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7 王剛：海昏侯墓“孔子衣鏡”所見“四科十哲”問題探論

一、引言：從“七十賢徒”到“四科十哲”

“孔子衣鏡”（此前稱之為“孔子屏風”）是南昌漢代海昏侯墓出土的重要文物，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在這件器物之上，除了現存最早的孔子畫像及介紹性文字之外，孔門弟子資料也是重要組成部分。

習文史者皆知，孔門弟子號稱有“七十賢徒”。《呂氏春秋·孝行覽·遇合》載：“委質為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淮南子·泰族訓》則曰：“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由此，涉及到孔門弟子問題時，“七十子之徒”是不可繞過的環節。

但在孔子衣鏡中，限於體量和篇幅，他們不可能全部亮相，只能根據需要，有選擇性地將一些“重中之重”的人物編排入內。而在這種選擇中，首要的，是要尊重孔門傳統。由此，我們注意到，“四科十哲”，成為了衣鏡圖文編排和撰作的重要知識基礎。

所謂的“四科十哲”，來自於《論語·先進》篇，它將孔門的著名弟子分為了四個類別，共計十人。即所謂：“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因適中的數量及權威性，這一說法成為了“七十子”最重要的代表。由此，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司馬遷在引述孔子之言“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後，首先列出的就是這十大弟子。也就是說，在太史公及漢儒看來，“七十子”固然是孔門傑出弟子的代表，但倘縮小範圍，“四科十哲”則為首選。

這樣的情形在出土資料中亦可獲得映證。有學者對漢代孔門弟子畫像石進行考察後指出，在這些畫像石的榜題中，既有“七十子”的標示，更可發現與《論語》中“四科十哲”的一致性。作為一個重要事實，“很多人認可‘十哲’之類的人和事。”[1]要之，在論及“七十子”之時，無論是在傳世文獻中，還是在出土圖像中，“四科十哲”的序列頗為重要與核心。

由本論題出發，我們不禁要問，這樣的思維方式在孔子衣鏡中，是否也有所體現呢？答案是肯定的。

我們注意到，在介紹孔子的文字中，這樣論道：“孔子弟子顏回、子贛之徒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但出現的幾大弟子圖像，則主要聚焦於“四科十哲”。此外，有一篇《衣鏡賦》，它位於衣鏡掩的正面，其中這樣說道：“□□聖人兮孔子，□□之徒顏回、卜商。”[2]據筆者的考察，“顏回、子贛之徒”、“□□之徒顏回、卜商”云云，應該也是與“四科十哲”相對應的概念，它們作為“七十子”的代表，對於衣鏡中的弟子編排及相關問題，發揮了指導性的作用。下面，筆者就不揣譾陋，對此作一初步的分析。

二、從“淵、騫之徒”到“顏回、子贛之徒”

翻檢史籍，“孔子衣鏡”文中所論的“孔子弟子顏回、子贛之徒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的表述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二者應該具有同源文本及理念。

在《仲尼弟子列傳》中，開篇這樣說道：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也闢，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太史公首先引述：“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接續而來的文字，就是“四科十哲”，他是以此作為“七十子”的核心代表。而衣鏡文在“皆異能之士”的表述之前，則是直接以“孔子弟子顏回、子贛之徒”加以概述。在同源文本的視野下，我們的問題是，代表“七十子”的“顏回、子贛之徒”，是否也是由“四科十哲”中抽繹而出的呢？筆者以為，事實正是如此。

在西漢大儒揚雄所撰的《法言》一書中，有一篇名為《淵騫》，它以“七十子”為核心展開討論，一開篇即問道：“淵、騫之徒惡在乎？”汪榮寶指出，依據此書《學行》注所言，“徒猶弟子也。”由此可推定的是，“淵、騫之徒，猶言七十子之弟子。”汪氏還進一步指出，這一理念推出的根據是：“《仲尼弟子列傳》以顏淵、閔子騫居首，故舉淵騫以統其餘也。”[3]我們知道，汪氏所謂“舉淵騫以統其餘”，雖標示其出於《仲尼弟子列傳》，但文本源頭乃是《論語》所載的“四科十哲”。也就是說，以“四科”的概述性說法來指代“七十子”，在漢代是有例可循之事。

與揚雄的“淵、騫之徒”相類，“顏回、子贛之徒”為同一類型的表達法。所不同在於，揚雄在居首的“德行”科中，將顏淵和閔子騫列出；而衣鏡文中的“顏回、子贛之徒”，則是將“德行”科的顏淵和“言語”科中的子贛（貢）並列，在前兩科中各舉一人，以概述“七十子”。由於這種手法比揚雄之論的概述性更強，接受程度也更高。

由此可注意的是，《孟子·公孫丑上》載：“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漢儒趙岐注曰：“顏淵、子貢等之服於仲尼，心服者也。”[4]此外，據《漢書·楚元王傳附劉向傳》，西漢時代的大儒劉向曾在奏章中有言：“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據《後漢書·獨行列傳》，東漢時代有人將自己弟子比附為孔門中人，“名為‘顏淵’、‘子貢’、‘季路’、‘冉有’之輩。”看來，在整個漢代，“顏回（淵）”、“子贛（貢）”常可並論，在那時，以“顏回（淵）、子贛（貢）之徒”來概述“四科十哲”，進一步指代“七十子”，應該是可接受的通例。

