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捐了半个故宫，价值超百亿，晚年想住单间，被告知级别不够
1982年阴历正月十五，京华城内元宵节的大红灯笼刚刚挂上，他为妻子庆生的鞭炮还没点燃，自己就被救护车送进北大医院。一介布衣，一身中服，一脸土色，唯一副眼镜显示他是一个文化人。老人患重感冒，按等级惯例，他被安置在一间八人大通铺式的病室。老人怕被同房的病人传染，提出能不能住一个单间病房的请求，得到的回复是：级别不够，不能换。几天后，老人果然被同病房的人传染上肺炎，病情每况愈下，2月26日，告别人世。
据传，老人去世后，有痛心疾首者去医院门口叫骂：“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级别不够（住高干病房），够的能有几个有他对国家贡献大？他捐的国宝，足够买下你们医院！”
“他”是谁？
张伯驹，河南项城人，受过良好的教育，17岁是被父亲送到袁世凯的模范团中锻炼，但官场的尔虞我诈让他心生厌倦，离自己的建功立业的理想太过遥远，于是脱下戎装，专心学艺。
1927年，张伯驹正值而立之年。
他从北京西河沿儿的盐业银行拐到了琉璃厂，在出售古玩字画的小摊儿旁边溜达。一件康熙皇帝的御笔书法引起了他的注意，只见上面的四个大字“丛碧山房”写得气势恢宏。
虽然此时张伯驹对收藏尚未入门，但由于深厚的旧学根底，其眼力已然不俗。他没费思量就以一千大洋的价格将其买了下来。回去后，他越看越喜欢，将自己的表字改为“丛碧”，并把弓弦胡同的宅院命名为“丛碧山房”。
这是他一生中收藏生涯的开始。
从此，张伯驹为了收藏文物，大把地花钱。在母亲看来，他是个不成器的逆子：“家里什么事情都不管，也不出去做官，只知道花钱买字画，唉，随他去吧。”
1945年，随着日本的战败，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从故宫带走的一些珍贵字画开始流于市面。 “吾人即建议故宫博物院两项办法：一、所有赏溥杰单内者，不论真赝，统由故宫博物院作价收回；二、选精品经过审查价购收回。”
时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的张伯驹认为，那批文物中有价值的精品约四五百件，按当时价格，无须太多经费，便可大部收回。
1946年，北平古玩界传出消息：琉璃厂一位叫马霁川的老板正为一幅古画寻找买主，这幅古画正是稀世珍宝《游春图》。
张伯驹原本建议故宫博物院出面买下，并表示如果经费不够，自己愿代之周转，但故宫方面仍未有回应，无奈之下张伯驹决心个人出面。
经中间人斡旋，几次来回谈判，终于以二百二十两黄金谈定。当时张伯驹为买下流失的部分字画，手中已经没有多少钱财，这幅画险些让他“倾家荡产”，后来他又把这幅画捐给国家。
1956年，故宫博物院收到了一份极为珍贵的大礼：张伯驹及其夫人潘素将其三十年所收藏的珍品，包括陆机的《平复帖》、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以及黄庭坚草书《诸上座帖》等八幅书法，无偿捐献出来。
张伯驹唯一的女儿说： “这几样东西父亲随便留给我们一件，就够我们几代人吃不完的，那可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啊！”
张伯驹捐宝后，政府为此奖励的二十万元，被他婉言谢绝。要知道，那时一般人的工资每月不过四五十元，二十万简直是个天文数字。最后，文化部奖励他三万元，他还是不收，郑振铎告诉他这不是报酬而是鼓励，张伯驹这才收下，却全部买了公债。
据统计，张伯驹向故宫捐赠了100多件文物，件件都是珍品，总价值超过100亿元。故宫档案记载着，当年宫中收藏的书画精品，有一半是由张伯驹捐赠的。
启功曾评价张伯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
而张伯驹只淡淡一句：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吴土，世传有绪。
张伯驹，一个散淡的人，一个永垂不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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