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國已經進入脫貧攻堅的收官階段, 基層幹部的職業倦怠是一個很值得關注的現象。職業倦怠問題不僅會影響基層扶貧幹部的身心健康, 而且還會影響扶貧工作質量和效率, 關係到脫貧攻堅戰的成敗。本文基於全國範圍的問卷調查和實地訪談, 分析了當前基層扶貧幹部職業倦怠的表現及危害, 從個體特徵、工作特徵、職業環境和組織管理四個維度深入分析了基層扶貧幹部職業倦怠產生的成因, 並提出了有效克服和積極預防職業倦怠的對策建議。
在脫貧攻堅的關鍵時期, 職業倦怠 (Job Burnout) 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現象。職業倦怠問題不僅會影響基層扶貧幹部自身的身心健康, 還會影響扶貧工作質量和效率, 關係到政府的減貧能力和行政效能, 需要高度重視。克服基層扶貧幹部職業倦怠, 建設一支具有較高素質和良好精神風貌的基層扶貧幹部隊伍, 是國家和政府提高農村公共治理能力、加速脫貧攻堅步伐、積極推進鄉村振興、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迫切需要。本文從理論上分析了精準扶貧工作中的職業倦怠現象, 基於全國範圍的問卷調查數據, 同時結合對全國各地多位基層扶貧幹部的深入訪談以及對部分基層幹部的追蹤觀察資料, 深入分析當前我國基層扶貧幹部的職業倦怠現象及其成因, 並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一、職業倦怠與精準扶貧
職業倦怠又可稱為“工作耗竭”或“職業枯竭”, 最早由精神病理學家Freudenberger提出, [1]主要用於描述那些在醫療教育服務行業的從業人員, 因人際壓力、精神耗損而產生的身心疲勞、工作熱情消減和消極工作態度等現象。隨著研究的拓展, 研究人員發現, 職業倦怠現象在每一個行業中都存在, 通常是作為對在長期壓力環境中工作的一種極端反應, [2]被界定為一種慢性綜合徵, 伴隨著疲憊、玩世不恭和專業效能下降等現象。[3]
職業倦怠的表現通常包括情緒衰竭、消極怠慢和成就感低落三個維度, [4]在當前的部分基層扶貧幹部身上均有所體現, 例如有些幹部對扶貧工作心生厭倦, 在扶貧工作中存在“庸、懶、散”現象, 消極應付任務了事, 缺乏工作熱情和積極向上的工作態度。但是, 精準扶貧工作並非一開始就存在職業倦怠現象, 而是伴隨扶貧工作的不斷推進才逐漸產生, 並且呈不斷增加的趨勢, 其發生和發展機制如圖1所示。在開展精準扶貧工作的前期和中期, 由於投入的資源迅速增多, 脫貧成效顯著, 基層扶貧幹部受到鼓舞, 心態積極樂觀, 不存在職業倦怠問題;而隨著精準扶貧工作的持續開展, 那些容易脫貧的已經基本脫貧, 剩下的都是難以脫貧的, 越臨近2020年, 扶貧工作壓力越大, 而資源投入的減貧邊際效用越來越小, 使得基層扶貧幹部的職業倦怠現象逐漸顯現, 扶貧壓力曲線與減貧邊際效用曲線之間的差值即為基層扶貧幹部的職業倦怠空間。
圖1 基層扶貧幹部職業倦怠現象的產生機制
職業倦怠現象的出現對基層扶貧幹部的個人發展不利, 也不利於扶貧工作的開展, 給基層治理直接帶來負面影響。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根基, 克服和預防基層幹部尤其是基層扶貧幹部的職業倦怠, 對於強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基礎性支撐, 提升脫貧攻堅實效, 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二、問卷調查數據
