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鶚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有爭議的人物，他以一部《老殘遊記》名聞海內外。他一生坎坷，從事過多種職業，在文化領域中，涉獵廣泛，均頗有建樹。海外華人馬幼恆先生這樣品評：劉鶚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對西方知識的介紹均有所貢獻的小說家、詩人、哲學家、音樂家、醫生、企業家、數學家、藏書家、古董收藏家、水利專家和慈善家。”一個人得如此之多的頭銜，實屬罕見。本文就劉鶚的主要生平活動與學術成就作一簡要介紹。
一、生長官宦世家
劉鶚原名孟鵬，字雲搏，後更名為鶚，字鐵雲，別號老殘，又署鴻都百鍊生。原籍江蘇丹徒，清咸豐七年(1857)九月生於六合，成長於山陽(今淮安)，死後亦葬于山陽。
劉鶚遠祖劉光世，是南宋初期與韓世忠、岳飛齊名的著名將領，以抗金駐軍江淮間，因鎮守京口(鎮江)有功，被追封為太子太師鄖國武僖王。傳至鶚父劉成忠已歷二十二代。成忠，字子恕，清咸豐二年壬子(1852)進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編修、道臺等職，以御史和知府銜官居河南，因治黃有功，“旋以剿捻勞績升河南南汝光道”，著有《河防芻議》，還曾專門研究歷代救災辦法，寫過《劉晏不直賑救說》。崇尚“王者愛人，不在賜與，當使之耕耘織衽”。他也關切外國的先進技術，併力圖實際應用，曾親督工匠仿造歐洲“龍尾水車”。光緒元年(1875)。劉成忠被賞加布政使銜。在河南任上，出於對古城淮安的仰慕，特差人來淮安買下座落在城西北偶勺湖之濱一座帶花園的大宅院(原地藏寺巷內)，遂定居淮安。光緒三年(1877)，以病乞休寓淮。光緒十年(1884)卒。劉鶚二十歲前，幾乎一直隨父在任上，其父的所作所為耳濡目染，對少年時代的劉鶚影響頗深。
劉鶚兄弟姐妹五人，他最小，“生來歧嶷，穎悟絕人”。四歲從二姐素琴識字、誦詩，不久即能背誦《唐詩三百首》。稍長從同邑趙君舉先生讀，過目成誦。惟“不喜時藝，性尤灑脫，不守約束”。劉母治家嚴謹，頗不喜這“狂放不羈”的幼子，劉鶚的兄長亦“責善尤苛”。劉鶚在自由散漫、逍遙放蕩的生活中，隨著興趣所至，在強烈的求知慾的支配下獵取廣泛的知識。同時廣交地方上的有志氣、有專長的“井裡少年”，相約一旦國家“有事”，一起出來幹一番有益國計民生的事業。
劉鶚本不願讀書入仕，但迫於家庭和社會的壓力，不得不赴南京參加鄉試，結果名落孫山，他毫不在意。歸裡後，專攻家藏的治河、天算、樂律、醫學、數學、哲學、詞章等書籍，研究與實際緊密聯繫的測量、繪圖等，進一步充實提高自己的學識。其時，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強租海港，劃分勢力範圍，企圖瓜分中國，而清政府腐敗無能，對外妥協，對內鎮壓農民反抗，以致社會經濟日趨凋敝，人民生活日益貧困。這一切，對青年劉鶚的思想觸動頗大。他尋求真理，對哲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光緒六年(1880)，他去揚州從師太谷學派李廣昕(號龍川)，接受太谷學派的哲學思想和政治主張，從而確立“悲天憫人”的思想和“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