在此，需稍加辨析的一個問題是，汪榮寶雖然準確地將“淵、騫之徒”與“四科十哲”加以聯繫，但在他看來，“淵、騫之徒”為孔門再傳，指的是“七十子”的學生輩。倘從語義上加以分析，汪氏乃是從“顏淵、閔子騫等七十子的弟子”這一層面上，去進行釋義的。這種看法在語義上固然可通，但它只見其一，不見其二。因為“淵、騫之徒”，更可指“顏淵、閔子騫這些弟子們”，直接對應著“七十子”，而不是再傳弟子。

在衣鏡文中，已明言“孔子弟子顏回、子贛之徒七十有七人”，由於直接對應面就是“七十子”，很顯然，“顏回、子贛之徒”在此屬於後一種意義指向。還可注意的是，在《史記·儒林列傳》及《漢書·儒林傳》中，亦載道：“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在此，“七十子之徒”指的也是子貢等孔門嫡傳，而非再傳弟子。不僅如此，在《史記》、《漢書》的其他篇章中，此語凡有明確所指者，皆與此同一意義指向。[5]也就是說，至少在漢代，“七十子之徒”主要指的並不是孔門再傳，而就是“七十”門徒們。衣鏡文所採取的，正是當時的通行用法。

值得提出的是，對於這一概念或名詞的使用，雖然還可以找到許多旁證加以坐實，但我們也注意到了材料方面的一點疑問。那就是，在“言語”科中，列出的是“宰我、子貢”二人，那麼，何以不將宰我與顏回並列呢？在筆者看來，在“言語”科中棄宰我，而將子貢與顏回排列在一起，作為“十哲”及“七十子”的代表，原因主要在於，《論語》等文本中宰我形象的消極影響。

宰我能進入“四科十哲”，說明其曾經獲得過孔子的高度首肯，尤其在“言語”方面，頗有造詣。但這些應該主要發生在孔子早年，後期他的一些言行引起過夫子的不滿，並對其說過一些重話。如孔子曾言：“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6]既說明了後來對宰我的不滿，卻也反過來證明了，早年對宰我在“言語”方面的欣賞。這樣的情形在《論語》中亦可得到某種映證。《公冶長》篇載，宰我“晝寢”，孔子對這位弟子不好向學的惰行，憤怒地指斥道：“朽木不可雕也”，並且指出：“吾始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因這樣的記載，宰我的“言語”，後來不僅不能成為他的光榮，反倒成了一種負面標籤。前所引及的“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云云，就是將他與子羽（澹臺滅明）加以比較，作為負面形象，以襯托後者。衣鏡文亦將此語收入，可見宰我在“言語”方面的負面影響之大。[7]有了這樣的背景，在“言語”科中選取代表人物，棄宰我而用子貢，也就可以理解了。

不僅如此，在孔子晚年，隨著顏回、子路等弟子的紛紛離世，子貢成為了孔子最為信賴的學生。孔子離世之前最為期待見到的就是他，離世之後的喪事亦由其主持，誠如有學者所指出的：“是孔子晚年最得意的門生。”在孔子過世後，“儘管子貢沒有名正言順地舉起孔門‘帥旗’，但其在孔門弟子中突出地位似乎也已基本確定。”[8]雖然此後孔門弟子發生分裂，子貢最終沒有成為孔門的統領者，但他在晚期孔門中的突出地位，是無法忽略的。由此，以子貢，而不是宰我作為“言語”科代表，與顏回連及而言，即所謂“顏回、子贛之徒”，逐漸成為習慣，也就順理成章了。

三、“顏回、子贛之徒”與先“政事”、後“言語”問題

“顏回、子贛之徒”的稱謂，是依據著今本《論語》“四科”的順序：“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而定出來的。按照這一順序，子貢作為“言語”的代表，緊接著“德行”而來，故而可與顏回並論。然而，可注意的是，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政事”科的“冉有、季路”排在“言語”科的子貢等人之前，與今本《論語》有異。那麼，衣鏡文為何不遵循這一次序進行排列呢？[9]

查核《仲尼弟子列傳》，唐司馬貞《索隱》指出：“《論語》一曰德行，二曰言語，三曰政事，四曰文學。今此文政事在言語上，是其記有異也。”[10]但具體原因何在呢？他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對於這一差異，清儒劉寶楠認為：“《弟子傳》先‘政事’於‘言語’，當出《古論》。”[11]由於何晏《論語集解》序有云：“《古論》惟孔安國為之訓說，而世不傳；至順帝時馬融亦為之訓說。”有學者遂以此為基點提出，在《論語》中的“四科”一章，此前採納的為《古論》本，先“政事”後“言語”乃是最早的文本標準，他還認為，“孔氏《古論》早佚，流傳是馬融本。”“形成如此先言語後政事，恐怕出於東漢馬融所改定，”並進一步推斷，它影響了此後馬融的學生鄭玄對《論語》文本的改訂。[12]

