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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知道群丰有座龙门寺，龙门寺坐落在南岳七十二峰之一的五云峰山腰。当地有个石塘村，村里有个砍柴放牛的少年，在晚清传奇性地做到两广总督。他还十分热心家乡的公益事业，捐资助学，修桥修路，扩建寺庙。
袁树勋
这个人就是天元区群丰镇石塘村袁氏家族的第十四代袁树勋（1847年—1915年)。
当年的石塘山村、袁氏祠堂等，因袁氏家族的显赫而变得十分热闹，如今这里却找不到半点旧时的痕迹了，恰应了辛弃疾的话：“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探秘群丰石塘袁氏家族
石塘袁氏家族的第一代叫袁杲。
袁杲（1465—1539），字正东，号扶桑，祖籍安徽寿州。明末，他曾在茶陵卫做官，将家迁到湘潭十三都八甲石塘山，即今天的株洲天元区群丰石塘村。
根据《石塘山袁氏六修族谱》记载，袁杲是明代贡生，也就是国子监的太学生，曾官居“建威将军”，但正史难以考证。袁杲交游很广，传说他颇崇信佛教，曾结交过一位西藏的喇嘛。解甲归田之后，他便邀该喇嘛到五云峰建喇嘛庙一所，当地人称为“袁氏家庙”。
袁杲家教很严，留下了“孝子思亲、忠臣爱主、贤人立品、义士诚身、宽平接物、忠厚存心”的家训，用以规范子孙的日常行为。
石塘袁氏家族到第十代开始在地方上有点小名声，袁遇春在乾隆年间当过江苏盱眙县县丞等职，算是当地有见识的人物了。
到清末民初，石塘袁氏中的袁遇春这一支非常显赫，人才辈出，如两广总督袁树勋，进士、著名的藏书家袁芳瑛，民国藏书家、学者、词人袁思亮等等，堪称那时株洲一带的第一家族。
充满传奇色彩的官场晋升之路
袁树勋的祖父袁建伯当过地方乡绅。袁树勋13岁的时候，祖父病故，家境日渐衰落。这个从小聪明机灵的孩子因贫失学了，开始砍柴、放牛、务农生涯。
俗话说，乱世出英雄，如果不是晚清农民起义，袁树勋或许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村夫。
太平军进入湖南的时候，袁树勋还是个小孩子，经常为乡团站岗放哨，献计献策， 连跑龙套的角色都算不上，但却耳濡目染很多乡民因镇压太平军而升官发财。1864年，太平军被镇压，袁树勋只有17岁，因没有军功，只得跟随叔父在山东兰陵县做佃工，又在淮浙间贩盐，协助官方收税。
平庸的生活不需要勇气，结束平庸确实需要胆气。1865年，18岁的袁树勋不甘心一辈子碌碌无为，仅仅当一名小盐商或税务干部，于是投身湘军，参与征讨捻军。他的长处是搞后勤，负责为前方办粮饷，因功累保至江苏高淳县令、铜山知县，从此，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1891年，他由南汇转任上海县令，1895年，转任江西景德镇知府、天津知府。
义和团运动是袁树勋人生命运的又一重大转折点。
当时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光绪狂奔西逃。此时待在天津可谓凶多吉少，袁树勋灵机一动，以“勤王护驾”的名义带领援兵5营一路往西，直到西安附近的潼关，面见慈禧太后。慈禧问其退兵之策，他一个个小小的知府哪能知道？一时无语，只是叩头大哭。逃难中的慈禧满怀感慨，说：“小小知府，如此忠君爱国，不可多得”，立即提拔，将他从天津知府提升为湖北荆宜施道道员。
袁树勋“勤王护驾”面见慈禧太后叩头大哭的故事后来广为流传，成为官场茶余饭后的谈资。
1901年，袁树勋又调任上海道台，位置更加重要，1906年后历任江苏按察使、顺天府尹、民政部左侍郎，1907年升任山东巡抚，成为封疆大吏。
1909年，袁树勋出任两广总督，达到他人生官运的顶峰，1910年因主张设立责任内阁被免职。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授意闲居上海的本家袁树勋打电报向清廷施压，要求皇帝退位，实行共和。
袁世凯担任总统后请他出任直隶总督，一辈子官欲熏心的袁树勋却出人意外地拒绝了，或许是见惯了官场的诡异，他很想守着积累的巨额财富去享受清福了。
一个颇有作为的晚清要员
袁树勋晋升官场虽然颇多机缘巧合，但他并非无为无能之辈，而是有一番作为的。
