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良（？～前190），漢初三傑（張良、蕭何、韓信）之冠，字子房，封留侯。宜陽人世代奉張良為鄉賢，《宜陽縣誌》列名“鄉賢”並供奉於文廟鄉賢祠的11人中，第一人即為張良。縣城通賢門外有敬奉張良的專祠，韓都故城城東的官莊村北有張良墓。清雍正二年，河南知府張漢親題“留侯冢”三字立碑墓前。因毗鄰兩京官道，古往今來到墓前致祭並以詩文憑弔者不乏其人。清呂履恆有詩曰：“故國同丘壠，空山接隱淪。仙遊疑未死，草木自生春”（《留侯墓》），而詩人周揖則寫道：“三尺孤墳洛水濱，留侯墓畔最傷神。千年斷碣生新草，十里寒煙鎖舊。寂寞山河誰下馬，遲迴天地獨沾巾。我來欲向祠前拜，落日荒涼下古津。”
張良墓在韓城，是宜陽一處歷史名勝。這一點，不僅官方認可，在知識界也獲廣泛認同。魯迅先生的好友，著名文學家、翻譯家曹靖華，1917年曾寫過一篇《赴汴入校途中記》，其中描述了過訪韓城並拜謁留侯墓的情形：“出東門，極目遠眺，松柏古秀，參出霄漢，遙望鬱郁蒼蒼，不識是霧是樹。趨至邇，徑尺大楷，石青字殷，則留侯墓碑也。流連再四，不禁作崇拜英雄之想焉。七時返舟，夜色蒼茫已甚。”曹靖華是盧氏人，走水路赴汴，路過韓城，出於對韓都宜陽和先賢張良的嚮往，特地泊舟洛岸作半日之遊，雖系文人雅好，但更多的是出於對英雄的崇拜。這篇百年前的散文也為我們今天尋訪古蹟留下了珍貴的文字資料。它說明，至少在民國初年，張良墓墓碑還完好豎立著，周圍古柏環護，呈現出一派蔥蘢肅穆的景象。
作為歷史名人和宜陽鄉賢，張良在宜陽民間也是有著廣泛影響的。韓城北7公里處有個子房溝，傳即張良故里。韓城西7.5公里處的水溝廟村有條黃澗水（因上游有黃公洞得名），村口澗水上架著一道石拱橋，便是知名的“納履橋”（《縣誌》卷二有注：“納履橋在邑西水溝廟，即黃澗口橋”）。圍繞這座橋還派生出張良納履的故事。說是張良年少時，曾遊學各地，一天在黃澗橋上偶遇了一位仙風道骨的老者。老者坐在橋欄上，不經意間把鞋子丟到了橋下，見張良走來便隨口吩咐道：“小子，拾上來！”張良忙不迭地到橋下撿了上來。老者又說：“給我穿上！”張良已覺詫異，但想既已如此，索性好事做到底，就跪在地上恭恭敬敬給老人穿上了鞋。老人滿意地笑著離去了，臨分手對張良說：“孺子可教，五天後黎明時分，和我在這裡見面。”張良答應了。五日後前往赴約，早見老者等候橋上，老人生氣地說：“與老人約會，怎能遲到呢？下一次早點來。”後五日張良雞鳴即往，誰想又晚了。第三次張良半夜就到橋上，不一會兒老人也到了，高興地說：“年輕人就該這樣。”隨即拿出了一編書，對張良說：“讀好這本書就可以做帝王師了，十年後必將事業有成，十三年後你我在濟北谷城山下見面，有塊黃色石頭就是我。”張良所得之書，就是傳說中的《太公兵法》。張良日後輔佐漢高祖劉邦，“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奠定了大漢基業，黃石公當年的教誨，起到了重要作用。據說，張良依前約十三年後到了濟北谷城山下，果然見到了一塊黃石，張良便帶回珍藏，還遺言死後和黃石一起安葬。宜陽人說，張良墓中有塊黃色寶石，大概就源出於此。
以上是“納履橋故事”的宜陽版，在宜陽流傳甚廣。不過，這個故事本出於《史記·留侯世家》，發生的地點據說在“下邳”（今江蘇睢寧一帶），是張良當年刺殺秦始皇未遂後逃亡的地方。至於黃石公，則是個“神龍見首不見尾”的虛幻人物，連寫《史記》的司馬遷也認為“亦可怪也”，未能寫明其由來。但宜陽人卻認為是個真實存在的神人，還為黃石公安了家，就住在黃澗水上游的黃公洞。《縣誌。山川》“黃公洞”條目下注稱：“在上一里北王村，洞外溪水涓涓，奇石甚多。產椿，或尺或寸，種即結子。南十里有納履橋，橋南有村曰黃澗口，黃澗水自村南入洛。”黃公洞所在的北王村，現屬高村鄉。此外據《縣誌》所載，韓城北舊時還有個黃石公廟，惜乎今已不存。
