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春晚的總體感覺是平淡，乏味，但多少年也習慣了春晚的這種越刻意追求越給人這種印象的強烈，所以，今年的春晚，似乎採取了一種放任自流的形式，似乎整臺晚會的用意，就是表達一種：既然這樣了，那就這樣吧。
其實想想春晚平淡一點，沒有特點一點，也沒有什麼不好，畢竟它不是一個學術文章，也不是一個起承轉合的大片，它需要提供的就是那些隻言片語的祝福，那些花裡胡哨的盛景，如果間或還能產生一個萬能空巷的搞笑的高潮，那麼這臺晚會就會覺得還不錯。
我想起當年曾經採訪過一位到太平洋島國貝勞打工的打工妹，她說，在國外海島上唯一的樂趣，就是翻來覆去地不停地收看由破舊錄像機播放的上一年度的春晚，在劣質的音像身上，那些打工仔、打工妹們流下的是歡笑，也有眼淚。
也許，這才是春晚的真正的知音，而不是我們這些自命為懂一些三腳貓的人，對春晚的指手畫腳，挑三揀四。
這也決定了春晚在我們的眼裡會被越來越被寬容的處置。
但是，另一方面講，如果在春晚裡找不到應有的樂趣，但它有也一點“春江水暖”的作用。一句話，春晚裡與其說能捕捉到春天的氣息，倒不如說能夠感受到一個時代的心跳。
今年的春晚，與前兩年的春晚相比，還是有著一些耐人尋味的嬗變。
三年前的春晚，也就是2016年的春晚，幾乎是一個紅色激情的大爆發，那一年春晚顯示出空前的濃郁的主題意味。
而去年，2017年的春晚，我們看到，濃郁的主題意味已有所疏淡，但是，晚會上還是多多少少能夠看到一些激昂的紅色主題，如出現了老紅軍，三軍儀仗隊演繹了一種“為祖國而戰”的主題，而這一切，在今年的晚會上，都統統不見了。
似乎近年來的春晚給人一種印象。2014年由馮小剛擔任總導演的春晚，似乎是春晚作的最後一次圖變救亡的努力，就是企圖換一個在影視界功成名就的所謂“大導演”來執掌的話，能否改變春晚的“雞肋”的指責，但是馮小剛的加盟，並沒有改變春晚的詬病如潮的如期而至。
自此之後，春晚便似乎放棄了圖強自新的努力，觀眾也似乎接受了春晚的這種任何人都無法讓其“超棒噠”的期望值，既然如此，就讓春晚按照自己的法則向前吧。
走到2018年，顯然前兩年在春晚上加入太多的主題意味，並不符合這臺節目的定位，因為顯然，即使在春晚最早開創的時期，它的節目裡的政治主題意味也並不濃烈。現在這樣的時代，並沒有必要把那種過分強烈的主題，放到春節晚會上來表現。
這就導致了2018年春晚迴歸到之前春晚一貫採取的法則上來，就是“讓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
春晚的舊有蘿筐裡的東西，依舊歸春晚吧。
削平這個筐裡的突兀的部分，讓春晚這個筐看起來，更符合春晚的內在的脈線與邏輯，這是今年春晚的主旨方向，而這個方向確定下來之後，朱軍、董卿便顯然隸屬於突兀的部分，因為朱軍一出場的時候，他的激揚慷慨，便必然會使基調上揚，而今年的春晚，並沒有追求什麼高昂的基調，所以，朱軍必須離場，像朱軍身上積存下的舊有印象，總是會讓人往高度拔高升華，便註定無法適應這臺平樸的春晚要求。至於董卿，她是朱軍式的慷慨部分的一個補充，如果朱軍的慷慨都被調劑出春晚了，扔下董卿一個人在節目裡孤芳自賞地“大姐大”，顯然會形成另一個突兀，於是董卿也必須離開。
2018年春晚的正能量部分，留給了新聞聯播的主持人康輝，康輝身上擔負著朱軍的部分職責，但春晚並沒有給他太多的機會，也就是說朱軍留下的空隙，由康輝驚鴻一瞥地露臉數次也就夠了，這裡再次證明，今年的春晚已經將它的主題從強大的主旋律意味又迴歸到平民質素了。
今年春晚的退行部分，還包括舞臺框架的日益形成，使整臺晚會變成了一場劇場秀。早期春晚打破舞臺與觀眾之間壁壘的親民風格，在今年的春晚上已經蕩然無存。越來越豪華的舞臺背景，越來越運用特效製作的炫幻的影像，都把人給壓到可有可無的地位。這也是春晚始終難以無法突破、反而層層加碼、越來越往大戲上奔走的誤區。
