樅陽西漢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置縣，至今已有兩千多年曆史。今天的樅陽，地轄舊桐城東鄉、南鄉大部和北鄉一部分，區域廣闊。樅陽為什麼會成為桐城派的發祥地，明清時期為什麼會名人輩出，被世人稱之為“詩人之窟，文章之府，氣節之鄉”？著名學者吳孟覆在其專著《桐城文派述論》中指出，桐城派文人“多居於桐城東鄉（今樅陽縣）”。近代教育家李光炯先生在《論桐城文化起於樅》一文中指出：“樅陽山水妙天下，邑中文化實起於茲”。這並不是偶然的，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和文化背景。在解釋桐城派發祥原因時，我們不能簡單籠統地用“山川秀美、人傑地靈”一語概之。這裡，筆者根據學界觀點並結合自己的理解提出一些初步看法，以共同探討這一值得發掘的文化課題。
浮山禪宗文化帶來本土文化勃興
樅陽儘管早在西漢就已經置縣，但是，明清以前，這方土地上走出的名人並不多。姚鼐在《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中有一段話，細讀之，能發現許多重要信息：鼐曰：“夫黃、舒之間，天下奇山水也，鬱千餘年，一方無數十人名於史傳者。獨浮屠之俊雄，自梁陳以來，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聲相應和也。其徒遍天下，奉之為宗。豈山川奇傑之氣有蘊而屬之邪？夫釋氏衰歇，則儒士興，今殆其時矣”。
當代所有研究桐城派的學者，在闡述桐城派的起因時，他們幾乎都“忽略”了桐城派發祥的一個重要原因：浮山禪宗文化發展帶來的本土文化勃興。這是桐城文派產生的重要外因之一，也是老樅陽為什麼會名人輩出的主要原因之一。
姚鼐指出，這一方水土，經過了千餘年，見於史傳者也不過寥寥數人。但是，自“獨浮屠之俊雄，梁陳以來，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聲相應和也”。浮屠，佛教徒。這裡特別強調了一個“獨”字，強調了時間自“梁陳以來”。由於浮山佛教文化的興起，這方沉寂的水土之上，文化氛圍才開始越來越濃，讀書之人越來越多，才會俊才輩出。到了姚鼐生活的時代，他認為，已經到了佛教衰落、儒學興起的時候了。
浮山佛教，始於晉梁。陳、隋年間，浮山成為佛教天台宗智者大師的道場。宋代天禧年間，高僧遠祿（法遠）奉師命來到浮山，成為浮山臨濟宗的開山祖師。宋仁宗嘉佑年間，皇帝御賜匾額，並賜遠祿法號“圓鑑”。遠祿與歐陽修在浮山留下了著名的“因棋說法”佳話，從此浮山聲名遠播。遠祿坐化後，建塔會聖巖，塔銘為范仲淹所撰。明萬曆年間，神宗御賜《藏經》五千餘冊，李皇后另賜紫衣袈裟、花幡與銀兩；沈王朱胤移捐資萬金，建造大雄寶殿。清康熙年間，山足和尚主持重修《浮山志》，建造了藏經閣。