宜陽還有個婦孺皆知的歇後語：“水溝廟橋頭——蒜市兒（算事兒）！”這是個雙關語，表面上是說水溝廟橋頭有賣蒜的集市，但重點卻在表明：凡答應人的事一定要辦好。其實這則歇後語的真正源頭來自於張良的納履橋故事，它所體現的是一種言必信、行必果的誠信精神，人們把這一寶貴的品格賦於張良，正表現了對鄉賢張良高尚人格的敬仰。說到這裡，不能不使我們想到宜陽另一位鄉賢張思叔，張思叔即張繹，宋代理學家程頤的高足，他的《座右銘》被許多人家奉為家訓（如山西榆次常家）。《座右銘》中寫道：“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做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重然諾、講誠信，張思叔所秉持的，正是先賢張良身體力行的誠實守信精神。
12年前，筆者在《人文宜陽》（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版）中分別介紹過鄉賢張良、張思叔，並提出過一個觀點：宜陽人尤崇二張。除列舉祠廟、故事等民俗文化現象作為依據外，還援引過兩段話，一則來自明代縣令李日強的《宜陽儒學題名記》，其中特意點明“子房之節義、思叔之學問，不可不7法之以自立”，表明了一縣之長對青年士子的要求；另一則來自宜陽鄉賢王正國（王邦瑞長子，嘉靖進士，官至刑部侍郎）所撰的《新修宜陽學碑記》，其中引用了縣令何其智的話，告誡儒學生員應能“因修學而各修其行，因新學而各新其心”，標定志向，“遇則建子房之事功，不遇則修思叔之道德”，既對學子提出了期望，也表明了對先賢的崇敬。
值得一提的還有一件事：宜陽境內的平泉村還建有一座先師行宮，這座行宮可能是山東曲阜而外國內最早的一座孔廟，創建這座孔廟的正是張良。新安人呂維祺（明萬曆進士，官至南京戶部侍郎）在所撰《平泉莊至聖廟記》一文中記述了建廟由來，文中說：當年孔子曾到“洛出書處”考察，聽說宜陽平泉地方的農人誤把麒麟當怪物殺死了，特意帶領弟子們前來祭拜併為之修造了“麒麟冢”。為了紀念孔子的宜陽之行，“漢儒張子房構先師行宮，至唐李德裕、宋張思叔復修之，我明宣德年裡人張孝玉重修葺焉。”從此文中看，平泉至聖廟歷代均有修葺，而且復修或重修者均有張姓族人，可見宜陽張姓是以張良為其始祖的。筆者編寫《人文宜陽》時還到平泉做過考察，村人尚能指認麒麟冢、孔子曬書檯的遺址，惜乎孔廟已被民居侵佔，僅餘一個剝蝕得難窺面目的石獅淪落道旁。
張良的裡籍，自司馬遷起就已難道其詳了。《史記》中僅用一句“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一筆帶過。《詞源》採用《史記》說法稱“漢韓人”。舊版《辭海》注稱“傳為城父（今安徽亳縣東南）人”，新版《辭海》又改注為：“相傳為城父（今河南襄城西南）人”。新版將不靠譜的安徽說改為河南襄城說，沾了點邊兒，因為襄城屬韓國。但用了“相傳”的字眼兒又分明缺乏底氣了。如果以“相傳”為據，我們宜陽作為張良故里的理由就多得多了。宜陽是韓國所建的最早的都城，史稱張良的祖父開地、父平曾“五世相韓”，包括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相釐王等，昭侯墓至今大冢尚存，考古發掘也初步給出了昭侯墓周圍為韓國貴族墓地的結論。張良家族屬韓國貴族無疑，直到秦滅韓後，尚有“家僮300人”。古人有“卒葬先塋之側”的定例，昭侯墓東南一公里處的留侯冢，應該不僅僅是象徵性的衣冠冢，正在進行的韓都宜陽故城田野考古很可能會帶給我們意外的驚喜。
近些年來，爭名人之風盛行，張良自然也很“吃香”，被許多地方拉去做旅遊廣告。張良故里、張良隱居處之類的偽景點比比皆是，真正和張良關係非淺的宜陽倒似乎無動於衷，連一塊必要的標誌牌也沒有。子房村、納履橋、留侯冢、留侯祠、黃公洞、黃石公廟、先師行宮等古遺存，流傳於民間的故事傳說，《縣誌》中的相關記載，一切都說明張良故里在宜陽，張良作為宜陽“鄉賢”載之於碑刻、祀之於廟堂，前人的論述已足夠詳盡的了。對這筆珍貴的文化遺產怎麼辦？考驗著我們的胸襟與智慧。深入發掘、精心保護，通過適當的修復、展示，使其為新時期精神文明建設服務，宜陽人理應有所作為。
喬文博，原宜陽教育局局長。
來源 靈秀師苑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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