如果按照這樣的邏輯理路，衣鏡文中的“顏回、子贛之徒”，就不應該是來自於“四科十哲”的原始文本了。因為當時的《論語》文本次序還是先“政事”後“言語”。由此，前所論及的“顏回、子贛之徒”，與“四科十哲”的必然聯繫，就要遭到質疑。

但事實是這樣的嗎？答案是否定的。“四科”次序問題，今本所列淵源有自，不僅沒有改竄，反倒應該是《論語》文本的常態。我們注意到，在河北定州所出土的西漢中山懷王劉脩墓《論語》中，“四科十哲”這一章的文字作：“……淵、閔子騫、冉伯……有、子路；文學：子游，子夏。”[13]在這裡，雖然“言語”科文字有殘，但由於“德行”在前，“政事”與“文學”聯袂居後，很顯然，“言語”必然接續在“德行”之後，“政事”之前，它與今本次序完全一致。與劉賀一樣，劉脩離世於宣帝時代，定州本《論語》反映著早期文本的真實面貌。根據這一資料可斷定，在《論語》文本中，先“言語”後“政事”絕無改竄可能，而是其原貌。

不僅如此，在東漢，馬融之前的王充在其所著的《論衡·定賢》中，在論及“子貢之徒”時，是這樣說的：“以辯於口，言甘辭巧為賢乎？則夫子貢之徒是也。子貢之辯勝顏淵，孔子序置於下。”按照王充的看法，是孔子將“子貢之徒”置於顏回之下，而其根據，應該就是《論語》中的“四科十哲”。這一觀點得以成立的理由在於，在漢人看來，這一弟子序次，就是出於孔子所言。《新序·雜事三》雲：“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很顯然，漢人認為，“四科十哲”是孔子之言，而非“世俗”之論。石光瑛評價道：“是漢儒舊說皆以《論語》此節為孔子之言。”[14]由此，在漢儒看來，“顏回、子贛之徒”，不僅是當時廣為接受的理念，而且確乎與《論語》文本中的“四科十哲”相契合。

還可一提的是，在漢代經學史上，《論語》早先有著所謂的齊、魯、古三家文本。今本《論語》的源頭可追溯至西漢成帝年間的張禹，他以今本《魯論》為主，整合《齊論》，建構了“張侯本”，漢末的鄭玄又在此基礎上揉入《古論》，[15]魏晉時代的何晏則進一步融匯眾家，成《論語集解》，從而奠定了今傳本的規模。現在可以知道的是，定州《論語》屬於《魯論》，海昏《論語》雖未完全公佈，但可確定為《齊論》，而且在漢代的齊、魯、古三《論》中，前兩者作為今文經學，早於《古論》，在武帝之前基本定型，司馬遷所採主要是不避諱的《古論》本。[16]由此，劉寶楠所提出的先“政事”後“言語”來自於《古論》本，就似乎頗有見地。

但問題的複雜性在於，在漢代，先“政事”後“言語”的排序，或許可與《古論》文本相應，但這一排序又不完全由今古文學派及所屬文本所決定。據《鹽鐵論·殊路》，在昭帝時代的鹽鐵會議上，賢良文學們提出：“七十子躬受聖人之術，有名列於孔子之門，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云。政事者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這一排列次序正與《仲尼弟子列傳》相同。很自然地，我們要問，這一立論根據是來自於《古論》還是《史記》呢？但答案是，與《古論》和《史記》應皆無關係。

我們注意到，《古論》出自於武帝時代，很可能來自於孔壁，至宣帝時代由官府轉為隸定本後，得以廣泛流傳，此前，獲睹者罕。故而《論衡·正說》曰：“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尚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鹽鐵會議的時間早於《論語》隸寫的宣帝時代，來自於民間的賢良文學應該是看不到古文本的，至於《史記》文本，根據我們的研究，也非他們所易見。[17]如果依據今文《論語》文本，無論偏於齊的海昏本、還是屬於魯的定州本，都不應如此排序。在此，最大的可能乃是，漢儒對今文《論語》文本排序做了調整，最終有了這樣的結果。

由此作進一步的探究，就可以發現，在戰國兩漢，雖然“四科十哲”是廣為流傳的孔門傳統，但對其引述之時，不一定要完全依據原文本，它是可以根據需要適度調整的。典型例子出現在《孟子·公孫丑上》：“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對照《論語》文本，此段文字顯然與“四科十哲”章相合，由於孟子在引述時，所討論的主題為所謂的“知言”問題，故而將“言語”提至“德行”之前。同樣的，再審《鹽鐵論·殊路》中的文句，也可以發現，討論的焦點是孔門弟子的政治才能，故而將“政事”推前，“言語”居後。文中所謂“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云云，正反映著這種意識。尤為重要的是，這種所謂的“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作為孔門弟子的鮮明特色，在戰國至漢以來，已幾乎成為了一種通論。如在《史記·儒林列傳》、《漢書·儒林傳》中，在論及孔門弟子時，這樣說道：“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不僅在思想意識，甚至措辭上，都與賢良文學們聲氣相通。