歷史上，浮山寺廟、塔院林立，數度繁盛，高僧輩出，成為馳名中外的佛教叢林。錢澄之在《重修浮山華嚴寺碑記》中說：“每遇四方遊學衲僧自浮山來者，爭言華嚴寺之勝”。佛教興盛促進了本土文化的發展。一部清代的《浮山志》，共有十卷，其中各類詩文就佔了六卷，成為該志書的主體。從這個角度來說，清代《浮山志》甚至可以稱為一部樅陽詩文選。浮山有文字記載的二十二代高僧，大多既是佛學學者，又是作家、詩人、畫家或書法家，他們創作了大量佛學著作和詩文集。法遠著佛學經典《九帶集》，袁宏道、袁宗道分別撰文推介。第四代主持善本禪師為漢代大儒董仲舒之後，宋仁宗賜號大通禪師，黃庭堅為其遺像題贊。第九代善堅禪師著有《山雲水石集》，第十二代覺浪禪師著《浮山語錄》，第十五代古庵禪師著《浮山錄》。第十六代無可禪師更是著作等身，第十七代山足禪師著《山足語錄》《一莖草詩》。浮山聲名遠播後，歷史上，孟郊、白居易、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黃庭堅、陳獻章以及公安、竟陵派創始人袁宏道、袁宗道、鍾惺等大批文人墨客慕名而來，他們來浮山觀光遊覽，詩詞唱和，由此帶動了文化交流。浮山也由單一的“佛山”成為一座名副其實的“文山”，由此帶動了本土文化的發展與勃興。
襟江帶湖的交通優勢促進文化交流
長江，是一條交通大動脈，同時，也是一條文化之河。南京，明清時期是全國的文化中心。樅陽瀕臨大江，與南京一水相通，舟楫往來，數日可達，非常方便。在陸路交通並不發達的古代，長江成了樅陽與外界溝通最便捷的通道。同時，樅陽長河與長江相通，通過長河，再通過白蕩湖、菜子湖水系，可以廣泛深入桐城、廬江、舒城等縣腹地。便捷的水上通道有利於樅陽士子“走出去”，同時也利於外地文人墨客“走進來”。長江，是樅陽與外界聯繫的文化紐帶。有了這條紐帶，樅陽的文化便“流動”起來，充滿了生機與活力。
舊桐城幾乎所有的文人，都是通過長江這條大動脈走出去，跨出家門，或讀書，或教書，或做官。江南貢院就設在南京，士子們參加科舉考試必至南京。明清時期的秦淮河更是文人云集的地方，是士子們交流活動的中心地帶。由此拓展，整個江南地區都是士子們活躍的區域。方學漸是較早從樅川走出去的學人，方學漸以皖江文人領袖的身份，與無錫東林書院交往密切，他與東林派官員高攀龍、馮從吾、鄒元標等都是好友，高攀龍將方學漸與顧憲成並稱，顧憲成則自稱是方學漸的弟子。方學漸以布衣為諸生祭酒二十餘年，他於家鄉創辦了桐川會館，大興講學之風。童自澄於樅陽鎮創辦了輔仁會館，聚徒講學。正是盛於明代嘉靖、萬曆年間的講學活動，使文風日熾，人才輩出。稍後，左光斗被推為東林派領袖人物，方以智、方文、錢澄之等都是明清時期最大的文學社團復社的首領和骨幹，他們以南京為中心，廣泛開展交遊與文學活動。方苞家庭從其曾祖開始就遷於南京，戴名世、姚鼐亦久居南京。總之，桐城派文人始終與外界廣泛接觸，交際活躍，因而視野開闊，對人生與社會的體驗彌加深刻。這些從家鄉走出去的士子們，經常回到家鄉，或探親，或訪友，或講學，或作短期居住。他們所到之處，總是文人薈萃，煮酒論文，交流學習與創作，互相取長補短，這種文化交流帶來的濃厚文化氛圍，在客觀上促進了桐城派作家群的產生和成長。
文化傳承激發士子成才
這裡說的文化傳承包括兩個方面，即家族文化傳承和師生文化傳承。在桐城派形成過程中，文化傳承亦起到了重要作用，老樅陽崇文重教的傳統在數百年間都有著非常穩定的延續。