作者於2018年年初, 針對駐村第一書記、駐村扶貧工作隊員、鄉鎮扶貧專幹、縣直單位幫扶幹部和貧困村村幹部共五類基層扶貧幹部, 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職業倦怠專項問卷調查, 共獲得1366份調查樣本, 涵蓋全國29省區155個地、市、州, 其中有效樣本為1350份, 樣本有效率為98.8%, 此次問卷調查採用了國際上通用的MBI-GS職業倦怠測量量表, 從職業情感、工作態度和職業成就感三個維度調查基層扶貧幹部的職業倦怠水平, 具體結果如表1所示。
職業倦怠作為一種普遍性職業問題, 是每一個行業都可能會遇到的。我國基層扶貧幹部的職業倦怠水平如表2所示, 總體均值是52.05, 明顯高於45的參考值, 表明存在職業倦怠問題。從整體上看, 基層扶貧幹部反映最為突出的是扶貧工作的壓力及其所造成的身心疲憊問題, 感覺到扶貧工作壓力大的高達76.14%, 在扶貧工作中感到身心極度疲憊的高達75.98%, 而在日常的扶貧工作中感到身體疲憊的更是達到79.51%, 由此可見, 扶貧工作壓力問題尤為突出, 需要引起警惕。從扶貧態度和扶貧成就感方面看, 相較而言情況較為樂觀, 但值得注意的是有超過50%的基層扶貧幹部對扶貧工作的熱情消減, 甚至懷疑所做扶貧工作的意義, 在完成扶貧任務時也並不覺得高興。事實上, 這反映的是基層扶貧幹部的精神狀態和心理認知問題, 其對扶貧工作的消極影響, 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比由工作壓力所帶來的身體疲憊更為重要, 更值得有關部門給予重視。
表1 調查樣本基本情況
表2 基層扶貧幹部職業倦怠水平
表2 基層扶貧幹部職業倦怠水平
除了上述問卷調研數據, 筆者還通過訪談收集了基層扶貧幹部們對扶貧工作的意見看法, 本文采用Tagxedo軟件對收集到的862條意見和建議共計19000餘字進行了詞雲分析 (如圖2所示) , 以此可以窺見基層扶貧幹部們比較在意的利益訴求, 對於改進當前扶貧工作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也是本文最後提出的對策建議的重要參考依據。
圖2 基層扶貧幹部利益訴求的詞雲分析
三、基層扶貧幹部的職業倦怠表現與危害
(一) 扶貧情感衰竭, 對從事事業喪失熱情
扶貧情感衰竭主要指部分扶貧幹部對扶貧工作喪失熱情, 沒有激情和活力, 常常表現出情緒煩躁的特點, 開始害怕工作, 甚至逃避工作, 沒有心情去完成現有的工作。根據我們的調查, 扶貧情感衰竭在基層扶貧幹部中表現較為突出, 有78.4%的幹部出現了這一問題, 值得警惕的是, 有24%的幹部情感衰竭維度水平得分是25分, 意味著出現了非常嚴重的情感倦怠問題。在筆者的實地調研中發現不少此類案例, 例如華中地區某國家級貧困縣的一個鎮長覺得:“天天扶貧、年年扶貧, 醒來是扶貧, 閉眼還是扶貧, 我是覺得沒意思了, 只能說沒辦法, 在其位謀其政, 上面要我做什麼, 我做什麼。”中部地區某省派第一書記的工作幹得非常出色, 通過發展集體產業為本村和周邊村創造了上百個就業崗位, 壯大了集體經濟, 但在駐村扶貧兩年後, 原本對扶貧工作充滿激情的他覺得扶貧沒什麼意思, “只希望早點結束任期, 回到單位”。甚至有幹部坦言“快要堅持不下去了”。
(二) 工作態度消極, 對扶貧事務產生厭倦