袁树勋曾担任过上海县令、上海道台、山东巡抚、两广总督等重要职务。这些地方地缘十分复杂，稍有不慎，即可能误国误民误自己。但他办事圆熟，在晚清政坛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他走马出任上海道台，眼见江南歉收，便千方百计采取措施，平抑米价，停征米捐，民众生活得以平稳下来。他积极支持绅商参与政事，修筑或改建道路、桥梁、驳岸、码头，整顿市政、交通、卫生，设巡警，裁批所，积极处理民刑讼诉案件。他发展教育与慈善事业，不遗余力维护国家主权。他离任后，上海绅商士民还给他立了“湘潭袁去思碑”以纪念。
宣统三年的上海道台衙门
他还特别擅长解决突发事件与极端棘手的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具有干部应急的本领，在上海道台上处理了影响全国的大闹会审公堂案和《苏报》案。
调任山东巡抚时，他在山东首开咨议局，裁汰冗员、整饬吏治；重视教育，给朝廷打报告修建山东图书馆。他巡访青岛，暗查外国人在山东内地侵害主权的问题，要求对国外人采取强硬态度，在清朝外交上，实是难得。
他从小失学，因此对民间爱心助学的人内心充满敬佩。山东省堂邑县的武七7岁丧父，乞讨为生，足迹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屡受欺侮与歧视，但却建起了三处义学，教育了无数穷家子弟。武七死后，袁树勋就其30余年行乞办学之事奏请朝廷给予在国史馆立传，清廷采纳，还赐武七为“武训”。
调任两广总督，袁树勋严申赌禁，奏请设立广东大学，又奏请改革盐税，停征赌饷，召开国会，“以餍时望而遏乱萌”。
袁树勋的双面人生
晚清乱世，混迹官场的，如左宗棠之类能千古流芳的，实在是微乎其微，像李鸿章之类背千古骂名的也是少数，大多数官员基本上是毁誉参半。袁树勋就属于最后一类。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我们不必用今天的眼光去苛求过去的人。对袁树勋，同样如此。
袁树勋既有竭力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一面，又有进步的一面。
他亲自处理了苏报案，当时《苏报》连续发表《读〈革命军〉》、《序〈革命军〉》、《介绍〈革命军〉》等文章，大骂皇帝和清政府，要求建立资产阶级“中华共和国”，袁树勋 以“劝动天下造反”、“大逆不道”罪名将章太炎等逮捕，邹容后被折磨致死。但他又积极参与维新，1910年，他与云贵总督李经羲、吉林巡抚陈昭常等上奏清廷要求设立责任内阁。他甚至搭救过革命党人黄兴。辛亥革命后，黄兴还写了《致袁树勋书》一信，请求袁树勋“勉筹现款，以资接济”，捐助革命。
袁树勋既有贪腐的一面，又能热心关注家乡公益事业。
袁树勋没有显赫军功，没有科举功名，没有祖先荫封，而能从小吏一路做到总督，实在是官场奇葩。他靠的是金钱开路，近代笔记野史记载颇多。传说他花13万贿赂李莲英而升天津知府，做山东巡抚时，鲁人赠以对联：“二分村气二分喜；半为功名半为财。”1909年，直隶总督杨士骧病重，已无法胜任，袁树勋预测官场自然有一番异动，便派儿子带40万两银子进京活动，终于升任两广总督。退居上海后，他曾在老家株洲、湘潭等广置田宅，“致资600万，当时湖南富豪，举无与比”。清末御史胡思敬、饶芝祥曾上奏称袁树勋收受贿赂，要求清廷予以处罚，清廷以其退位为由没有受理。辛亥革命后，冯国璋曾以没收他在武汉、长沙等地财产相威胁，逼迫他捐助50万，袁树勋捐献了10万元。
袁树勋也为家乡做了一些好事，1904年，黄兴等在长沙兴办明德学堂，袁树勋捐助一万元，给学堂购置了一批理化仪器及博物标本。他捐资1.6万元开办湘潭师范学堂，对湘潭育婴堂、保节堂也有捐助。值得一提的是，龙门寺原来属袁氏家庙，他捐资4千银元修复并扩建后改名为“龙门寺”，向社会开放。
山东人的揶揄或许很能概括袁树勋的一生， “二分村气二分喜；半为功名半为财”，这话的意思是：为人有点土，圆熟招人喜，自己发了财，也还有政绩。是是非非，真真假假，如今都成过眼云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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