總之，先“言語”，後“政事”，固然是符合《論語》文本的排序，但由於思想意識的驅動，在漢代，先“政事”後“言語”，亦成為一種重要的選項。由此，與“顏回、子贛之徒”的表述相仿，“顏冉”，即顏回與冉有亦可以並稱，它雖沒有前者那麼普遍，但可以反映“四科”的另一種次序安排。如《漢書·宣元六王傳·淮陽憲王劉欽》曰：“顏、冉之資。”

在此需加以注意的是，顏師古囿於《論語》文本，將其解釋為：“顏，顏回也。冉，冉耕也，字伯牛。皆孔子弟子。《論語》稱子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然而，這是一個誤判。由前已知，在漢代，“德行”科一般以“淵、騫之徒”加以表述，即將“德行”科中的前兩人顏淵、閔子騫並論。一般情況下，按照慣例，是不能跳過閔子騫，而直接將顏淵和冉耕並論的。[18]

以前所引及的《孟子·公孫丑上》為例，我們注意到，孟子雖然將“言語”和“德行”的次序作了調整，但每一科的內在次序還是有其規律的。“宰我、子貢”的排序，與《論語》原文本相合。在“冉牛、閔子、顏淵”的排序中，與《論語》文本相較，則是將排在最後的仲弓省略，然後，再按照重要性，層層遞進地作排序，雖與《論語》文本的次序正相反，但內在的邏輯是很清楚的，就論題而言，它每一科的內在次序是嚴謹的。由此，“顏、冉”之“冉”，不太可能是冉耕，因為這種亂其次序的做法，不符合當時對“四科”的表述及引用。要之，此處的“冉”，應該就是“政事”科的冉有，而非“德行”科的冉耕。

當然，可能有人會認為，《漢書》中的這個例子在表達上並不夠清晰，易生歧義，要完全坐實似乎還有一些差距。為進一步證明之，我們可以再看看《後漢書·文苑列傳·邊讓》中的文句，裡面載有漢末大儒蔡邕對時人邊讓的一段讚譽之辭：“讓生在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顏、冉之亞。”在這裡也出現了“顏、冉”，並且聯繫上下文，可以確證，在漢代，“顏、冉”並稱時，其指向一般來說，就是顏回、冉有。

由這段文字可以知道，蔡邕將邊讓與堯舜時代的“八元、八凱”，孔子弟子中的“顏、冉”相提並論。細繹文字，可以發現，這種比附中有著對邊讓政事能力的推崇。據《左傳》文公十八年，“八元、八凱”以治國理政的能力而著稱，即所謂“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內平外成”。我們知道，孔門弟子中的“冉耕”未聞其政事能力如何，僅以身列“德行”科為後世所知；而冉有則居於“政事”科之首。毫無疑義，在漢代，一般來說，“顏、冉”之中的“冉”，應該指的就是冉有，而非冉耕。要之，“顏、冉之資”中的“冉”，是冉有，而非冉耕，顏師古的誤判不能成立。

在此，還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蔡邕在漢末主持熹平石經的刊刻，與古學派分庭抗禮，其中《論語》作為重要經籍，所用為《魯論》本。[19]由此，蔡邕所採《論語》也應為這一文本，至少是今文學派本。如果先“政事”後“言語”，是來自於《古論》，那麼，蔡氏所謂的“顏、冉”云云，就顯得有悖情理了。看起來，漢儒所謂的先“政事”後“言語”，主要不是由於文本使用之異，而是因行文上的考量和習慣所導致。

四、“□□之徒顏回、卜商”與衣鏡的圖文編排

有了以上的知識基礎，再來看“□□之徒顏回、卜商”，就可以發現，它也與“四科十哲”及“七十子”關係密切。我們注意到，此句接續“□□聖人兮孔子”而來，前一句論述聖人孔子，很自然地，後一句討論的就是孔門弟子了。它與前所述及的“孔子弟子顏回、子贛之徒七十有七人”正可呼應，只是語序上倒置，語言表達上也相應地稍有不同。

何謂語序倒置呢？“孔子弟子顏回、子贛之徒”是將孔門弟子的名字列在“之徒”二字之前，而“□□之徒顏回、卜商”，則是將他們的名字置之於後。雖在表達上有異，但相較之下，很明顯的是，二者指向一致，意義相當。既然“顏回、子贛之徒”由“四科十哲”抽繹而來，“□□之徒顏回、卜商”應該不例外，也當來自於此。下面，就具體論之。

我們知道，顏回是孔子最器重的學生，回是他的名，因為他字子淵，一般都敬稱為顏淵；而卜商，則是孔子高足子夏之名。查核文本，他位於“四科”的“文學”一科，歷來被認為是孔門弟子中最重要的傳經人物，在經學領域，許多經籍的流佈源頭都可追溯於此。故而在衣鏡圖像中，他的形象是：“雙手持一冊打開的簡冊，正低頭專心看竹簡。”[20]就極好地反映了這種普遍認知。

