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13 三國時的他,被稱為“義絕”,深受古代統治和人民的讚揚

三國時的他,被稱為“義絕”,深受古代統治和人民的讚揚

《三國志通俗演義》中的關羽,是個以義重如山而聞名的絕倫超群的人物,義是他最突出的美德,被清代毛宗崗稱為“義絕”。對於關羽的義,我們應當怎樣去認識呢?美國漢學家羅伯特·魯爾曼認為,關羽的義“事實上有多方面的涵義,彼此很容易糾纏不清,成為解不開的死結”,“儘管官方傳記編寫入如何解釋,這位英雄人物仍表現出人生的複雜。”(《中國通俗小說與戲劇中的傳統英雄人物》)他的這一看法有一定的道理。關羽這一人物形象的形成,曾經歷了幾個世紀的漫長過程,因而獲得了歷久不衰的生命力。在他身上,融聚著我們民族特有的傳統道德觀念和精神,反映了古代人民獨特的審美意識。下面我們就溯本窮源,試著解一解關羽的義這一“死結”。

三國時的他,被稱為“義絕”,深受古代統治和人民的讚揚

關羽此人最早見於《三國志》,說他是山西解州人,“亡命奔琢郡”,與張飛同為劉備的別部司馬。劉備與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關羽則“稠人廣坐,侍立終日,與先主周旋,不避艱險”,是個深受劉備信任的忠實的武將。後來關羽從史書中進入了民間說唱藝術,其性格也大大地豐富了。元代作為“說話”藝人底本的《三國志平話》,介紹關羽“喜看《春秋左氏傳》”“因本縣官員貪財好賄,酷害黎民,將縣官殺了,亡命逃遁”。這裡的美羽不但受過儒家教育,而且具有了好抱打不平的英雄性格。到明代刊印的章回小說《三國志通俗演義》,關羽的義就被大大強化了,成為他性格中最突出的特徵。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更加突出了他對劉備,張飛的桃園之義;二是特別強調他個人的道德品質修養。

三國時的他,被稱為“義絕”,深受古代統治和人民的讚揚

關羽信守桃園之義,書中主要是通過他和劉備,曹操三者之間的矛盾關係來體現的,這就是“關羽降曹”至“古城聚義”這幾回的內容。

關羽降曹歷史上確有其事,《三國志·關羽傳》記載;“建安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奔袁紹,曹公禽羽以歸”,說明關羽曾被曹操活捉過。到了《三國志平話》,關羽降曹就有了具體情節。先是關羽被困於一孤山,再是張遼勸降,在“關公自小讀書,看《春秋左氏傳》,曾應賢良舉……曹公愛之”的美言下,關羽提出降漢不降曹等三個條件。這就要說明他不是被打敗活捉的,而是暫時棲身。但是關羽這樣的英雄主動投降畢竟臉上無光,他投降的原因也不太明確,缺乏說服力。於是在《三國志通俗演義》中,演變成關羽真正為義而降;張遼先去說降,關羽立即以義拒之:“吾今雖處絕地,視死如歸”,“吾仗忠義而死”,態度異常鮮明。“張遼抓住關羽“義氣深厚”特點,針鋒相對擺出戰死而造成的三大不義:一是“當初劉使君與兄結義之時,誓同生死”,而今欲死,必背當年之誓;二是“今戰死,二夫人無所依託,“兄負卻使君倚托之重’’;三是“不思期共使君匡扶漢室,拯救生靈’’。如此看來,拼命而死是有負劉備的,為大不義,不死才能與劃備共同實現桃園之誓,才是大義,而要不死,只能投降。但是芙羽是一個英雄怎能輕易投降呢?於是關羽理直氣壯提出三個條件:“降漢不降曹”養贍二位嫂子;“但知劉皇叔去向,不管千里萬里,便當辭去”,總之,是有條件的投降。

