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22 《郑州简史》节选 修志——面向未来，透析现实，总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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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面向未来，透析现实，总结历史

考证历史有局限性。越古老的国都，留下的遗存越少越难以被发掘和定性。历史越悠久的留下的史料越少，越容易被误判。明清之前，传三代时，中国已有专职记事的史官。可后商才有系统的文字。此前若有史官，缺文字，语言亦有限，或以符号或结绳记事。《左传》提到“郑志”，无从考究。北魏卢元明著的《嵩高山记》，唐卢鸿一著的《嵩山记》，宋张景俭著的《嵩岳志》，南宋尤袤著录中提及的约北宋时的《郑州图经》，仅存书目。

史官不记当朝事，原本为实话实说。但当朝否定前朝事，痛扁前朝标榜今朝却是通病。就现存史料而言，志书以明清居多。建书院和修志，是明清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

明时郑州地区编纂的主要志书有：明景泰（1450-1457）《郑州志》，佚。明成化十六年（1480）《登封县志》。明成化二十年（1484）《密县志》，佚。明弘治元年（1488）《汜志》，佚。明弘治十一年（1499）《汜水县志》，佚。明弘治（1488-1505）时的《巩县志略》，佚。明弘治-正德（1488-1521）《新郑县志》，佚。明正德七年（1512）《登封县志》。明正德九年（1514）《中牟县志》。明嘉靖五年（1526）《登封新志》。明嘉靖庚戌至隆庆四年（1550-1570）《嵩岳志》。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郑州志》。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汜水县志》。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巩县志》。明嘉靖《荥阳县志》，手抄本。明隆庆三年（1569）《登封县志》。明万历三年（1575）《新郑县志》，佚。明万历四年（1576）《荥阳县志》，佚。明万历十二年（1582）《中牟县志》，佚。明万历十四年（1586）《登封县志》，佚。明万历二十三年（1594）《中牟县志》。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嵩书》。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荥阳县志》，佚。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汜乘》。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新郑县志》，佚。明万历时的《郑州志》，《荥泽县志》，《河阴县志》，《密县志》，均佚。明天启（1623）《中牟县志》。明崇祯七年（1634）《密县志》，佚。

清时郑州地区编纂的主要志书有：顺治五年（1648）《登封县志》。顺治八年（1661）《嵩高志》。顺治十年（1653）《密县志》。顺治十六年（1659）《密县志》。顺治十六年（1659）《新郑县志》、《嵩山志》、《荥泽县志》、《中牟县志》、《汜志》，还有已佚的《巩县志》、《郑州志》、《荥阳县志》，佚。康熙九年（1670）《中牟县志》。康熙十二年（1673）《嵩阳石刻集记》。康熙十七年（1678）《荥阳县志》。康熙十八年（1679）《登封县志》，佚。康熙二十二年（1683）《嵩阳书院志》。康熙三十年《巩县志》，佚。康熙三十年（1691）《河阴县志》。康熙三十二年（1693）《郑州志》。康熙三十三年（1694）《新郑县志》。康熙三十四年（1695）《密县志》和《荥泽县志》。康熙三十五年（1693）编纂的《登封县志》和《嵩阳庙史》。康熙五十一年（1712）《巩县志》，佚。康熙五十五年（1716）的《说嵩》。康熙三十五年至雍正十年（1696-1733）间编纂的《会善寺志》。乾隆三年（1738）《郑州直隶州志》。乾隆九年（1744）《汜水县志》。乾隆九年（1744）《登封县志》。乾隆十年（1745）《巩县志》。乾隆十一年（1746）《荥阳县志》。乾隆十三年（1748）《中牟县志》、《荥泽县志》和《少林寺志》。清乾隆十五年（1750）《密县志》。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新郑县志》。清乾隆五十二年（1786）《登封县志》。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巩县志》。清嘉庆十六年至二十年（1811-1815）《密县志》。清同治八年（1869）《中牟县志》。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河阴志稿》。

修志，为什么要修志？为修志而修志有何意义？不总结历史，不吸取经验教训以利发展，修志干什么？“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历史，谁调查的最深最透彻？当然是历史学家。可帝王引用孔子“述而不作”的话说，历史学家只有记述权，没有发言权。于是，没有历史定论，更没有对未来的推演，更不要说数字化时代的定量分析。于是，没有更高的目标和要求，信与不信的弹性太大。为记述而记述，成诸多华而不实、沽名钓誉的伪学者的托辞，志书的质量越来越差，且打肿脸充胖子，自病不觉。

帝王借孔子的话封堵历史学家的嘴，如此荒诞的修志原则却被历代大儒和御用文人奉为至理名言，成为修志的基本原则。难怪范文澜、郭沫若都要违背原则，有含沙射影的杰作和嫌疑。说孔子、司马迁皆“述而不作。”笔者感觉像是个睁眼瞎。不足20岁时像诗一样背诵的“太公史曰”，40年后记忆犹新。至于孔子，更不消说，看看他对子产和邓析那一语中的评述就不难明白，这是个多么述而善作的大师。孔子和司马迁“作”得画龙点睛，惜墨如金。孔子讲述而不作，只怕是力戒阿谀逢迎的曲解和媚俗。可是，去掉形容词，照搬条目体，将报来的分志合成一个大拼盘，高薪聘用责任编辑，抠出错别字，加上大字体，古香古色地印制一大摞，再加一个精致的包装箱，便大言不惭，言之凿凿，谓之精品，谓之信使。获诸多大奖，窃喜青史留名，名利双收，洋洋自得，非但没有跳出媚俗的窠臼，且集旧志之大弊。

说一千，道一万，实质不是作与不作，也不在于当代人能否记述当代事，而在于怎样民主、科学、实事求是地准确地记述历史，揭示历史赋予现实和未来的真谛。这或许正是范文澜、郭沫若等史学家不由自主地“明知故犯”的原因。看破红尘者满腹经纶、老成持重地念叨“难得糊涂”，可曾晓得的“疑是民间疾苦声”，“一枝一叶总关情”的竹？可曾晓得那才是真正的板桥风骨。司马迁率先写当朝，触皇帝之“逆鳞”，正是要实事求是。正因为如此，司马迁的下落成千古谜团。也正因为如此，这个德才兼备、忍辱负重、置生死于度外的历史学家，迄今为止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序、述、论、议。述，多义字。记述，陈述，阐述，论述。阐述即论述深奥的问题。《汉语大字典》中，“作＂的含义近20个。《论语·述而》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这里说的“作”应指矫揉造作，胡编乱造。先秦古籍中“作”有多处指虚假的话或论述。《说文解字》说，“作”从人从乍，而“诈”从言从乍，胡乱造作为“诈”。

修志先修身，修志先立志，修志先修德。“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嫉贤妒能，以偏概全，照猫画虎，不求甚解，不懂装懂，如此之忠“述”，是借“述而不作”做欺世盗名、沽名钓誉之作。改革开放至今，诸多志书编纂对“述而不作”的实施是把封建糟粕当古训当精华。述也好，作也罢，咬文嚼字亦可。老子、孔子是人不是神，也不是百分之百地正确。作品如人品，言与行之间的差别，志书质量因人而异。归根结底，史学家义不容辞的使命是：量力而行，唯是是求。是，史实，理义，包括实至名归的誉利。按部就班，亦步亦趋，照本宣科，食古不化，与创新无缘，不符合改革开放时代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