先說家族文化傳承。元末明初，徽州、江西等地移民紛紛向皖江流域遷移，其中一些大姓家族如方、錢、吳、何、左等在今天的樅陽縣境內落戶。這些大姓都是簪纓世家、書香門第，對子女教育極其重視。數十家大戶望族代代相傳、世推儒門，他們的後輩，紛紛走了讀書致仕之路。文派三祖方苞、劉大櫆、姚鼐都出生於書香世家，祖上都曾有過輝煌。到了他們這一輩時，家庭都早已走向衰落，甚至陷入困境。無論是對於學而優側仕的人生理想，還是重振家族昔日輝煌的使命，都要求他們承擔起自己的職責。方苞說自己“餘終世未嘗一日離文墨”，其中原因應當包含振興家族的使命。劉大櫆亦出生於書香世家，曾祖是貢生、祖父與父親均是秀才。姚鼐先祖姚旭官至明雲南布政司右參政，高祖姚之蘭官至刑部尚書，曾祖姚士基官至知縣。所以，姚鼐說自己“累世仰承先祖之盛德，率獲為善之報，登仕籍致名稱者亦多矣”。方氏家族以研究理學和易學聞名於世，從方學漸開始，到方大鎮、方孔炤、方以智、方中德、方中通、方中履，五代風流不絕，形成了著名的方氏學派。順治十二年，方以智父親病死，他回鄉守墓三年。在這三年中，他向長子方中德講授經史，向次子方中通講授數學、天文學，向三子方中履講授醫學、音韻學，教侄子方中發學詩文書畫，使他們均學有所長。方氏家族的人才輩出，離不開家族內部的文化傳承。
師生文化傳承對桐城派作家群成長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劉大櫆成年後，他一心想在科舉上有所斬獲，數次碰壁之後不免心灰意冷。按理，這樣的一介書生，很容易在歷史的長河中淹沒。但是，他有幸得到了名重於京師的方苞的鼓勵和推崇，方苞見人便說劉是今世韓、歐，是“國士”。可以想見，這種鼓勵對多次名落孫山的劉大櫆來說，起了多麼大的推動和安慰作用。在青年子弟通過讀書進取仕途的同時，許多本籍官員退隱後又返鄉執教，形成了學仕相攜的良性循環。姚鼐的成才離不開姚範和劉大櫆。姚鼐跟從姚範學習經學，跟從劉大櫆學習古文。姚鼐對劉非常崇拜，對他的舉止、聲音、笑貌，都進行模仿。姚鼐二十歲即中舉，完全離不開這兩位師長的精心栽培。姚鼐一生，門徒遍天下，使桐城派產生了“天下翕然，號為正宗”的影響，他培養了梅曾亮、管同、方東樹、姚瑩、劉開、吳德旋、陳用光等一大批煊赫於文壇的人才，桐城文派作家群真正形成，巍巍壯觀。
山水景觀對心性的自然陶冶
劉開在《樅陽節孝祠記》一文中說：“餘觀樅陽之地，外江內湖，群山為之左右，峰勢噴薄，與波濤互相盤護，山川雄奇之氣鬱而未洩。士生其際，必有不為功利嗜慾所蔽，而以氣概風節顯於天下”。在這裡，劉開充分肯定了樅陽秀麗的山川對士子氣概風節的直接影響。明清之際，樅陽本土上走出的名人燦若星河，大多博學清操，高風亮節。山清水秀的自然景觀對士子心性的自然陶冶，對作家品德、氣質以及創作風格的形成，都有千絲萬縷的影響。
那麼，山清水秀的樅陽山水孕育了桐城派作家群什麼樣的整體創作風格呢？我覺得，主要有清正、雅潔、務實。桐城派古文之所以能成為清代散文的正宗，就在於它克服了當時古文創作“以華靡相尚”、“連篇累牘，皆屬浮詞”的陋習，也就是說，桐城派作家向古文的“虛美”、“虛胖”開刀，而把古文引向自然純正、清正雅潔的正途。
桐城派作家標榜“氣清詞潔”，用方苞的理論來說，就是要合乎“義法”。方苞說：“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間遺老猶放恣，或雜小說，或沿翰林舊體，無雅潔者。古文中不可入語中語、魏晉六朝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眼、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當時的古文寫作很亂，方苞以“言有序”、“言有物”的標準，將古文寫作引到純正的路途。“義清詞潔”主要就是要求散文語言的純潔性，“義法”就是要在散文寫作方面總結出一套使用語言的規律。