扶貧態度消極具體表現為扶貧工作狀態消極, 對自身的工作產生厭倦, 但又受制於制度, 不得不逼著自己去完成各項任務, 內心卻並不情願。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當前基層扶貧幹部的扶貧態度倦怠水平均值為15.7, 高於12的參考值;有50.95%的扶貧幹部對自己扶貧工作的意義產生了懷疑, 58.88%的幹部對扶貧工作沒有以前那樣熱心了。與此同時, 有49.64%的扶貧幹部依然關心扶貧工作是否有價值, 表明基層扶貧幹部這一群體在內心裡是希望扶貧工作能夠產生積極作用的, 只不過因扶貧政策執行過程存在的一些頑疾, 例如幫扶不精準、幫扶不公正等問題使其感到沮喪, 進而影響其扶貧態度。筆者在實地調研中發現, 一些基層扶貧幹部因為看到自己幫扶的貧困戶存在嚴重“等、靠、要”的精神貧困現象, 心裡雖反感但又無可奈何, 直言“心累”, 覺得幫扶這些人會浪費國家資源;中部地區某縣派第一書記因臨近退休, 年齡較大, 被派到村擔任第一書記後一直悶悶不樂, 他從內心裡對從事的扶貧工作感到厭倦, 認為自己年紀大了吃不來這份苦。調研中發現有多位第一書記存在類似心理。
(三) 扶貧成就感低, 對現有崗位心生去意
扶貧成就感低是指扶貧幹部對自己開展扶貧工作的意義和價值評價下降, 認為日常扶貧工作不能發揮自身才能, 很難創造出新的價值。例如西部地區某省派第一書記覺得:“折騰來折騰去都是那些個事兒, 我能做, 別人也能做。我覺得領導們應該讓我們這些真正懂農村的人參與到決策中, 而不是在村裡搞扶貧。”深度貧困地區因脫貧攻堅難, 短期內想取得扶貧成效的概率不大, 這也造成該地區基層扶貧幹部的扶貧成就感普遍較低, 成就感維度的倦怠水平均值高達26.2, 大大高於參考值18。一些基層扶貧幹部出現了情緒沮喪、缺乏鬥志、思想懈怠等消極情況, 覺得自己做的事沒什麼價值, 出不了成果, “沒有前途了”、“陷進去了”, 期盼著能早點調離到條件好的地方工作。但是從問卷的整體調查結果來看, 基層扶貧幹部成就感低的情況比較樂觀, 只出現輕微倦怠 (均值為19.9, 略高於參考值18) , 這應該與我國近年來一直從多個層面加大扶貧資源投入力度和扶貧工作的政治動員與宣傳有關。
職業倦怠問題不僅會影響基層幹部自身的身心健康, 而且還會影響扶貧工作的質量和效率, 降低基層幹部對組織的承諾、內在滿意感, 以及工作動機, 並出現離職傾向和情感衰竭。[5]出現職業倦怠的個體容易產生疲勞、勞累、失眠、頭痛等身體問題, 以及自尊心受打擊、心情抑鬱、焦慮、自信心下降、甚至自殺傾向等心理問題, 這些問題長時間地積累會嚴重影響基層扶貧幹部的身心健康, 例如偶爾出現的扶貧幹部在工作中猝死與其身心處於亞健康狀態存在一定關聯;此外, 還降低扶貧工作績效, 甚至驅使部分幹部出現“庸、懶、散”作風, 不認真履行扶貧職責, 不敢擔當, 自由散漫。這些由職業倦怠問題帶來的危害會對我國的脫貧攻堅工作造成一定負面影響。
四、基層扶貧幹部職業倦怠成因分析
職業倦怠的根本原因來自於壓力, 對工作壓力增加的感知是影響個體出現職業倦怠的核心成因, [6-8]其主要包含四個方面的因素:個體自身特徵;所從事工作特徵;組織層面的因素;職業環境因素。[9]
個體因素包括性別、年齡、民族、婚姻、受教育程度等人口統計學變量, [10]例如我們在調查中發現, 女幹部比男幹部更容易出現職業倦怠, 未婚的比已婚的更容易出現職業倦怠, 且倦怠水平都高出2左右。此外, 個體複雜的人格以及個體對排解心理困擾意識和方法的缺乏等, 這些都會對職業倦怠的產生形成一定影響;工作因素包括工作類型、工作形式等, 例如工作過於重複, 從中得不到成就感, 或是工作缺乏自主性, 都無法使個人在工作中肯定自我而形成挫折感, 最終發生情緒退縮等現象;[11]職業環境因素包括社會公眾對於該項職業的定位和期望, 例如對於公務員來說, 公務員公民角色與政府公職人員的雙重角色定位容易出現角色悖論, 作為公民權利的實現與公務員對公共權力的行使就會發生角色衝突, 容易導致其陷入困惑, 進而產生職業倦怠;[12]組織因素是職業倦怠產生的重要誘因, 對於公共部門僱員而言, 職務晉升是其重要的激勵因素和公共服務動機來源, [13]組織行為特徵和組織管理方式也與職業倦怠緊密關聯, 例如, 如果官僚組織中對職員的規訓和監控等繁文縟節行為過多, 就比較容易導致職業倦怠。[14]
基層扶貧幹部職業倦怠的產生也存在這四個方面的誘因。