光緒十年(1884)，鶚父病歿。一向失歡於家庭的劉鶚更不為家庭所容，不得不面對現實，走上自立自強、曲折多難的人生道路。最初，他向家中索要資本，在城裡南市橋開一爿菸草店。由於不善經營，不逾年，本錢賠盡而倒閉。在封建社會，官宦子弟不官而商已是“恥辱”。加上虧本歇業，決不能再求助家庭。遂於光緒十一年(1885)到揚州投靠嫁給卞姓的姑母，掛牌行醫，依然“門可羅雀”。不久歸誰，受母親、長兄之命，“復赴南京應鄉試，不終場，即回。”光緒十二年(1886)，劉鶚到上海與友人開設石昌書局，經營石印出版業，此為我國市廛間石印之始，未久又因事涉訟而關閉，再次歸淮寓。
二、投效黃河治理
歷史上黃河危害嚴重，給兩岸人民帶來深重災難。光緒十三年(1887)八月，鄭州上南廳黃河決口，“計長一百餘里”，無數村莊被淹。“饑民待哺嗷嗷”。朝廷命禮部尚書李鴻藻前往視察河工。李治理閱年，費銀九百餘萬兩，決口仍未堵上，“進退兩難，束手無策”，光緒帝因缺口未堵，“殊深憤懣”，問罪河官，並追究李“督率無方”，革職效力，同時派廣東巡撫吳大澂署理東河總督。吳當過學政，辦理過邊防，名聞朝野，是位比較清醒和有魄力的實幹家。劉鶚的父親在河南為官時治過水患，並有著作，主張“築堤束水，束水攻沙”。劉鶚成年後，“乃志在聖賢”，繼承家學，也鑽研過治水方略，是時非常關注鄭州黃河決口不能合龍之事，為施展所學，便欣然前往投效吳大澂。
劉鶚抵鄭後，向吳大澂呈說治水主張。吳不懂水利，上任以來水患仍劇，時值八月，“急流狂溢，旋渦怒卷”，掌壩之員“屢瀕於危”，正在求賢若渴之際，聽劉鶚談論“設閘壩以洩黃”，“引清逆淤，束水以攻沙”等方法，“奇之，頗用其說”。劉鶚不僅向吳提供理論和方法，而且親臨工地，“短衣匹馬，與徒役雜作，凡同僚所畏憚不能為之事，悉任之”。十二月中旬，大堤終於合龍。光緒帝接到捷報，十分高興，不顧已屆歲尾，匆匆降旨封賞在鄭州治黃大臣。吳大澂賞加頭品頂戴，補授東河總督，李鴻藻“開復革職”、“賞還頂戴”。劉鶚也因此聲譽大起。他赴鄭前，已捐有“同知”虛銜，這時，吳大澂“欲表其功績”，升其官職，而他“則讓與其兄渭清觀察，而請歸讀書”，吳“益奇之”。
第二年初，吳大澂奏請成立河圖局，測量、繪製黃河中下游全圖，光緒帝“準其諮調數員，辦理繪圖事”。此事歸“鄭工善後局”負責，總辦雖有文名，但不懂測繪。吳即命劉鶚為提調官，全面負責測繪河圖之事。自三月始，他“終日管窺蠡測，奔驟河干，與波濤相出沒”。至九月，基本完成了從陝西潼關至山東利津海口的黃河測量工作。不久，《豫、直、魯三省黃河圖》也繪製成功，共五冊，一百五十篇。劉鶚還根據實際考察資料，融合自己治水經驗，撰有《治河五說》。
鄭州黃河大堤合龍後，河南水患有所減輕，而山東水患依然嚴重，“下游南岸大堤，二百八十里間，節節生險”。山東巡撫張曜，東堵西擋，疲於奔命，仍不能阻止黃河決口，奏請另派大臣又不準，遂廣羅人才，“有言河務者，雖布衣末僚，皆延致諮詢，唯恐失之”。光緒十六年(1890)春，檄調劉鶚到山東辦河務。他力排眾僚“不與河爭地”之說，主張“束水利沙”，並撰《治河七說》呈張。未久，張曜命劉鶚為黃河下游提調官。他在山東辦河三年，未潰成災，“河工冠於諸省”。在山東期間，還著成《黃河變遷圖考》、《勾股天玄草》、《弧角三術》諸書。