關羽降曹是否失節呢?關羽所處的三國是一個群雄並起的亂世,正如書中人王粲所說,是“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家家欲為帝王,人人做為公侯”。各派政治勢力為了稱霸中原而殊死爭鬥,耍盡陰謀詭計,互利欺騙和利用,今日為友,明日為敵的現象屢見不鮮。即使劉備這樣的仁義之君,不也是先後投奔過劉恢、公孫贊、陶謙、曹操,袁紹嗎?這正是時勢使之然。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中,關羽投降曹操也就不足為怪了,更何況關羽降曹只是權宜之計,最終還是為了回到劉備的身邊,對這一點他並不隱瞞,而是嚴正聲明,光明磊落。關羽這樣做,不但取得了劉備、張飛的諒解,也被曹操所接受,這正是關羽高於其它忠義之士的地方,也是他贏得重義美譽的原因。關羽有條件的降曹,是長期以來人民群眾根描自己的願望加在關羽身上的,這對強化關羽重義性格是關鍵的一筆。

三國時的他,被稱為“義絕”,深受古代統治和人民的讚揚

如果到此為止,關羽的義還是表現得不夠充分,於是便又敷銜出不見史籍而流行於民聞的關羽“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故事。曹操為了留住關羽,千方百計地對他施以厚恩,“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贈山,再是張遼勸降,在“關公自小讀書,君《春秋左氏傳》,贈送金銀美女,封侯賜爵,還特意贈送異錦戰袍和赤兔馬。但關羽卻把舊袍罩在所贈新袍上,不忘“兄之舊賜”,獲赤兔馬,也是同“若知兄長下落,雖有千里可一日見面”而喜悅。這兩個情節,生動地反映了曹操和關羽之間若即若離的複雜微妙的關係。處在曹操厚恩之下的關羽,如果只是一味地無動於衷,那就不是“義氣深厚”了。故書中又寫關羽雖然“心在漢”,卻也並非沒有思想鬥爭,他曾對張遼說;“吾足知曹公待我甚厚。奈吾受劉將軍恩厚,誓阻共死,不可背之”,可見他內心還是很不安的,因此他要“立效以報曹公,然後方去”,否則就不是重義之士。關羽為曹操殺了袁紹大將顏良、文丑,但仍感到“尚有餘恩未報”。當他最後離開曹操時,留下一封飽含深情的辭信,流露著無限的感慨:“三患丞相之恩,深如滄海,返念故主之義,重若丘山。去之不易,住之實難。事有先後,當還故主。”這才是重義的關羽離開曹營時的真實的思想反映,足以說明他在曹營確實經受了一場忠義的考驗,也惟其如此,才更顯現出他對劉備“義不負心,忠不顧死”的披肝瀝膽之志。

三國時的他,被稱為“義絕”,深受古代統治和人民的讚揚

在封建倫理道德中,君臣關係屬於“蘭綱”之首,它的具體體現就是忠。孔子:“臣事君必忠”(《論語·八佾》),“事君,能玫其身”,《論語·學而》)都是要求臣對君盡忠,死而後已,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君為臣綱”一直被奉為萬古不變的最高信條。在封建道德觀念中,忠又常和義聯繫在一起,義,有時指兄弟關係,“義之實,從兄是也”(孟子),有時也指君臣關係。在《三國志通俗演義》中,忠義佔有突出的地位它不但是區分正面人物,反面人物的主要標誌,而且是維繫尊卑上下、人與人之間關係的道德規範。按照封建正統觀念,忠又是高於義的。關羽的忠義觀卻是“忠中有義,義中有忠”,而且又常常是義在忠之上。關羽為了劉備,不但做到“降漢不降曹’’,“身在曹營心在議’’,還過五關,斬武將,千里走單騎,歷經艱險投奔了劉備。最後他兵敗麥城,在性命攸關之際義正辭嚴地回拒了諸葛瑾的勸降,“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改其節”,“身可損,名可垂於竹帛也可,終於為劉備盡義而死。很明顯,關羽對劉備的義,包含著一個新的因素,這使它從維繫尊卑上下關係的原則中下降到一般人中間,成為他們在患難之中互相扶持、同甘共苦的精神紐帶,這不能不是對“三綱”的突破。清代章學誠正是在這一點上指責《三國忠通俗演義》,“《演義》之艟不可訓者,‘桃園結義’,甚至忘其君臣,而直稱兄弟……”,當然這是針對“桃園結義”不是史實而是虛構而言的,但這正是《三國志通俗演義》具有積極進步意義的一個方面。 關羽重義還體現在他的道德修養上。在《三國志通俗演義》中,關羽的一言一行,無一不符合懦家所提倡的道德修養的最高標準。