(一) 個體特徵層面, 期望與現實衝突劇烈, 心理困擾難以排解
駐村扶貧幹部和部分新進基層幹部往往都是選拔出來的優秀人才, 對農村工作尤其是扶貧工作有著較高的期望值, 原本滿腔熱血, 想要充分施展才華, 幹一番事業, 但真正到了村裡工作後往往會發現與自己所期待的情境完全不一樣, 例如有些村民就是不講道理, 有些做法明明是不當的但是領導非得要求那麼幹, 有些工作明明好處很大但就是推動不下去, 有些貧困戶的思想就是異於常人邏輯, 等等。這些情況的出現就容易使得扶貧幹部產生挫敗感, 尤其是對於那些公共服務動機高的幹部, 期望越大失望也越大, 當自我期望與現實情境出現衝突後, 如不能及時調和, 就會對扶貧工作失去熱情, 甚至對自己的工作崗位開始厭煩, 產生倦怠。
此外, 扶貧工作是對資源的重新分配, 往往會涉及到利益主體的博弈和平衡。基層扶貧幹部在一線扶貧工作中經常會面臨一些帶來負面情緒的事情, 處理十分棘手的問題, 時間長了就容易對個人的心態和心理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駐村扶貧幹部尤其是那些在非工作所在地和非家鄉所在地開展扶貧的幹部往往都是離開家人獨自一人, 如果遇上交通不便、交通成本高, 就會長期無法與家人團聚, 生理和心理需求都無法得到及時滿足, 造成情緒沮喪、易怒暴躁。調查中發現, 家庭與工作所在地距離越遠的幹部職業倦怠越嚴重 (如圖3) 。西南深度貧困地區某央派駐村第一書記工作地和家鄉都在東部沿海城市, 只能長久待在閉塞的山村裡, 一年後經常出現沮喪情緒, 隔三岔五在村委會以喝酒和哭泣排解心中寂寞。由於缺乏心理健康意識, 這些負面情緒不能及時通過自我調適或尋求專業幫助及時宣洩, 就容易導致心理問題日趨嚴重, 產生職業倦怠。
圖3 基層扶貧幹部“家-地”位置與職業倦怠水平
(二) 工作特徵層面, 基層扶貧工作人少事多, 形式主義頑疾難治
“上面千條線, 下面一根針”是我國基層工作的真實寫照, 反映了基層工作的艱辛。尤其是當前把精準扶貧工作作為一項最大的政治任務來抓後, 編制、人數有限的基層幹部所需要面對的工作量大為增加。對上要參加各類會議和學習培訓, 對內部門績效管理時刻要抓, 對下人民群眾的計劃生育、安全生產、治安管理、糾紛調解、環境保護、節能減排等多方面工作不能鬆懈, 精準扶貧工作更是使得基層幹部的工作常態成了“五加二、白加黑”, 並且稍有失誤就會遇上“一票否決”的問責, 給基層幹部帶來了巨大的心理壓力。
此外, 形式主義一直是扶貧工作中的頑疾。國務院扶貧辦多次發文要求制止形式主義行為, 但是這一問題依舊很嚴重。例如中央命令要求減少填表報表, 但是地方依舊在大填表, 問及原因, 華南地區某駐村第一書記告訴我們“市領導在會上說了, 那是中央的要求, 要按省裡的要求來辦”;有些地方完全不顧農村工作特徵, 要求第一書記每天通過GPS簽到、刷臉簽到;西部地區某駐村第一書記發現在村裡有能夠發展為黨員的優秀年輕人, 卻發現縣裡對這個村竟然沒有發展黨員的指標, 最後該年輕人自己出去打工了;還有的地方, 村裡本來能夠脫貧一批人, 但上面要求分批次脫貧, 然後那些原本能脫貧的群眾依舊是建檔立卡貧困戶, 他們的扶貧手冊和其他各種表格都得填寫, 而且還得想辦法故意數據做假, 給村兩委增加了不必要的工作量。這些形式主義作風傷害了一線扶貧幹部尤其是駐村扶貧幹部的積極性。問卷調查結果也表明, 紛繁複雜的各類督查檢查也是基層扶貧幹部的頭疼事, 有高達89.89%的幹部表示各種扶貧檢查督查疲於應付, 有76.79%的幹部認為當前扶貧工作存在多頭領導情況, 使他們感到無所適從, 疲於奔命。
(三) 職業環境層面, 角色衝突容易陷入困惑, 期望過高增加壓力
