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談起她時稱她叫李家堂客。我在小說裡給她取了一箇中國名又取了一個日本名，後來一想還是“李家堂客”這個好。

這對1944年的李家伢子來說，真的是“不期故得討了個堂客”。

上月一篇《不期故得討個堂客》，引起了一點反響，不僅收穫了上萬的閱讀量，增加了一批真誠的“微粉”，而且引發了一些有趣的探討。

一個朋友緊急約見我，告訴我一個與此主題有關的故事，並反覆聲明是真實的。恰巧此前我也隱約知道這個故事。

十五年前，曾以這個故事為基礎寫過一箇中篇小說《大宅》，但那時是手寫的，工作幾經變動，家也搬了幾次，原稿不知散落何處了，想來頗有幾分悵惘。

之一

我在韶峰水泥集團工作的時候，得過一份兼差。那時棋梓街上新開了一家酒店，取了一個大氣的名字叫韶峰大酒店，相對街上其它小店，裝修稍微高檔一點，場面稍微大一點，但在那時的棋梓橋已有鶴立雞群的氣勢了。

酒店有三個老闆，都很年輕，而且經歷上都有點小傳奇。領頭的那個姓李，長得眉清目秀，很斯文的樣子。有天他認真地找到我，要我為他們酒店當文化顧問，開出的俸祿是我每個星期可以到酒店請一次不太誇張的客。

我雖然認為一個酒店並沒必要請一個文化顧問，但經不起他幾次三番的遊說，自己覺得能免費去吃喝也是挺光榮的事，於是就答應了——這個文化顧問當了不到一年，體重迅速增長了十多斤，加上免費的酒容易醉人，幾次大醉之餘，高談闊論，讓自己裝得像一個狂生模樣。

幾個老闆經常陪我醉得天翻地覆，醉了就狂吐自己的隱私。可惜我們都太年輕得沒多少經得起一吐再吐的故事。

之二

李老闆有次酒醉後，說他的奶奶是日本人，而且是隨侵華日軍的藝妓，讓我們笑得前仰後翻。

我說：“你乾脆說自己是一個大地主的公子，曾帶人到街上調戲良家婦女，我們會更相信。笑過後和這個日本女人的孫子握手言歡。但這居然是真的。

幾個月後，他帶著一個美女來找我，說他準備赴日本和奶奶相會。我當時以為他為了堅定身邊這位姑娘的心而製造一個美麗幻影。

看到我懷疑的表情，他找到我房間的電話，按下免提，號稱要撥通了一個遠洋：電話通了，傳來的是蒼老的女聲：純正的湘鄉話。

我在旁哈哈大笑。“兄弟別演了，電話要收費的。”他真的急了：“奶奶，講日語講日語。”

湘鄉話變成了日語，至少聽上去是日語。講著講著，有抽泣聲摻雜其中。我終於相信了這個故事，電話那頭的女人，走過了怎樣一段異國人生，如何實現了從日語到湘鄉話的完美轉變？

之三

帶著這些疑問，我決定去那個日本藝伎生活過的村莊採訪。

村子就在萬羅山底下，騎單車用不了多久。但要跨過五十年的歷史，去探尋一段傳奇還是很費周折。

找到幾個在曬太陽的老人，問起李家婆婆的事，他們竟然也是才知道這位李婆婆是日本人：“她一直說她是山東逃戰亂來的，李家伢子相信了她，後來在叔公的主持下又娶了她，生兒育女的，誰也不知她是日本人。”

“幾十年，同一個村住著，也耕田也餵豬，沒什麼不同。”“就是一點，沒回過孃家，也沒孃家人來過。”

“說的話？就是我們這兒的話，好久了，我們都不記起她說的是山東人了，覺得她就是從隔壁村嫁過來的。”

“人還好，就是有點走神，講著話做著事，就發楞了，喊她也不應。”

“文化大革命那會，好象是查過她，但沒查出什麼，說是山東人，受過好多苦，家裡人在戰亂中沒了音訊。反正沒批鬥過她。”

“什麼時候來的，民國三十四還三十三年，真不記得了。這要問李老倌本人，但李老倌前幾年死了。”

至於怎麼才知道她是日本人，村裡的老人們說出了幾個版本。

一是說她到水泥廠去看望兒子（即李老闆的父親），看到了一張報紙，上面有關於中日友好的消息（那時還沒有釣魚島事件一說），於是她動了心，坐車到縣城找到有關部門，縣裡把情況反映到省裡，有關部門還真查實了此事，於是送她迴歸日本。

一說是她在日本的弟弟，向中國駐日使館打聽他在華失聯的姐姐，左找右找，找到了湘鄉，找到了她。然後接她回家。

第三個版本最富浪漫色彩：說她在棋梓街上，聽到廣播裡放一個日本歌，突然大哭起來，引得周圍人圍觀，圍觀人中有一個人是個老師，問清情況，幫她到有關部門找到政策……

是一個什麼日本歌曲，有說是《北國之春》有說是《草帽歌》，有說是當時熱播的日本劇《血疑》的主題歌。

我回廠後去查了歷史。1944年4月，湘鄉淪陷，湘鄉藉抗日將領彭位仁率國民革命軍71軍與日軍在潭市、谷水激戰，7月發生了萬羅山之戰，並在那裡擊潰了日軍一個聯隊的進攻。直到年底，日軍才進駐谷水街。

如果這個藝伎是1944年來到李家村，那她是在氣焰囂張之時，逃離軍營躲到農家。

1845年4月，日軍第20軍發動進攻芷江機場的戰役。史稱雪峰山會戰，這時的日軍已日薄西山，很快就被國民軍擊敗；而國軍主將是王耀武，正是山東人。

她在日軍潰敗的時候逃跑到棋梓橋，因為害怕國軍追捕，就謊稱自己是從山東逃難而來的。

之四

那個小李老闆已經興高采烈去日本了。要清晰完原這個日本藝伎在這裡的人生線路是不可能的。

有一些疑問沒法得到解釋，比如，她才到村裡，不會講中國話，怎麼騙過那些好奇的村民呢？日軍戰敗從湘鄉撤退，少一個藝伎，怎麼不去尋找查問呢？湘鄉話如此難學，她是怎樣快速學會與村民打成一片，以致他們都忘記她的來歷不明？

最大的一個疑問，那個當年的李伢子瞭解她的來歷身份嗎？是他和她共同製造一個謊言，還是他接受了這個謊言？

於是，我就在水泥廠的幹部樓為這個藝伎寫一個小說。準備動筆的時候，我才忘了問這位藝伎的姓名，是什麼什麼子還是百合、菊花之類。

村民談起她時稱她叫李家堂客。我在小說裡給她取了一箇中國名又取了一個日本名，後來一想還是“李家堂客”這個好。

對1944年的李家伢子來說，真的是“不期故得討了個堂客”。

對五十年後的小李老闆來說，真是不期故得得到一個日本移民的身份。

對那時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來說，“不期故得”得到一個故事。這個故事無論怎樣“不期故得”，我也無法真實地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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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選自散文集《穿鞋走路》。從本週開始，“新飛訊”將陸續推出該系列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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