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之江，上世紀七十年代生人，大學本科，漢語言文學專業，嗜讀書，喜爬格子——嚴格說是敲鍵盤。曾在媒體工作十八年，現任供職貴陽孔學堂文化傳播中心黨委委員、副主任。
我們是文明麼？
周作人1932年出版的《看雲集》，收《草木蟲魚·金魚》一篇文字，說道：“我倒不是怕做野蠻，現在的世界正如洛威教授的一本書名，誰都有‘我們是野蠻麼’的疑問，何況我們這道統國，剮呀割呀的都是常事。”
同年4月，呂叔湘在剛剛譯罷的羅伯特·路威先生的《文明與野蠻》一書序言中自承，起興翻譯此書正由於看到知堂老人的紹介，“過後不久便在上海的一家書店裡買到最後的一本存書。夏天多雨，不能亂跑，而又涼爽，頗思弄筆，慚愧自己不會‘創作’，便把這本書翻譯幾章。”
呂氏的譯本由生活書店(三聯書店前身)出版，時間是在1935年。直到1984年，三聯書店才重排此書的簡體字版，並輯入“文化生活譯叢”之中。據譯者說，除掉詞語上略有修改，未動大手腳。今年初，三聯大發雅興，居然再次翻印此書，底本仍因襲1984年版，只是裝幀全換，紙張更好，開本也擴張少許，惟其封面設計稍嫌花巧，反不及早年間黃底暗紋來得清爽，是個不大不小的缺憾。
特地挑此書做話頭，原因無他，譯者在後記裡說得很明白了，“多數讀者可能會有點感慨，認識到所謂文明人有時候很野蠻，而所謂野蠻人有時候倒很文明；認識到文明不是哪一個或者哪幾個民族的功勞，而是許多民族互相學習，共同創造的；認識到文化的‘寶貴遺產裡摻雜了許多渣滓’，要時時提高警惕。”
舉個例子，《文明與野蠻》裡說，“我們必須為高等文明說句公道話，文明人有一個主要的犯罪動機，是野蠻人所沒有的。野蠻人裡頭也有面包問題，但這個問題是眾所共有的。只要有存糧，決不讓一個人餓死。初民普通不把糧食當做‘財產’；在他們看起來，白種屠戶或商人居然賣肉，實在是高加索人種的鐵石心腸。”
推崇《文明與野蠻》的理由當然還可以找出許多，比方說，我總以為，寫文章談高深艱澀的道理實在並不很難，難在能談得有理，同時又還能談得妙，談得讀了能有所會心，而作者路威先生就正是一個百裡挑一的妙人。大概正因了此書不是專門寫作的高頭講章，所以這位1883年生於維也納的人類學家才能涉筆成趣，皆成妙諦。這也可以從書中挑一個例子來說，路威嘲笑中世紀那些愚蠢而好裝飾的歐洲男性的假髮時說，“假髮當然不很牢穩，所以網球之類的運動便不復得上流人的青眼。假髮初起是闊人的標記。英國有一個時期據說要想叫當大夫的不戴假髮比叫他不受診金還要難些。假髮當然是要撲粉的，……在幾十萬英國人和法國人餓著要死的時候，大量的麵粉浪費在發粉上。然則哲學家還象煞有介事的討論野蠻人的無遠慮！”
從人類學的門派來講，羅伯特·路威師承德國人格雷布內爾開創的傳播論派，中國文化人類學的先驅之一林惠祥先生把這個學派的觀點歸納為，“(他們)以為各民族文化的相似即便不是全部，也有大半可以由歷史上的接觸發生的傳播或‘借用’解釋它，否則也是由一個共同的來源傳來的。人類的創作力微不足道，發明本是很罕見的事，而不同的民族有相同的發明，尤為絕無僅有。”
路威接受這種觀念，他也認為，“倘若我們假定某一民族全憑自己的努力馴服了他們的家畜，培成了他們的農谷，這個假定多半靠不住。從別人手上轉借過來比較簡單得多。”
現在看來，傳播論的結論也難免有失偏頗，路威就口口聲聲宣稱，凡使用輪式車輛的民族，無一不是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古巴比倫人的影響。只是，近現代的考古學者卻證明了他的武斷，在德國，發現了距今4700多年前的繪有車形圖案的罐子，而在遙遠的美洲大陸，印地安人的早期文化遺址中，也有整木製作的車輪出土。
羅列上述例證，絕非想就此否定路威的著作不值一讀或者說乾脆過時，其實作者自己在書裡已經談得很明白了，“人類的進步可以比做一個老大的生徒，大半生消磨在幼稚園裡面，然後雷奔電掣似的由小學而中學而大學。”路威寫作《文明與野蠻》是在1929年，差不多又是一個世紀過去了，人類照舊在“雷奔電掣似的”進步著，一本時光久遠的小書，難免會有些跟不上趟的地方，不足為奇。
何況，作者的告誡實在很有道理——人類可不要盲目迷信進步的力量，“火器射禽獸也射人類。君主立法以治國，也制刑以殘民。生物學者研究遺傳，也妄想修補人類。結果是兩相抵消。”——現在聽起來也還是振聾發聵。
末了提一句，呂叔湘的譯筆完全稱得上是傳神，從前面所引的文字裡，讀者當可體會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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