然而，倘循此理路進行討論，由本論題出發，有兩大相關問題擺在面前，需作正面作答。

一是既然地位如此重要，子夏及其所在的“文學”科，何以在“四科”中居於末位？而不加以調整呢？

筆者以為，這裡面的關鍵性因素，除了很可能孔子原話如此，後世照錄之外，它與戰國至漢代以來的經學思維關係更大。我們注意到，在經籍之中，除了首章，末章也是十分重要的篇幅，常常被認為寄託了重大情懷。如《春秋》經，除了首章“元年王春正月”之外，末章“獲麟絕筆”，也被認為寄託了豐富的“微言大義”。再如《論語》，以《學而》作為開篇，體現的是“入道之門，積德之基”，末卷《堯曰》篇則“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22]要之，在經學思維中，由於重視“始”、“末”問題。子夏位於“四科”之末，不僅不減損其價值，反而是其地位的一種表現。由此，在“四科十哲”中抽繹代表人物時，顏回固然是首選，與之相配的，除了接續其後的閔子騫、子貢等之外，最後壓陣的子夏，也可成為當然之選。也由此，“□□之徒顏回、卜商”，是符合“四科”的內在邏輯理路及相關思想序列的。

二是顏回、卜商皆為名，而不是字。按照當時的規矩，出於敬稱的需要，大都以字稱之。也就是說，從“四科”中將他們的名字抽繹而出，規整的稱謂應該是“顏淵、子夏”，而不是“顏回、卜商”。在儒門之內，直稱其名，只有他們的老師孔子有資格為之，他人出於禮貌和敬意，是不應該如此稱謂的。[23]遑論後世之人呢？

當然，我們也注意到，在先秦兩漢，由於顏回之名為人所熟知，在各種不同立場的人群中，也可以看到名而不字的情況，或者，或名或字，似乎比較隨意，如《莊子》中就是如此。另外在《法言·君子》中，有所謂“回、牛之行德”的提問。但務必注意的是，《莊子》是偏於道家立場的，且行文不羈，而《法言》中所出現的提問，應來自於民間，由前已知，揚雄本人是以“淵、騫之徒”這樣規範的敬稱來稱謂顏回等人的。不僅如此，我們還注意到，魏晉南北朝以後，以“顏回”，而不是“顏淵”為稱謂者多了起來。如據《新唐書·李德裕傳》，西漢時劉向所言的“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不自覺地被換成了“昔劉向雲：‘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顏淵”改為了“顏回”。甚至在《孔子家語·顏回》篇這樣的儒家重典中，竟無一“顏淵”，皆作“顏回”，並出現了“顏回謂子貢曰”這樣的句子，子貢稱字，顏回反倒稱名。

以上的例子固然說明了歷史中的複雜性，具體原因，尚需做具體的分析。但就本論題出發，可以肯定的是，在戰國以至兩漢時代，只要是偏於儒家立場的讀書人，那時的規範還是以“顏淵”稱之，所以，除了前所論及的劉向、揚雄等例子外，無論是在《論語》還是《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在“四科十哲”及相關稱謂中，皆無顏回、卜商這樣直呼其名的作法。不僅如此，前所引及的，趙岐的“顏淵、子貢等之服於仲尼”，王充論及顏淵與“子貢之徒”時，也皆是如此，以字稱之而不名。孔子衣鏡以孔門師徒為主題，頌揚之情不言而喻，褒詞在在皆是。對顏淵、子夏等可謂充滿了溫情和敬意。既如此，也當如是。但是，它何以會在這一問題上違反常規呢？

在筆者看來，答案要到《衣鏡賦》中去尋找。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的詩賦是需要押韻的，韻腳就在尾字。因押韻的需要，對原來的用字作若干變化，是常有之事。我們注意到，《衣鏡賦》的尾字從“方”、“光”、“常”，至“陽”、“央”等，皆可與“卜商”的“商”字押韻，查檢韻書，如在《集韻》中，這些字大都在卷三的“平聲三”的“第十”及十一部。[24]而子夏的“夏”字，則無法達成這一要求。為詩賦創作的需要，不以“子夏”稱之，而代之以“卜商”之名，再進一步，為了與“卜商”之稱相協調，棄置以字相稱的“顏淵”，而用“顏回”一名，以至於撰作“□□之徒顏回、卜商”的文句，就不難理解了。也就是說，這不是常態下的稱謂，而是詩文中的靈活變化。所以，可參校的是，在衣鏡中，在對各位弟子進行圖文介紹後，作為提要性的規範用詞，並配以文字符號，明明白白地寫著“●右顏淵”、“●右子夏”云云，正可說明這一點。