在封建倫理觀念中,義往往成為評價一個人行為的標準,這一點董仲舒表述得最明確:“以仁安人,以義正我”,“義者謂宜在我者”,都是要求人們自覺地用義來約束自己的言行,遵守封建的倫理綱常。它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即對待“義和利”與“志和功”(動機和效果)關係的態度上,而關羽在這兩個方面都堪稱榜樣。

首先,關羽是重義輕利的,真正做到了“正其誼不謀其利”(《漢書·董仲舒傳》),“大丈夫重義如泰山,輕利如鴻毛”(博玄《傅於》)。他“掛印封金”即是最好的例子。其次,在志與功的關係上,關羽又“明其道不計其功”(《漢書·董仲舒傳》),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他義釋曹操。曹操在赤壁之戰中敗走華容道,遇到奉令攔截的關羽,即以“言而有倍”提醒關羽當年立下的“以死答之,乃某之志?’的誓言,又引用“古之人,大丈夫處世必以信義為重”的《春秋》經義來攻心,關羽“低首良久不語”,最後長雙一聲,放走曹操。這一情節是經過作者加工改寫的。在《三國志平話》中,曹操雖以義來勸說關羽,但關羽卻不為之所動,申明“軍師言令對。曹操絕望之中忽然“面生塵霧”,這才得以脫險。在《三國志通俗演義》中,作者把老天的功勞算到了關羽的頭上,而關羽也就因此而獲得了“徹膽長存義,終身思報恩”,“獨行千里,報主之志堅,義釋華容,酬恩之誼重”的美名。

三國時的他,被稱為“義絕”,深受古代統治和人民的讚揚

關羽義釋曹操,曾被人指責為敵我不分,是從個人角度出發不顧政治原則,不顧大局的行為。其實,如果從突出關羽的義這一角度看,關羽釋曹是最能體現作者創作意圖的。評價一個人行為的善惡,看重動機不管其效果,這是長期以來儒家所提倡的道德規範,關羽義釋曹操,正是這一道德的生動體現。關羽既“報主之志堅”,又“酬恩之誼重”,這看來似乎是矛盾的兩方面,如今都在“義”這一點上得到統一。孔子言殺身成仁,盂子言捨身取義,都是講當義和性命相沖突時,就以生命換取義,而關羽正是這樣做的。毛宗崗在這一回評點:“拼將一死酬知己,致誇千秋仰義名”,一語道破了關羽義釋曹操的實質。經過這樣的藝術處理,關羽重義的品質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從而實現了作者的審美理想, 同時也滿足了當時群眾的審美需要。這就是“關羽義釋曹操’’的故事至今還活躍在戲曲舞臺上,保持著旺盛生命力的原因。

毫無疑問,關羽的義,是屬於封建道德的範疇的。對封建的道德觀,我們可以進行具體的分析,並非一棍了打倒了事。《三四演義》的成書,曾經經歷過幾百年的民間藝人的集體創造,是在民間說話、戲曲藝術的基礎上產生的,然後經過羅貫中的加上編寫。它既體現了作者獨特的審美理想,又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感情和願望。在書中許多人物身上,傾注了處於社會中下層的人民,尤其是新興市民的思想感情;有強烈的時代氣息。具體到關羽對劉的忠義,既有符合“三綱”中君臣之義的一面,又有突破“三綱”的“名為君臣,實為兄弟”的一面,而且後者較之前者影響更大。從關羽的道德修養來看,他重義輕利,不屈服於任何環境:真正保持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的偉大人格。這應是封建倫理中民主性的精華。

關羽的義的內涵是如此豐富,致使這一人物在歷史上同時受到了統治階級和廣人群眾的讚揚。一方面,他被封建統治者一再推崇,進爵封廟。同時,中下層知識分子也向往關羽和劉備“君臣加兄弟”的關係。另一方面,人民群眾崇尚他的重義品質,往往以此鼓舞自己在患難之中同心休慼,組織隊伍與統治階級抗爭。關羽這一人物,無論過去和現在,都是我們古代文學中獨具特色的一個光輝的藝術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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