光緒十八年(1892)，山東巡撫福潤(張曜歿任上，福潤繼之)保薦劉鶚赴北京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應試，“因不合例”，未試而歸。光緒二十年(1894)，福潤再次向光緒帝保薦劉鶚，後經考試，以知府任用。至此他治理黃河告一段落。劉鶚一生從事過許多事業，學術界看法不一，惟參加治理和測繪黃河之事，一向為人們所肯定。
三、築路開礦辦實業
羅振玉說，劉鶚“謂扶衰振蔽，當從造鐵路始，路成則實業可興，實業興而國富，國富然後庶政而得理也。上書請築(天)津鎮(江)鐵路，當道頗為所動。”
光緒十五年(1889)，湖廣總督張之洞向光緒帝力陳建造鐵路的好處，請先建造蘆漢鐵路，光緒帝認為此議“有益於國，無損於民”，“即可毅然興辦”，但僅談談而已，未付諸行動。六年之後，光緒帝表示“修鐵路為方今切要之圖，亟應舉辦”，命張之洞“奏保辦理鐵路之員，以備簡用”。張乘機再次提出：“鐵路以由漢口至蘆溝一路為最要”，“必宜先辦”。遂開始籌資金，選人員，準備修路。
劉鶚對鐵路建設十分重視，而且付諸行動，和許應鏘、方培堯、呂慶麟聯絡“資本”，分別向清政府表示，願意承辦修築蘆漢鐵路。光緒帝表示“商人承辦，官為督率，以冀速成，”命王文韶(時直隸總督)、張之洞等“督同辦理”。其實，張、王對之早有打算，後議成：南端由張之洞主政、北端由王文韶負責。張、王商同把造蘆漢鐵路的差使，許給親信盛宣懷。他們怕劉鶚等人擾亂他們的計劃，在“詳加體察”的幌子下，設法將之排擠出去。劉鶚被擠走後，張之洞等便向皇帝奏本，說劉鶚等“四商(指劉鶚、許應鏘等四人)均不可靠”。光緒二十二年(1896)九月，盛宣懷經王、張力保，被正式任命經辦蘆漢鐵路。
劉鶚認為自己被擠一事，是盛宣懷搞鬼。他為了仍能為建造鐵路出力，當年冬，他又通過王文韶，上書請築津鎮鐵路。後來津鎮鐵路也列入了計劃，但首創人劉鶚，卻依然被排擠在外。在京為官的鎮江入，認為修路只能至江北瓜洲，鎮江的繁榮可能為之取代，於是竭力反對築津鎮鐵路，並遷怒劉鶚，甚至要除其鄉籍。即使如此，劉鶚仍不放棄築鐵路。光緒二十五年(1899)，他又通過英商河南福公司，動議建造澤(澤州，今山西晉城)浦(口)鐵路(系蘆漢鐵路支線)，得到批准。後築成道口至清化的道清鐵路，這是劉鶚辦鐵路的唯一實際成果。
劉鶚在築鐵路方面屢屢受挫，遂另作他圖，一顯身手。光緒二十二年(1896)，山西巡撫胡聘之慾開煤礦，劉鶚向其陳述開採山西煤礦對百姓對國家的好處。他認為開晉煤，“則民得養，而國可富也。國無素蓄，不如任歐人開之，我嚴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礦路歸我。如是，則彼之利在一時，而我之利在百世矣。”之後，胡聘之奏準設立商務局，負責辦理“一切招商集股事宜”。因缺資金，他們向英國資本投資機構福公司借款一千萬兩白銀，並訂有協議。光緒二十三年(1897)，劉鶚應聘為山西福公司華人經理。赴任後發現草約中有許多侵犯國民權利的條款，在談判中“凡有損我權利者，悉託政府之名以拒之，故久乃定約。”因此為英商所不滿而想解聘，許多官員更紛紛彈劾劉鶚等人，攻擊其“專交通洋人，圖飽私囊”、“貪汙賣國”等，主管此事的總理衙門明知這些“言之過甚”，但“亦多附會”。而光緒帝竟然據此說劉鶚“聲名甚劣，均著撤退，毋令與聞該省商務”。從此，劉鶚的“漢奸”之名沸沸揚揚。其實，劉鶚不僅參與了山西煤礦的開辦，而且還參加過河南、浙江礦山的開辦，但均告失敗。至於他在辦礦中的功過是非，尚待學者們論定。
