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丁晟之後，又一位導演在微博上對發行方叫板。6月1日，《命運速遞》的導演李非，在微博上發文，標題為：《命運速遞》今天下檔了。

《命運速遞》是李非的導演處女作，在5月18日首映禮上，姜文不吝讚美“這是我最近看過最好的電影！”出席首映禮的包括範偉、忻鈺坤、包貝爾、顏丙燕等眾明星也紛紛表達了對電影的認可。

​然而，《命運速遞》在5月25日全國首映時，其排片只有3.1%，次日就降到了1.6%，上映一週就下檔了，累積票房130萬。

在李非看來，影片在市場的失利，跟400萬宣發費“沒能花在刀刃”上有關。起初宣發公司迪美天祥影業“北到瀋陽，南到深圳，十個城市的路演”和“排片爭取到10%”的承諾，實際上都是空話。

導演李非

電影行業的新手，最容易產生矛盾

近段時間，出品方跟宣發方鬧矛盾事件頻出，前有《英雄本色2018》導演丁晟，質問宣發方光線傳媒，並要求後者公開費用開支明細。

無奈之下，光線向出品方提交宣發費結算表。

但出品方要求光線出具《英雄本色2018》宣發相關的憑證及票據。光線的第二次回函則認為，出品方的要求超出了協議規定。膠著之下，事情就此不了了之。

丁晟

​跟丁晟不同，李非導演發文，不是為了向宣發方要一個公道，而只是表達“吃一塹”的教訓，和“長一智”的分享。即便如此，字裡行間還是隱隱折射了製片方對宣發方的不滿。

出品方跟宣發方之間的齟齬，在丁晟和李非之後，還會繼續發生，並且隨著電影市場的繁榮，宣發費用的水漲船高，這種齟齬和衝突可能會加劇。

電影市場的繁榮，使熱錢不斷融入電影行業，大大小小的影視公司如雨後春筍，它們在影視行業中底子薄弱，資源欠缺，在電影製作、宣傳、發行等環節都是摸著石頭過河。

比如《命運速遞》的宣發方迪美天祥影業，根據資料顯示，該公司在2016年以前的主營業務包括經濟貿易諮詢、承辦展覽、組織文化藝術交流活動等。在2016年1月變更經營範圍時，才新添了電影發行和電影宣傳業務。

也就是說，一家非影視起家、只有兩年發行經驗的電影發行公司，在沒有行業資源優勢、渠道陌生、發行經驗不足的情況下，400萬宣發費放在他們手上，沒能發揮多大的作用。

在如今一條兩三分鐘的預告片的製作成本，動輒十幾二十萬的背景下，一張網絡大電影的半成品海報光調色就花3萬的環境下，400萬的宣發費實在不算多。

從迪美天祥影業承諾給《命運速遞》“排片爭取到10%（後來說保6爭8、包5爭6...）”，多少看出一家宣發公司不知水深的盲目自信。

丁晟作為有口碑基礎、有代表作的導演，他的《英雄本色2018》花了3700萬的宣發費，才換來首映日11%的排片率，而且還得仰仗電影有王凱、王大陸、馬天宇等當紅明星的出演。

市面上有大量的電影公司，電影質量一般，但預期較高甚至自視甚高的片方，往往難以找到接盤的宣發公司。這時候那些沒有成功宣發案例的公司就“逢片必接”，為了成功接單，通常不惜誇下海口，天花亂墜地許諾…

宣發方和出品方的衝突和紛爭，往往就發生在以上所述的那兩類公司中。

宣發透明化成為中國電影的一大難題

相對的，這類紛爭通常不會跟大製作大預算的電影扯上關係。我們知道，大製作電影一般是有雄厚財力的公司才有實力出品，比如萬達、華誼、光線、博納等傳統公司，還有新入局的“優愛騰”，因為它們的產業佈局上，不僅有投資和製片板塊，同時也有宣發板塊。

於是它們出品的電影，用不著再找其他公司代理宣發，自己就能搞定。自家人管自家賬，就不會有“開支明細不清”的恩怨。

關於發行方如何處理跟出品公司的關係，電影頻道的特約評論員高軍給出了三個建議：一是充分尊重製片方的創作。二是要讓製片方看到發行方的努力和付出。三是宣發費的開支明細要透明公開。

​從目前來看，丁晟、李非和宣發公司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宣發公司沒有把費用支出明細公開化、透明化。宣發公司的通常回應是，這超出了合同協約的內容。

可以說，宣發公司對宣發費用明細的秘而不宣，成為了電影行業默許的潛規則，在法律上它也處於一種尚沒有規範的狀態。只要這種局面保持一天，出品公司跟宣發公司的戰爭就永遠不會消停。

據資料顯示，上映的國產電影，只有百分之二十盈利，其他百分八十的電影都賠錢。賠錢催生心有不甘，就有需要要找個替罪羔羊，或者推諉責任，拿了大錢卻不知道做了哪些的宣發公司最容易成為被討伐的對象。

而宣發公司公開所有開支明細有沒有落實的可能性，就很難說了。倘若一公開，一是公司的商業策略和機密或多或少就被曝光，二是合作媒體的名單也都被公之於眾，這對合作夥伴的利益亦是一種損害。

公佈也難，不公佈也難，宣發公司如果走不出這個兩難境地，中國電影界的硝煙註定會此起彼伏。

The End

出品 | 北京獨舌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監 制 | 李星文

主 編 | 楊文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