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修叢書目錄。亦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二百卷。《總目》以乾隆第六子永瑢領銜總裁，實際上 由總纂官紀昀總其成。紀昀(1724— 1804)，字曉嵐，一字春帆，號石雲。直隸獻 縣(今屬河北)人。乾隆十九年(1754)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卒諡文達。著有《閱微草堂筆記》及《紀文達公遺集》傳世。《總目》是為配合 《四庫全書》而編纂的。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開始，清政府用了十年左右時間，集中了大批人力物力，纂修成一部規模龐大的叢書《四庫全書》。從各省採 進的書籍均經專設的《四庫全書》館纂修官校訂，並撰寫提要附於各書之前。各篇提要再經總纂官綜合平衡，修改補充，分類編排，合為《總目》。《總目》初稿完 成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其內容後又隨《四庫全書》的不斷補充和抽換而幾經增改，直至乾隆五十四年 (1789)才最終寫定，付武英殿刊行。
《四庫全書總目》共收錄清乾隆以前的歷代書籍一萬零二百五十四種，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卷。其中收入《四庫全書》之書三千四百六十一種，七萬九千三百零九 卷，另附《存目》著錄未收入《四庫全書》的“尋常著述”一萬零二百五十四種，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卷。這些書籍都按清政府的政治標準經過嚴格而反覆的甄審， 凡認為有違礙內容的一概摒棄剔除在外。《總目》按經、史、子、集分為四部，下分四十四類，類下應細分者則分屬。凡經部十類：易、書、詩、禮(周禮、儀禮、 禮記、三禮總義、通禮、雜禮)、春秋、孝經、五經總義、四書、樂、小學(訓詁、字書、韻書)。史部十五類：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別史、雜史、詔令奏議 (詔令、奏議)、傳記(聖賢、名人、總錄、雜錄、別錄)、史抄、載記、時令、地理(總 志、都會、郡縣、河渠、邊防、山川、古蹟、雜 記、遊記、外紀)、職官(官制、官箴)、政書 (通制、典禮、邦計、軍政、法令、考工)、目錄 (經籍、金石)、史評。子部十四類：儒家、兵 家、法家、農家、醫家、天文算法(推步、算書)、術數(數學、占候、相宅相基、占卜、命書相書、陰陽五行、雜技術)、藝術(書畫、琴譜、篆刻、雜技)、譜 錄(器物、食譜、草木 鳥獸蟲魚)、雜家(雜學、雜考、雜說、雜品、雜纂、雜編)、類書、小說家(雜事、異聞、瑣語)、釋家、道家。集部五類：楚辭、別集、總集、詩文評、詞曲 (詞集、詞選、詞話、詞譜、 詞韻、南北曲)。各部首有總敘，敘各部學術源流變遷。每類前有小序，記類別沿革，學派推移。各屬之末附列案語，說明立類原由及標準。每類先列《四庫全書》 收入書，次為《存目》書。每書在書名、卷數下注所據版本，記明系某官採進本，或內府藏本、《永樂大典》本、某刊本、通行本 等。然後是此書提要。
《總目》的提要內容特點之一是“主於考訂異同，別白得失，故辨駁之文為多”。“先列作者之爵裡”，“次考本書之得失，權眾說之異同”。於“文字增刪、篇 帙分合，皆評為訂辨”。對久已定論的書籍，“但論其刊刻傳寫之異同，編次增刪之始末，著是本之善否”。對有些古籍的考訂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當時的研究成 果，訂正了前人的缺失。特點之二是對書籍的評價以“闡聖學，明王道”為主，突出宣傳封建正統思想的政治觀點，掊擊屏斥“離經叛道”的異端思想。對“人品學 才之醇疵，國紀朝章之法戒”，“各昭彰癉，用著勸懲”。
《四庫全書總目》是一部空前的超大型綜合性解題目錄。雖然因政治原因，一批有價值的書 籍被摒棄在外，但仍基本上包括了清乾隆以前中國古代的重要著作 (尤以元代以前的書籍收輯更為完備)，還有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三百八十五種已佚古籍，從篇帙上講是獨一無二的目錄學鉅著。而且它有充實的內容提要，系 統的分類編排的總序小序，體制完備，對我國十八世紀以前學術是一次經典性的總結，對後人閱讀圖書起著重要的指導作用，不少學者就是以《總目》為“讀書門 徑”走上治學道路的。直到今天，仍有重要的 參考價值。
《四庫全書總目》繼承和發展了我國傳統目錄的方法和形式，在目錄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學術 意義和影響。首先，《總目》在傳統四部分類法的基礎上，充分吸取各 種書目的分類優點，並根據圖書和學術發 展的現實需要，制訂出一系列類目及立類的原則，形成了相當完整的分類體系。在《總目》刊佈之前，各種目錄，尤其是私人藏書目錄的分類和編排是極其紊亂的， 《總目》刊佈後，很快的就都按照它的分類體系去做了，以後雖有修改補充，但無重大突破。直到今天，仍是古書編目分類的基本法則。第二，《總目》總結了劉向 以來，特別是宋代公私藏書目錄編寫提要的方式方法，也汲取了清代讀書題跋記的方法和形式，從而形成了一種新的反映圖書版本、文字和內容，並結合當時政治需 要，宣傳封建思想的提要形式。對清後期目 錄提要的編纂，特別是藏書志的產生和發展起了很大影響。另外，由於《總目》的博大及其在收書、著錄、考訂等方面存在著種種缺點和謬誤，引起了目錄學家的研 究興趣，產生了一系列為《總目》糾繆補闕的目錄著作，如阮元《四庫未收書提要》、姚覲元《清代禁燬書目》、邵懿辰《四庫簡明目錄標註》、餘嘉錫《四庫提要 辨證》、胡玉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等，從而開闢了目錄學研究的一個新領域。 《總目》在目錄學上的成就和意義，“就其大體言之，可謂自劉向《別 錄》以來，才有此書”。它的典型作用，推動了各種目錄的迅速發展，不但使我國封建社會末期的目錄事業為之一振，就是對近代目錄學發展也有著 極其深遠的影響。
乾隆五十八年(1793)武英殿首次刊印，簡稱殿本。乾隆六十年(1795)浙江在地方官(謝啟昆、阮元)和士紳(沈青、鮑 士恭)的合作下，據文瀾閣藏殿本翻刻，校正了殿本不少錯誤，簡稱浙本。後來的一切版本都是從這兩種刻本翻印的。同治七年(1868)廣東書局以浙本為底本 復刻，個別字句據殿本校改，簡稱粵本。1964年中華書局用浙本作底本，參用殿本和粵本相校，作校記附後，由王伯祥先生斷句，排印出版。後附《四庫撤毀書 提要》、《四庫未收書提要》，以及書名、著者姓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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