此後，劉鶚又致力發展民族工商業。他曾到上海與友人開辦大規模的百貨商店，名為“五層樓商場”；獨資在上海徐家彙辦過蒸汽織布廠，在上海成都北路辦過手工織布廠；計劃在湖南株州創辦鋼鐵廠；在北京計劃創設北京電車公司和自來水廠；還曾數次到上海和友人計劃合資買輪船，準備行駛上海、大連及日本間；後又和友人創設“海北精鹽公司”，計劃在山東沿海購粗鹽加工成精鹽運銷朝鮮、日本；又在浦口九濮州購地產，計劃開闢商埠。但是，劉鶚的所有這些發展民族工商業的行動，也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歸於失敗。
四、赴京主持賑濟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打進北京城，燒殺擄掠，為所欲為，京城內外，屍骸遍地，“餓犬爭食，慘不忍睹”。其時，浙江一富商潘炳南，上書浙江布政使惲祖翼，表示願意“出三千金立會救濟”，惲贊同，並“出資助炳南”。請戶部山西司侍郎陸樹藩出面主持，正式成立“救濟善會”，發起募捐。劉鶚本有“以養天下為己任”的思想，又聽到外國友人來滬敘述北京的慘狀，熱血沸騰，決意赴京賑濟。他寫信給陸樹藩，“願湊捐銀五千兩，又籌借墊款銀七千兩，共一萬二千兩，送呈貴會，”並表示“弟願執役。為諸君前驅”，所帶人員的“川資、薪水、均由弟捐款發給”。劉鶚不僅說，而且立即行動，繼陸樹藩之後趕到天津，一起討論“赴京救濟事宜”。劉鶚旋即“率同司事、工役二十餘人赴京”。至京後，向李鴻章遞交了陸樹藩介紹其代表救濟善會在京工作的信件，立即投入賑濟工作。凡在京的外鄉官員，願回鄉的備船護送上海；不願離京的籌備津貼，為此大得好評。這期間，他在京還辦了掩埋局和施醫局，掩埋滿街的屍骸和為受傷生病的難民治療，工作十分辛勞。
北京糧食一向靠外地運入，是時海運斷絕，已告糧荒。從外面運糧進京困難太多，未見大效。一俄軍張姓翻譯告訴劉鶚：“俄軍要用太倉(即國家糧倉)倉房，倉米無處可移，打算全部燒燬。你們既然缺糧，何不買來?豈非兩全其美。”劉鶚隨即通過張某斡旋，籌借款項，向俄軍買下全部太倉儲米，維持平糶，“民賴以安”。但數年後，這又成了所謂“私售太倉粟罪案”。
五、被捕與流放
劉鶚一生辦事不少，大多“垂成而敗”，最後購浦口地產，欲自闢為商埠，豈料“竟致禍端”。
長江下游，由於泥沙沉積，不斷形成一片片沙洲，原不為人注目，歸屬也不很明確。劉鶚認為這些沙洲，“將來必為商貨吐納所，勿候外人索闢商埠，我先自經營之”。遂和長江水師提督程文炳等一些親朋共同購買這些土地的產權。光緒三十一年(1905)春，購浦口地告一段落，其時津鎮鐵路改為津浦鐵路，浦口為終點，一時地價大起。劉鶚所購之地頓時引入注目，尤其是浦口巨紳、外務部員外郎陳瀏，更為眼紅。他仗著京官身份，強向劉鶚以原價購買浦口地，並指定要其中最好的地段，遭拒絕後，陳瀏惱怒，一方面宣傳“浦口地歸浦口人所有”，爭取當地人的支持；一方面以京官的身份向朝廷奏本，控告劉鶚、程文炳等人，“因鐵路築路有期，私集洋股，攬買土地”。軍機處批轉兩江總督周馥“澈地查清”，並“確查具奏毋稍徇隱”。周馥經過調查復奏，認為陳瀏“原參大半得之傳聞”，不能作為證據。