正是因為舞臺越來越隔開了觀眾（今年臺下觀眾席的佈置，完全是照搬了劇場的座席），所以，今年的春晚上已經沒有在一個開放式晚會上自行遊走的中心人物了，這甚至影響到小品中，也多是群體式的眾多人物出現，也就是說，小品已經不再依靠核心的喜劇明星來擔當吸引觀眾的主體，而是利用一個舞臺喜劇的形式來營造一種獨幕話劇的整體效果。
最典型的標誌是表現非洲姑娘借用中國老公的喜劇小品《同喜同樂》，這個小品不是依靠關鍵的喜劇明星來撐持它的架構，而是動用了普通演員來展現它的內容。而在這個小品中，我們可以看出一種微妙的現象，就是中國人首先在非洲找到了一種指點東山的感覺。聯想到春節期間上映的《紅海行動》，以及《戰狼2》裡的非洲救援背景，都可以看出，中國的大國夢，首先在非洲這一個場地裡得到了顯現，這也成為影視作品及小品題材熱衷的對象。值得注意的是，《戰狼2》裡有一段非常清醒的對中國人在非洲施展力量的評判，指出中國人在非洲產生的人性的生態影響，指出中國富人在非洲獲得的一種虛妄的自大感，這都反映出《戰狼2》並不缺少冷冽的理性思想深度，而這種深度，我們會發現，在今年的春晚上，也有所反映。
在《同喜同樂》裡，我們看到的是，非洲姑娘是把中國男人作為救星看待的，而這種拯救，就是成為中國男人的妻子，甚至那名非洲姑娘，暗示成為中國男人的第二個妻子也是無所謂的。而這個小品的標題“同喜同樂”的曖昧內涵，也可以暗指“一夫多妻”這種非洲姑娘默許的生存狀況。而這個主題裡，《戰狼2》裡也有所涉及。在中國越來越在世界上展現自己的存在的時候，如何定位中國人的自身形象，顯然在這個小品裡得到了顯現。
在零點過後的還有一個沒有人注意的小品《為您服務》裡，也以令人驚乍的陣營，把一家銀行的大堂搬上了舞臺，眾多的群演，使這個小品已經失去了任何個人風格，更讓它向獨幕劇靠攏。
甚至在那個反映臺灣同胞回國探親的小品《回家》中，我們也看到它的演員個人特徵並不明顯，主題定性超過了演員的個人魅力。
舞臺上無關緊要演員的站臺，都使得小品已經失去了早期的虛擬性的假設設定。小品的原有風格正越來越喪失。陳佩斯端著一隻大海碗，就能將吃麵條的情景再現，已經越來越在今天的春晚小品中不需要了。而殘留的當年盛況時代的小品明星們，在今年的春晚上，只剩下幾個七零八落的遺存了。蔡明與潘長江在春晚上，表現了年近七十的老人，帶給人的卻是無盡的傷感。除此之外，那些當年依靠自己獨特魅力而能獨當一面的喜劇明星，沒有一個能在春晚上露面，更使人感到小品演員，已經到了斷茬的階段了，連苟延殘喘的陣容都沒有了。今年的小品之弱、之乏、之平幾乎達到了歷史上最不能容忍的程度了。
小品貧乏的標誌是賈玲演的那個小品，這個小品的最可惡之處，是諷刺了保潔工的愚昧無知，將她與知識分子的精英氣質進行了對比，以發掘笑料。春晚多少年來，一直善於肯定貧賤民眾身上的淳厚部分，形成了春晚小品接地氣的一種標誌，而賈玲這個小品，似乎是春晚上首次以嘲弄知識空缺而作為立意的，徹底違拗了春晚的一貫以來的以平民百姓為主旨的追求，這與這個晚會越來越華麗的外形幾乎有著內在的脈絡相承。
“西湖一無可看，只可看看七月半之人。”2018年的春晚，連可看的人，也微乎其微，老面孔青黃不接，破敗零落，新明星難挑大樑，過眼即逝。這與節目削減個人的存在感有著剪不斷的關係。
這一切，都讓今年的春晚，只有華彩雜陳的外殼，而沒有過硬的接地氣、接民氣、接底氣的內涵鋪墊，也許這就是春晚的常態，畢竟，春晚，它只是一個背景，一個襯托著你我生活的話題，而不是喧賓奪主的主角。那麼，就讓春晚以它應該存在的方式存在在每一年的那個特定時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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