體制內的基層扶貧幹部既是公民, 又是公民的僱員, 在工作中常常會面臨權利和權力的衝突。在科層組織中, 扶貧幹部必須以負責、服從的態度完成上級佈置的工作, 執行上級的命令, 但上級的命令不是每次都正確無誤, 到底是向上級負責還是向老百姓負責, 在服從權威和服務老百姓之間扶貧幹部往往會面臨著心理衝突, 如果這些角色衝突不能得到及時轉換, 就會使扶貧幹部陷入長期的困惑中, 倦怠感隨之出現。例如2018年某中央領導在西部某貧困村視察, 問及村幹部村民收入情況, 該村幹向中央領導彙報“老百姓在村裡的大棚打工, 月收入5000元”, 中央領導走後, 老百姓都去該村幹部家裡要求打工。該村幹內心裡也很掙扎, 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為了顧及面子, 要求彙報時把數據往“高”了說, 按理他得服從上級領導;一方面是群眾的真實情況得不到真實反映, 按理他得為民發聲。問卷調研結果表明, 有高達76.14%的幹部認為扶貧工作實際與其內心期望存在很大差別, 這種角色衝突的情形一旦較多, 就會使得扶貧幹部感到混亂, 從而產生倦怠感。
此外, 以第一書記為核心的駐村扶貧幹部承載了政府、村幹、村民的多重期望, 無形中給駐村扶貧幹部帶來了很大的工作壓力, 甚至有些地方村兩委幹部在來了第一書記後, 就甩手不幹, 把扶貧工作都推給第一書記了, 所有人都指望著第一書記來改天換地;為了約束扶貧幹部的行為, 當前對扶貧幹部實行了嚴厲的問責制。例如經常有數量不少的第一書記因工作不力被召回和問責, 問責制的引入在提高工作積極性、約束其言行的同時也增加了他們的心理壓力, 若不及時進行調整, 極易導致倦怠。
(四) 組織管理層面, 工作程序繁文縟節, 組織支持力度和實效不夠
我國精準扶貧工作由黨委領導、政府主導。儘管基層扶貧幹部擁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 但還是受制於科層制組織的管理模式, 開展工作必須得恪守原則, 按程序辦事, 各種繁文縟節極大地降低了工作效率, 缺乏一定的彈性和應變能力, 使其感覺不到創新感和成就感, 尋求不到工作的意義和價值, 只能在形式化的程序中消極地適應。例如中部地區某駐村第一書記坦言在一期第一書記任期結束後想繼續再幹一期, “但在村裡做事, 怎麼都繞不開鄉鎮, 一個星期的事情得花三個月的精力, 所以退縮了”。太行山區某第一書記計劃向當地縣政府申請一筆10萬的資金用於發展某個扶貧項目, 結果該縣相關部門為了考察該項目的可行性, 前前後後花去了十幾萬, 最後還是沒批准, 嚴重挫傷了該第一書記的工作積極性。
除了繁文縟節讓基層扶貧幹部心生疲憊, 組織上的支持不足也使得他們的工作缺乏足夠激勵。問卷調研結果顯示, 67.05%的幹部反映地方政府對他們關懷不夠, 72.47%的幹部認為基層扶貧幹部的職業晉升空間太小, 身份尷尬。對於扶貧幹部而言, 最大也最有效的組織支持莫過於給他們以職務晉升的激勵, 無論是中央的政策文件, 還是多位中央領導關於扶貧的講話, 都明確提到要在扶貧一線工作中培養幹部、發現幹部、選拔幹部。但在調研中發現, 除了個別省份對第一批駐村第一書記提拔較多, 後面被提拔的扶貧幹部比例很低, 中部地區某市派第一書記說:“去年我們市幾百個幹完一期任期或幹了兩年的第一書記總共就只有一個被提拔了。”駐村第一書記們往往是體制內綜合素質高的優秀幹部, 職務晉升作為一種政治激勵對他們來說很重要, 組織部門的支持是他們的堅強後盾, 但現實的窘境使得這些基層扶貧幹部逐漸對職業發展失去信心, 進而喪失工作動力, 即產生職業倦怠問題。
五、應對基層扶貧幹部職業倦怠的對策建議
職業倦怠難以通過個體應對來緩解, 需要依靠個體自身和組織的共同努力才能消減和規避。[15]有研究顯示, 及時干預對於職業倦怠所導致的消極情緒有顯著影響, [16]有助於擺脫身心疲憊狀態, 以及可能出現的自我傷害行為。[17]因此, 及時干預基層扶貧幹部職業倦怠現象, 積極採取克服措施和預防手段, 對於促進幹部成長、提高扶貧效率、加速脫貧攻堅具有重要價值。