不久，周馥調任閩浙總督，兩江總督由端方繼任，陳又上稟，要端方懲處程、劉。端方也認為程、劉等人並非代洋商購買土地，是合法的。後來，世續、袁世凱先後入軍機處，兩人均與劉鶚“素有夙怨”。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十一月間，他們“藉口浦口購地事，密令逮問”，正值劉鶚的親戚、山西巡撫丁衡甫(名寶銓，淮安人)入京晉見，“聞之，以全家保於慶(親王，時軍機大臣)邸之前”，世續、袁世凱的計劃才未執行。第二年(1908)正月，北京又傳出要逮捕劉鶚的風聲。後來，朝廷宣佈將劉鶚革職，永不敘用。劉詢得“僅有拘捕之說。”於是又為浦口地之事，繼續與陳瀏等作鬥爭，程文炳也派兵駐紮九濮洲，陳瀏聯繫劉鶚前科，繼續控告。劉鶚認為幾任兩江總督傾向他們，他又捐地五百七十五畝給國家開商埠，建鐵路、碼頭，似乎立於不敗之地。哪知裳世凱(時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等突然以外務部的名義，要端方捉拿劉鶚，雖經端方多方設法，劉鶚仍在南京遭逮捕，並被“發往新疆，永遠監禁。該犯所有產業，著兩江總督查明充公”。
是年六月，劉鶚被押上“福安輪”解往漢口，然後“晝夜兼行”，經湖北、河南、陝西、甘肅，約年底抵達迪化(今烏魯木齊)。劉鶚名為發配充軍新疆，實“不屬於軍”，“居處聽其自主，衣食聽其自謀”，不僅沒有住監獄，而是住了一所三間正房，外帶廚房、廁所的小院子，門口甚至還貼著“劉鶚公館”小紅紙條。劉鶚本通醫道，到新疆後，一面為人治病，一面蒐集《內經》、《傷寒金匱》等書，潛贈研究，準備撰寫醫書。翌年(1909)七月初八中風逝世，終年五十三歲，遺體運回淮安，次年安葬於淮安東南曹圩(今七洞鄉大後村)劉氏祖塋。
六、學識與著作
劉鶚一生活動範圍極廣，他思想活躍，才華橫溢，學術、文藝著作頗豐。(一)在考古文字學方面 有《鐵雲藏龜》六冊、《鐵雲藏匋·附泥封》四冊、《鐵雲藏印》十冊和續集四冊、《鐵雲藏貨》一冊、《補(長安獲古篇)》(未定)、《說龜》數則、《古銅器銘文釋》六十頁、《漢碑出土年月考》數條、《抱殘守缺齋藏器目》、《序》(未定)、《鐵雲遺印譜》、《鐵雲碑帖題跋·附抱殘守缺齋中頭等碑帖目錄》等。
《鐵雲藏龜》，是劉鶚編印的“抱殘守缺齋所藏三代文字之一”的專書，是“研究甲骨文字的許多著作的開路先鋒”。《(鐵雲藏龜)自序》，更是我國研究殷墟甲骨文字的第一篇學術論文。殷墟甲骨雖最早為金石學家國子監祭酒王懿榮所發現和收藏，但他未來得及研究，便於八國聯軍侵佔北京時殉難了，真正使甲骨文的史料價值、文字價值、文物價值、學術價值公之於世而又作過認真研究的，則是以劉鶚為開端，稱他為我國“甲骨學的開山”是一點也不誇大的。對甲骨文字的研究，具有開拓作用的是劉鶚，“知其所重而定為殷人之物者劉氏也，拓墨付印以廣其傳者亦劉氏也”。他“肩之闢之，以導先路，其功實不可沒也”。劉鶚對甲骨文字的研究的最大貢獻，不在於他收藏大量龜骨，也不在於他最早破釋幾十個甲骨文字，而在於他不封鎖資料，不把資料當私有，不視同行為“冤家”，積極向許多學者介紹甲骨文字，引起更多人對甲骨文的研究興趣。這也正是他編印《鐵雲藏龜》的目的；“斯實三代真古文，亟當廣謀其傳”，於是他“精拓千片，付諸石印，以公同好”，為研究的人提供了第一手資料，作為一個封建社會的知識分子來說，這是多麼的難能可貴啊!