姚鼐在談及祖上安家樅陽時說道：“悅桐城山水，卜居於東鄉之麻溪，遂家焉”。劉大櫆晚年安居樅陽鎮，他的學生吳定從歙縣移家伴師，吳定說：“海峰先生以振古之才厄塞終老，然先生常自放于山川泉石，日與吾徒廣稽今古，吟嘯自豪，非特先生樂之，雖予與濱麓亦莫不相顧而樂也”。可見，秀美宜人的樅川風光對作家們創作心態和風格的影響是很大的。
尊師重教傳統奠定深厚人文
“窮不丟書，富不丟豬”是樅陽世代相傳的古訓。樅陽為什麼會成為桐城派的發祥地，為什麼會成為“名人之鄉”，與樅陽人民自古就重視教育有關，尊師重教的傳統為桐城派的興盛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基礎。
明清兩代，老桐城（包括今樅陽）共有進士286人，舉人793人，貢生509人，中榜人數國內其它縣域少見。其進士和舉人之多，皆比同屬安慶府的懷寧、潛山、太湖、宿松、望江等五縣進士和舉人的總和還要多出一倍以上。據悉，這些進士與舉人原籍或祖籍大多是今樅陽。明代第一批樅陽籍進士主要有（括號內為中榜時間）：
劉瑩（永樂二年）、章綸（正統十年）、姚旭（景泰二年）、錢如京（孝宗弘治十五年）、餘珊（正德三年）、齊之鸞（正德六年）、吳檄（正德十六年）、阮鶚（嘉靖二十三年）、吳一介（嘉靖三十五年）、阮自嵩（嘉靖三十五年）、吳自峒（嘉靖四十一年）等。
萬曆一朝四十八年間，中榜的樅陽籍學子就更多了，總人數達31人，知名的主要有吳用先、吳應琦、吳應賓、左光斗、方大鎮、方大美、何如寵、何如申、阮大鋮、方孔炤、阮自華、阮以鼎、倪應眷、吳叔度、方大鉉、方大任、何應奎等。
科舉考試每三年舉行一次，數萬舉人應試，每科錄取的進士卻只有兩百餘人，可見進士及第之難。明清時期，樅陽學子在科考中連連折桂，創下罕見的佳績。如青山何氏家族一門七進士，其中何如申何如寵兄弟同科中榜，阮鶚家族的阮自華阮以鼎父子亦同科中榜，方氏家族“一門五理學、三代六中書”，等等。這些學子們通過讀書科考，然後走上仕宦之路，這自然帶動了家鄉學風的興盛。無論是世家大族，還是貧寒之門，均將下一輩的教育問題列為頭等大事。青山何如申在縣城就讀時，斷餐少炊，其母脫釵寄之，如申泣淚而受。可以想見，這種激勵是何等有力。左光斗在受到閹黨迫害時，在獄中給兒子左國柱寫下血書，要求諸子發憤苦讀：“但人亡家破赤貧如洗，汝兄弟還當苦志讀書以圖寸進，即不能鳴父之冤，亦當結自己之局，莫言讀書似我甚苦”。左光斗在生命重危的情況下，還不忘叮囑諸子讀書，哪怕只有“寸進”，也要堅持不懈。可見，他對讀書推崇到何等程度。
還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桐城派文人大多以教書為業，文派三祖方、劉、姚都做過教師，劉大櫆和姚鼐終生教書，後期的吳汝綸、姚永樸、姚永概等也以教書為業。教師這一職業本身也促使他們不斷提高古文創作技巧。正是由於數代樅陽籍作家的努力，才使桐城文派延續兩百餘年，成為歷史上作家人數最多、影響最大的文學流派。
選自作者《文章之府老樅陽》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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