(一) 切實加大對基層一線扶貧幹部的職務晉升激勵力度
組織的問題關鍵在人, 關注人的核心要強化激勵, 發掘人的潛能和積極性。[18]基層扶貧幹部工作在基層, 奮鬥在一線, 吃苦耐勞, 很有必要堅持“以人為本”, 建立科學的激勵機制。最核心的就是要加大對基層一線扶貧幹部的職務晉升激勵力度, 積極貫徹和落實中央有關要求, 真正在扶貧一線中培養幹部、發現幹部、提拔幹部, 讓一線扶貧幹部工作有盼頭、有動力, 通過合理的政治激勵激發扶貧幹部的積極性和創造力。
(二) 改善駐村扶貧幹部的待遇, 加強對其黨內關懷
如圖2所示, 基層扶貧幹部們希望能獲得地方政府和上級領導更多的關心。除了加大政治激勵, 也要重視物質保障和精神關懷, 以滿足基層扶貧幹部的各種合理需求, 緩減角色衝突的矛盾, 激發其工作熱情。首先, 各地方要認真貫徹落實中央文件, 努力克服當地財政困難, 整合多方面扶貧資金, 在大力投入扶貧項目的同時, 也要加強對駐村扶貧幹部因工食宿、交通等各方面的基本生活保障, 確保他們下得去、待得住、幹得好。其次, 組織部門要主動加強對扶貧幹部的黨內關懷, 為異地扶貧幹部合理安排返鄉探親假, 籌集資源大力支持扶貧幹部家人到扶貧工作地探望, 增進理解和包容, 提升異地扶貧幹部的幸福感。
(三) 整治扶貧形式主義, 減少不必要的非扶貧工作內容
專注於本職工作的投入對於個體健康和主觀工作能力有積極影響, 並且能夠提高生活滿意度, 減少職業倦怠。[19][20]當前普遍存在的扶貧形式主義給基層扶貧幹部無謂地增加了大量不必要的非扶貧工作內容, 擠出了他們對於本職工作的投入和專注, 從圖2中也可以看出, 基層扶貧幹部對各種不必要的檢查督查等形式主義問題非常反感。有必要加強對黨員幹部的黨性教育, 強化黨員幹部為人民服務意識, 堅持實事求是的黨的優良作風;嚴格落實考核評估制度, 把解決形式主義的問題作為推進脫貧攻堅工作的重要任務, 對於搞虛假脫貧、數字脫貧、形式脫貧的幹部一律以黨紀國法嚴懲, 扶貧工作必須真抓實幹, 脫貧過程必須紮實推進, 脫貧結果必須真實持續, 讓脫貧成效真正獲得群眾認可、經得起實踐和歷史檢驗。
(四) 改革和完善扶貧幹部工作考核體系, 引入過程評價
當前扶貧攻堅已進入啃硬骨頭、拔攻堅寨的關鍵時期, 這些貧困地區和貧困群體的未脫貧大多數源自於缺乏足夠的資源稟賦, 短期內不易脫貧, 需要久久為功。但是當前的扶貧工作考核體系過於重視結果導向, 年底考核時, 貧困戶尚未脫貧或者脫貧戶數量少的結果就會使得基層扶貧幹部過去一年的工作得不到足夠的認可和重視, 這給扶貧幹部的工作積極性和成就感帶來了負面影響。因此, 建議改革和完善扶貧工作考核體系, 依據科學的量化標準, 在扶貧工作績效的同時, 也要對扶貧工作過程做出合理評價。
(五) 優化幹部培訓體系, 加強扶貧幹部的心理健康教育
培養心理健康意識、提高心理健康水平是各行各業有效預防職業倦怠的重要保證, 開展基層扶貧幹部的心理健康教育尤為必要。組織部門在設計扶貧幹部培訓科目體系時, 可以因地制宜增加健康心理學、認知心理學、行為經濟學、組織行為學等課程的學習, 有助於扶貧幹部瞭解人尤其是貧困戶的心理活動規律, 同時合理管理自己的情緒, 降低倦怠程度。例如可以在基層扶貧幹部中導入現代組織管理中廣泛應用的EAP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 援助, 通過專業人員對組織的診斷、建議對扶貧幹部及其直接家屬開展專業指導、培訓和諮詢, 幫助解決扶貧幹部及其家庭成員的心理和行為問題, 以提高扶貧工作績效。
來源：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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