的思想的同时，也大规模的传播西方的医学。他们纷纷建立教堂，设立诊所，兴建医院。在1840年到1900年间，教会共建立医院100多所。

西方教会还在中国兴办医学校。传播西方的医学。比如博济医院设立的华南医学堂，香港爱丽丝纪念医院设立西方医书院，等等。

西方教会还大规模翻译西方的医书和典籍，出版医学刊物。

民国时期西医的发展

在清朝末年，西医在中国逐渐的传播开来。但是，受到动荡的局势、接受的群体。西医东来的规模的影响，西医在中国的发展还是比较缓慢的。

民国时期，西医在中国则是得到大力的发展。

其原因有三：

1、腐朽的清政府被推翻，新生的民国政府，对西方的文化，西方的思想更加的崇拜。更易于西方的医学的发展。

清政府被推翻之后，无论是新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洋军阀，国民政府，其主体，都是曾经留学西方或者日本的留学士子。这些人物，他们大多对中国的封建体制深有抵触，更有甚者，对中国的文化抱有抵制的态度，对西方的文化，则是非常的欣赏。当然，也包括对西方的医学。

2、西医的中国化

清朝政府时期的西医，大多数是西方的传教士。民国时期，随着西方在华的医学堂、医学院的学生的成长和毕业，一大批留学国外的学生的归来，这个时候的西医，已经逐渐转变为以中国的青少年为主了。也就是说，西医已经中国化了。比如中华医学会的会长，伍连德，就是一个剑桥大学的留学生。

3、中华医学会的成立

中华医学会的成立，使得中国医学事业得到极大的发展，他的巨大作用，毋庸置疑。

不过中华医学会的最初会员，大体都是留学西方的青少年。所以，中华医学会成立之后，在中国大力兴办诊所，学堂，翻译西方医学经典，聘请西方的医学家、护士等等来到中国。这些，在客观上使得西医在中国得到更为全面的传播。

而在西医大规模发展的同时，中医却逐渐没落了，这导致民国初年的中西医之争。

▶第二、当时的中医的一些缺点

不可否认，在民国时期，中医确实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1、缺乏西医的系统化和规模化。

西医之说以能大规模发展，跟医院和医学院的大规模的设立有很大的关系。

虽然，在中国，很早就有医疗的场所。但是，大部分的中医，都是家族式的。设立大规模医学院的并不多，也就是说，他们大体是零散发展的。

而西医，特别是近现代的西医，则进行精细的分门别类，理论基础，设立大规模的医院，这方面，是民国时期的中医难以比拟的。

2、缺乏西医的人员培养机制。

很多的中医，为了自己家族的利益，对一些药方密不外传，这就是所谓的“祖传秘方”，造成一些中医的秘方的失传。而且中医方面博大精深，对“经验”的要求相当高，多年的学习，也不一定学有所成。

而在西方，则很早就建立门类齐全的医学院，对医学人才进行全面的培养和系统化的教育，使得西医的培养人才的机制更加有效。

▶第三、当时的形势的影响

清朝末年开始，随着西学东渐，西方的思想、文化等等大规模的传入中国。再加上当时的西方在军事上打败中国。导致一些人，对西方思想和文化的极度崇拜。这种思想在民国时期特别盛行。他们甚至连汉字都想要废除。

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经变成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应现在的时代。——吴玉章

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废除中医也就不足为奇了。

▶解放后，中西医的融合与中医的发展

中医的巨大的优点

其实，相对于西医，中医还是有自己大放光彩的地方。

1、养生保健。

西医的重点，是治病救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见效快。中医不仅仅能够治病救人，而且还能让人延年益寿，这个可是西医难以企及的。

2、中医擅长于治疗老年病慢性病疑难病。

这个可是中医最为擅长的了。对于一些老年人的疾病，比如风湿啊，腰酸腿痛等等，西医的疗效不如中医。

3、中医不仅有中药，中医有许多非药物疗法，如气功、导引、砭石、针、灸、拔罐等等，简单易行，足以解决诸多常见病多发病，甚至急性病。

4、中医可以使得问题得到根治，西医则容易反复。

对于一些疾病，西医的见效快，但是失效也快，且副作用很大。而且西医方面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特点，使得一些疾病，难以根治。而中医则提倡阴阳调和，对各个部位能很好进行调理。

医学方面的中西合璧的探索

清朝的末年，面对西医的在中国的大举宣传，已经有一些开始主张中西医合璧了。

第一个提倡中西医学合璧的，是唐宗海，中医七大派“中西医汇通派”创始人之一。光绪年间举进士，中年之后则转而研究医学，主张兼取众家之长，“好古而不迷信古人，博学而能取长舍短”。

1892年唐宗海写成著名的《中西汇通医经精义》。

另一位代表人物就是朱沛文，他曾经西医院观察尸体解剖。他指出“中华儒者，精于穷理而拙于格物；西洋智士，长于格物而短于穷理”，因此中西医应“通其可通，而并存其异”。朱沛文于在《华洋脏象约纂》，并逐一指正古人在论述脏腑上的不少疏漏。

之后，中西医在理论和地位甚至在存亡方面展开激烈的争论，中西合璧的声音逐渐被埋没。

直到新中国成立，中西医合璧再次迎来了曙光。

1950年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的题词，为中西医问题定调。会议确定了我国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

中西医的合璧终于提上日程。

之后，在毛泽东重视之下，中医学也开始建立系统化的发展起来了。中医学也开办了医学院。毛泽东还提倡西医学习中医，从中医中学习一些医学方法和医药。

文化大革命之后，中西医学合璧有了法律的保障。

1982年新修订的宪法规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标志着中医地位有了国家根本大法的保障。为中医的发展和中西医的合璧扫清了障碍。

2003年的非典，则使得广大民众重新认识了中医的巨大作用。。。。。。

其实，无论中医与西医，根本的目的，都是治病救人，而不是斗争个你死我活。在这个地球村内，中西医应该携手共进，才能共同取得伟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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