在此，還有一個聯帶問題需要加以回答，那就是，在“孔子弟子顏回、子贛之徒”的表述中，前者稱名，後者稱字，依據規範的稱謂，應該為“顏淵、子贛之徒”才對。此句出現在介紹孔子的圖文資料中，無音韻及其他相關約束的要求，本可自由表達。那麼，我們不禁要問，它何以也會出現這種不規範的狀況呢？

在筆者看來，最大的可能是，在衣鏡製作的過程中，就圖文資料的推出來說，應該是《衣鏡賦》成之在前，然後才是對孔子及其弟子的圖文撰作。因為這樣的原因，顏回之名被沿用了下來。但進一步的問題是，為何不用子夏之名端木賜，以與顏回相配呢？畢竟“顏回、子贛之徒”一為名，一為字，二者本不匹配，質言之，是不夠嚴謹的說法。

具體詳情如何，現在已不得而知。但以筆者的揣測，不論是疏忽，還是為了求得與《衣鏡賦》的統一，一個很大的可能是，因為“顏回、卜商”行文在前，在書寫時不自覺受其影響，並最終失之於察。畢竟對於劉賀這一類崇儒之人來說，“顏淵、子贛之徒”這樣的習慣用法，在當時的讀寫之中，無論是在口頭還是筆端，應該才會極為自然地出現。也就是說，從心理習慣來說，書寫時順理而下，應該是很自然地寫為“顏淵、子贛”，寫成“顏回、子贛”，反而是件奇怪的事情，它的出現，應該是受到外界影響所導致。

然而，子夏也好，卜商也罷，指向為同一人。作為孔子弟子，在《衣鏡賦》中，他與顏回一起合稱為“□□之徒顏回、卜商”。依據現有材料，其內在的行文緣由已難以窮究。現在可進一步釐清的工作，是對其殘缺之字加以補正。依據考古工作及資料整理者所提供的材料，前兩字殘泐，無法釋讀，故以“□□”表示之。那麼，很自然的問題就是，這裡殘缺的是哪兩個字呢？筆者以為是“七十”，它們以合文面貌而出現。

筆者作出這一判定的依據，是建立在仔細查考書寫形制的基礎之上的。審視《衣鏡賦》圖文，整篇詩賦從右向左，可辨析出十九列，每列為一句，共十九句。由於左側殘缺，文本已不完整，估測整個詩賦應在二十列以上。就本論題出發，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九列文字中，除最後一列整體無法釋讀外，其他各列的句子大多比較完整，皆頂格書寫，每列的首字基本維繫在同一水平線上，第十四行的“□□之徒顏回、卜商”，也正是如此。但仔細查核，可以發現，“之”字已基本頂格，在此之上絕無再容納兩字的間距，僅可容一字。

然而，如果由基本文義出發，“……之徒”這樣的文句前面，僅補一個字是無法連貫成文的，它至少要兩字以上。沿著上文的邏輯理路，並

由於在此句之前，有“□□聖人兮孔子”的表述，在這四種文例中，第1、2兩種與之語義重複，出現的可能性不大，後兩種雖然文義可通，但問題是，兩字所佔空間過大，也不大可能同時出現在頂格中。在這樣的背景下，前所論及的“七十子”引起了筆者的注意，將“七十子”這幾字補上，無疑文氣暢通，是極佳的候選。但它的問題也是，可容納一字的空間，補足兩字尚且不能，怎麼還可以補上三個字呢？“七十子之徒顏回、卜商”云云，無疑是不能成立的。但又可注意的是，在古文獻中，“七十子之徒”往往可省略為“七十之徒”，如《論衡·率性》曰：“孔門弟子七十之徒。”《三國志·吳書·諸葛恪傳》曰：“子張、子路、子貢等七十之徒。”結合

之所以得出這一結論，不僅僅在於將字補足後，文義暢通，更重要的理由在於，“七十”可構成合文，雖也有兩字，但合為一字後，僅佔據一格，以上其它幾種補字皆無法做到這一點。眾所周知，“七”與“十”為字形相異的兩個漢字，但這是漢以後的事情，在古文字階段，它們字形相近，很易混淆。我們注意到，在甲骨文中，“十”一般寫作，在金文中，中間加肥，寫作，與後來隸定的“十”字，在形體上已較接近；而“七”在甲骨文中就寫作，與後來的“十”字字形一致，在戰國文字中，它常常作或。篆書與之較為接近，在筆畫上不再是完全的直線，因橫豎的轉折變化，而與“十”字區分開來。[25]然而，由於漢去古未遠，在“七”字的寫法上，往往還沿襲著古文字時代的遺風，不做橫豎方面的轉折變化，與“十”字差別較小。如在漢代的《汾陰鼎》中，有“枚之文，宋人誤釋為二十。”羅振玉指出，這是他們不能區分“七”與“十”造成的，羅氏還進一步指出，字形相近的這兩字，漢人“以橫畫之長短別之。”[26]