(二)在文學方面 有《老殘遊記》二十回、《老殘遊記二集》九回(未完)、《老殘遊記外編》(殘稿)、《評語》、《鐵雲詩存》等。
劉鶚的《老殘遊記》，主要通過自己在山東的種種見聞，抒發對國家、社會各方面的深切感受和不平，反映清朝末年的社會現實，是晚清著名的“四大譴責小說”之一。魯迅稱此書；“借鐵英號老殘者之遊行，而歷記其言論聞見，敘景狀物，時有可觀，作者信仰，並見於內，而攻擊官吏之處亦多。”由此可窺見《老殘遊記》的現實意義。劉鶚寫這部書的目的，在《老殘遊記初集·自序》中說得很明白：
吾人生今之時，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國之感情，有社會之感情，有種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鴻都百鍊生所以有《老殘遊記》之作也。棋局已殘，吾人將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吾知海內千芳，人間萬豔，必有與君同哭同悲者焉。
其時，中國已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帝國主義加緊侵略瓜分中國，清政府腐敗不堪，行將覆沒，如人“渾身潰爛”，如對弈“棋局已殘”，如航行大海已有不少窟窿的“大船將沉”。人民處於雙重壓迫、雙重剝削、國家危亡的情況下，這種悲泣的感情是很自然的。但是他看不到封建統治制度的腐敗，把一切罪惡歸於下層官吏，對於封建王朝的最高統治者還抱有同情和幻想。認為只要朝廷主要“掌舵的人”撥正航向，向發展資本主義的方向前進就行了，反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義和團農民運動。他還認為導致中國危亡的是那些大大小小的“貪官”，也有“清官”，“清官”之可恨，尤甚於“贓官”。他自評道：
贓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蓋贓官自知其病，不敢公然為非。清官則以為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作者苦心，願天下清官，勿以不要錢便可任性妄為也。歷來小說，皆揭贓官之惡，凡揭清官之惡者，自《老殘遊記》始。
《老殘遊記》在文學描寫上的藝術性是具有較高成就的，這是歷來為學術界所公認的。《老殘遊記》通過豐富的想象，加以分析比擬，大膽以“新的詞彙落於紙上，使讀者產生共鳴。但他主要不是依據幻想虛構，而是著重在實際觀察和生活體驗，實情實景據實寫來，沒有任何陳詞套語。有的學者認為：“《老殘遊記》最擅長的是描寫技術，無論寫人寫景，作者都不肯用套語爛調，總想熔鑄新詞，作實地的描畫。在這一點上，這部書可算是前無古人了”(胡適語)。因此，一度時期的中學語文課本上，幾乎都選擇了《老殘遊記》的片斷作為教材。
(三)在史地河工方面有《治河五說·續二說》、《歷代黃河變遷圖考》十卷、《唐十道表》(未完)、《晉十九州表》(未完)等。
(四)在算學方面 有《勾股天玄草》、《弧角三術》二卷等。
(五)在醫學方面 《要藥分劑補正》、《溫病條辨歌訣》、《老殘醫記》、《人壽安和集》五卷(未完)等。
(六)在音樂方面 《序》等。
(七)在雜著類方面 撰有《風湖論》、《礦事啟》、《劉觀察上政務處書》、《興農工》一則、《整絲茶》一則、《盼商律》一則、《設商官》一則等。此外，尚有《鐵雲日記》、《鐵雲書信》。
“劉鶚一生，所取得的成就不是一點，他的治黃工作、開採山西煤礦、賑濟北京災民、發現甲骨文和寫作《老殘遊記》等等，其中任何一項就足能使一個人感到自豪了。”(英文版《中國文學》)。1987年為紀念劉鶚誕辰一百三十週年於淮安舉辦的劉鶚及其《老殘遊記》學術討論會上，學者們認為，他在經濟領域是改革的失敗者，在文藝和學術領域是成功的開拓者，是清末的新型知識分子，又是說過不少錯話、做過不少錯事的人。他提供歷史發展的新東西大於他的失誤和過錯。他的功過大致可以七三開或六四井。因此我們應當紀念他，批判地學習他，使他留下的遺產成為我們今天實行改革開放、從事文藝創作、學術研究的財富。
參考書目：
①《劉鶚小傳》，劉德隆、朱禧、劉德平著，1987年8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劉德隆、朱禧、劉德平編，1985年7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③《劉鶚誕辰一百三十週年紀念冊》1987年11月江蘇淮安縣紀念劉鶚誕辰一百三十週年籌委會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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