在衣鏡文中，羅振玉的說法再次獲得驗證。“十”寫作，與後來的漢字字形一致，但“七”字則寫作，與“十”字的差別，僅在於橫長豎短，二者極易混淆。而更重要的是，當“七十”二字寫在一起時，可合併為，它是在，即“七”字這一長橫之下加一短橫，共用一豎。在衣鏡文中，在前所論及的“顏回、子贛之徒七十有七人”中，“七十”的寫法正是如此。有些學者曾將其釋讀為：“顏回、子贛之徒才有十人”，並認為：“‘才’，疑為‘七’字訛。原文或作‘顏回、子贛之徒有七十人’，‘七’誤寫為‘才’，又置於‘有’之前。”[27]很顯然，這是由於在文字學方面產生疏忽，發生了誤判。在此，“七十有七人”固然不是“才有十人”，更重要的是，結合前所論述，這一合文的寫法告訴我們，“□□之徒顏回、卜商”，當作“七十之徒顏回、卜商”為是。

由此，可再次確證的是，“四科十哲”是“七十子”之徒的核心所在，從中抽繹出代表人物，以代表孔門弟子，逐漸成為傳統與習慣。前所論及的“顏回、子贛之徒”反映著這一指向，“七十之徒顏回、卜商”的表述，亦是如此。

還可注意的是，這一邏輯理路不僅僅在文字上加以表現，對圖像進行考察，亦可見到若干端倪。其中最典型的，是衣鏡中與孔子相配的五大弟子，應該也深受“四科”思維的影響。質言之，雖有五人，但應該是在“四科”系統上的一種調整。

查核衣鏡上的圖像，與孔子一起出現在衣鏡背板之上的弟子有五人，這六人兩兩相對，分置於三個圖框之內。以孔子為核心，由左至右，由上而下，其排列順序為：孔子—顏回—子贛—子路—堂駘子羽（澹臺滅明）—子夏。除了中間插入的澹臺之外，其餘四大弟子正是按照“四科”的“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的順序，從中各取一人，加以排列的。

筆者以為，這不是一個偶然，因為這樣的排序是有例可循的，反映著當時的思想習慣。

證據就是山東平陰實驗中學出土的漢代畫像石，其中7號石為孔子見老子圖，孔子率領自己的多位弟子，面向老子，根據榜題，孔子之後依次是“左丘明”、“顏淵”、“閔子”、“伯牛”、“冉仲弓”、“宰我”、“子贛”、“冉有□”、“子路”、“子□”、“□□”，在孔子身後，可辨析出11人，有學者指出：“除緊隨其後的左丘明外，其他10人正是所謂‘四科十哲’，排序與《論語·先進》別無二致。”[28]

而由本論題出發，這樣的一種圖像排列給我們傳遞了兩方面的重要信息，一是“四科”作為孔門弟子圖像的核心，在漢代得到重視；二是這種“四科”人物圖像，可以根據需要調整添加人物。既然平陰畫像石中可以添加左丘明，與此相類的是，孔子衣鏡中增加澹臺滅明，也就不奇怪了。這種增添固然可以說別有情懷，但不可否定的是，漢代在對孔門弟子進行圖文編排時，“四科十哲”作為思維內核和原初模板，發揮著不可忽視的影響，海昏侯墓“孔子衣鏡”在這方面提供了又一個典型例證。

五、結論

通過前面的討論，我們獲得如下幾點認識：

一、在衣鏡介紹孔子的文字中，這樣論道：“孔子弟子顏回、子贛之徒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其中，“顏回、子贛之徒”的理念，由“四科十哲”中抽繹而出的。它與“淵、騫之徒”等表述一樣，是漢代對於“七十子”的稱謂通則。

二、“顏回、子贛之徒”的稱謂，是依據著今本《論語》“四科”的順序：“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而定出來的，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的先“政事”後“言語”的序列不同。但這不是像有些學者所認為的，今本《論語》文字上有改竄，恰恰相反的是，這是《論語》文本的原貌。漢儒所謂的先“政事”後“言語”，主要不是由於文本使用之異，而是因行文上的考量和習慣所導致。

三、《衣鏡賦》中的“□□之徒顏回、卜商”，“□□”應為“七十”二字，並以合文形式出現，它也與“四科十哲”及“七十子”關係密切。但出於詩賦的創作需要，稱名而不稱字，並不符合一般通例，並由此可能影響到了衣鏡文的書寫。此外，衣鏡中與孔子相配的五大弟子，應該也深受“四科”思維的影響。他們雖有五人，但應該是在“四科”系統上的一種調整，這符合漢代的文化習慣，並反映著撰作者的內在旨趣。

總之，在漢代論及“七十子”之時，無論是在傳世文獻中，還是在出土圖像中，“四科十哲”的序列都頗為重要與核心。海昏侯墓“孔子衣鏡”圖文也遵從這一傳統，對它的研討，為相關問題的深化，提供了新的思考。

原刊於《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3期

作者簡介：王剛，江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副教授，歷史學博士。主要從事古文獻與學術史，先秦兩漢史的教學與研究，已在海內外發表學術論文50餘篇，出版學術專著三部。

[1]楊愛國：《山東漢畫像石上孔門弟子圖的啟示》，中國漢畫學會、四川博物院編：《中國漢畫學會第十二屆年會論文集》，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142頁。

[2]參看王意樂等：《海昏侯劉賀墓出土孔子衣鏡》，《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第63、64頁。以下所引衣鏡中的文字，未加特別註明者，皆引自於此。

[3]汪榮寶撰，陳仲夫點校：《法言義疏》，中華書局，1987年，第417頁。

[4]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中華書局，1987年，第222頁。

[5]它們分見於《史記》之《十二諸侯年表》、《伯夷列傳》、《仲尼弟子列傳》、《貨殖列傳》；《漢書》之《貨殖傳》。

[6]《史記》卷67《仲尼弟子列傳》，第2206頁。

[7]王意樂等在《海昏侯劉賀墓出土孔子衣鏡》（《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第66頁）中認為：“（衣鏡中的有關文字）為子羽和子我（宰我）傳記。”這一說法是不準確的。宰我是作為反面陪襯而出現的，所以在衣鏡的相關文字之後，很明白地寫道：“右堂駘子羽（澹臺滅明）”，雖然錄入了宰我的言行，但並不將其作為傳主之一，由此，圖像中也僅有澹臺，而無宰我。

[8]馬勇：《中國儒學》第一卷，東方出版社中心，1997年，第47頁。

[9]當然，我們也注意到，在後世亦有將“文學”置於“言語”及“政事”之前的說法，但一則這主要是唐宋以來的說法；二則很有一些是文人之辭，具有一定隨意性。具體例子，可參看程樹德《論語集釋》（中華書局1990年），第742頁。在漢代，由嚴謹的經學規範出發，主要就是“言語”與“政事”的前後次序問題，沒有後世的那些狀況，故而文中不再論之。

[10]《史記》卷67《仲尼弟子列傳》，第2185頁。

[11]劉寶楠撰，高流水點校：《論語正義》，中華書局，1990年，第441頁。

[12]金德建：《〈仲尼弟子列傳〉孔門“四科”先“政事”後“言語”辨》，《史林》1991年第2期，第80頁。

[13]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定州漢墓竹簡論語》，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49頁。

[14]石光瑛校釋，陳新整理：《新序校釋》，中華書局，2001年，第328頁。

[15]何晏《論語集解》序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楊伯峻則在《論語譯註》的《導言》中說：“鄭玄以《張侯論》為依據，參照《齊論》、《古論》，作了《論語注》。”

[16]關於這一問題，可參看拙文：《從定州簡本避諱問題看漢代〈論語〉的文本狀況——兼談海昏侯墓〈論語〉簡的價值》，《許昌學院學報》2017年第3期。

[17]關於這一問題，可參看拙文：《孔子評價與文本生成：海昏侯墓“孔子衣鏡”文與〈史記·孔子世家〉“太史公曰”之比較研究》，《地方文化研究》2018年第4期。

[18]在《法言·問明》及《君子》篇中，有“顏氏之子，冉氏之孫”，“回、牛之行德”的討論，將顏回與冉伯牛並論，但細繹文本可以發現，不僅它們所使用的習慣用詞不同，更重要的是，顏回與冉耕並論的理由，是因為他們都德行高尚，但皆早死。故而，文中討論的是“命”與“壽”的問題，它與指代及概述“四科”、“七十子”的問題無關。

[19]關於這一問題，可參看拙文：《文本與政治：熹平石經〈論語〉研究發微》，《華中國學》2018年春之卷

[20]王意樂等：《海昏侯劉賀墓出土孔子衣鏡》，《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第63頁。

[21]馮友蘭以“獨尊儒術”為分水嶺，將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發展分出了“子學時代”與“經學時代”兩大階段，他指出，在經學時代，“其立說無論如何新奇，皆須於經學中求有根據，方可為一般人所信受。”（氏著：《中國哲學史》上冊，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25、296頁）

[22]朱熹：《四書章句集註》，中華書局，1983年，第47、194頁。

[23]如在《論語》中，孔子對弟子們稱名，但文本中一般皆稱字，同門之間出於相互間敬意，按規矩也稱字。如在《子張》篇，“子張曰：‘子夏云何？’”“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曾子曰：‘堂堂乎張也。’”皆是如此。在此需要稍加說明是，在孔子面前時，出於對師長的尊重，弟子間應相互稱名而不能稱字，如在《公冶長》篇，子貢在孔子面前，回答自己和顏回之間的比較問題時，以“賜也何敢望回”云云作答；同樣的，在《先進》篇，子貢在討論子張與子夏時，以“師與商也孰賢”發問。

[24]丁度等編：《集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11—226頁。

[25]其字形變化的具體情形，可參看李玲璞主編：《古文字詁林》第二冊，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89—695頁；第885—892頁。

[26]李玲璞主編：《古文字詁林》第十冊，第887頁。

[27]邵鴻：《海昏侯墓孔子屏風試探》，《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2016年第5期，第18頁。

[28]楊愛國：《山東漢畫像石上孔門弟子圖的啟示》，《中國漢畫學會第十二屆年會論文集》，第1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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