枞阳西汉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置县，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今天的枞阳，地辖旧桐城东乡、南乡大部和北乡一部分，区域广阔。枞阳为什么会成为桐城派的发祥地，明清时期为什么会名人辈出，被世人称之为“诗人之窟，文章之府，气节之乡”？著名学者吴孟复在其专著《桐城文派述论》中指出，桐城派文人“多居于桐城东乡（今枞阳县）”。近代教育家李光炯先生在《论桐城文化起于枞》一文中指出：“枞阳山水妙天下，邑中文化实起于兹”。这并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文化背景。在解释桐城派发祥原因时，我们不能简单笼统地用“山川秀美、人杰地灵”一语概之。这里，笔者根据学界观点并结合自己的理解提出一些初步看法，以共同探讨这一值得发掘的文化课题。
浮山禅宗文化带来本土文化勃兴
枞阳尽管早在西汉就已经置县，但是，明清以前，这方土地上走出的名人并不多。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有一段话，细读之，能发现许多重要信息：鼐曰：“夫黄、舒之间，天下奇山水也，郁千馀年，一方无数十人名于史传者。独浮屠之俊雄，自梁陈以来，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声相应和也。其徒遍天下，奉之为宗。岂山川奇杰之气有蕴而属之邪？夫释氏衰歇，则儒士兴，今殆其时矣”。
当代所有研究桐城派的学者，在阐述桐城派的起因时，他们几乎都“忽略”了桐城派发祥的一个重要原因：浮山禅宗文化发展带来的本土文化勃兴。这是桐城文派产生的重要外因之一，也是老枞阳为什么会名人辈出的主要原因之一。
姚鼐指出，这一方水土，经过了千余年，见于史传者也不过寥寥数人。但是，自“独浮屠之俊雄，梁陈以来，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声相应和也”。浮屠，佛教徒。这里特别强调了一个“独”字，强调了时间自“梁陈以来”。由于浮山佛教文化的兴起，这方沉寂的水土之上，文化氛围才开始越来越浓，读书之人越来越多，才会俊才辈出。到了姚鼐生活的时代，他认为，已经到了佛教衰落、儒学兴起的时候了。
浮山佛教，始于晋梁。陈、隋年间，浮山成为佛教天台宗智者大师的道场。宋代天禧年间，高僧远禄（法远）奉师命来到浮山，成为浮山临济宗的开山祖师。宋仁宗嘉佑年间，皇帝御赐匾额，并赐远禄法号“圆鉴”。远禄与欧阳修在浮山留下了著名的“因棋说法”佳话，从此浮山声名远播。远禄坐化后，建塔会圣岩，塔铭为范仲淹所撰。明万历年间，神宗御赐《藏经》五千余册，李皇后另赐紫衣袈裟、花幡与银两；沈王朱胤移捐资万金，建造大雄宝殿。清康熙年间，山足和尚主持重修《浮山志》，建造了藏经阁。
历史上，浮山寺庙、塔院林立，数度繁盛，高僧辈出，成为驰名中外的佛教丛林。钱澄之在《重修浮山华严寺碑记》中说：“每遇四方游学衲僧自浮山来者，争言华严寺之胜”。佛教兴盛促进了本土文化的发展。一部清代的《浮山志》，共有十卷，其中各类诗文就占了六卷，成为该志书的主体。从这个角度来说，清代《浮山志》甚至可以称为一部枞阳诗文选。浮山有文字记载的二十二代高僧，大多既是佛学学者，又是作家、诗人、画家或书法家，他们创作了大量佛学著作和诗文集。法远著佛学经典《九带集》，袁宏道、袁宗道分别撰文推介。第四代主持善本禅师为汉代大儒董仲舒之后，宋仁宗赐号大通禅师，黄庭坚为其遗像题赞。第九代善坚禅师著有《山云水石集》，第十二代觉浪禅师著《浮山语录》，第十五代古庵禅师著《浮山录》。第十六代无可禅师更是著作等身，第十七代山足禅师著《山足语录》《一茎草诗》。浮山声名远播后，历史上，孟郊、白居易、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陈献章以及公安、竟陵派创始人袁宏道、袁宗道、钟惺等大批文人墨客慕名而来，他们来浮山观光游览，诗词唱和，由此带动了文化交流。浮山也由单一的“佛山”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文山”，由此带动了本土文化的发展与勃兴。
襟江带湖的交通优势促进文化交流
长江，是一条交通大动脉，同时，也是一条文化之河。南京，明清时期是全国的文化中心。枞阳濒临大江，与南京一水相通，舟楫往来，数日可达，非常方便。在陆路交通并不发达的古代，长江成了枞阳与外界沟通最便捷的通道。同时，枞阳长河与长江相通，通过长河，再通过白荡湖、菜子湖水系，可以广泛深入桐城、庐江、舒城等县腹地。便捷的水上通道有利于枞阳士子“走出去”，同时也利于外地文人墨客“走进来”。长江，是枞阳与外界联系的文化纽带。有了这条纽带，枞阳的文化便“流动”起来，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旧桐城几乎所有的文人，都是通过长江这条大动脉走出去，跨出家门，或读书，或教书，或做官。江南贡院就设在南京，士子们参加科举考试必至南京。明清时期的秦淮河更是文人云集的地方，是士子们交流活动的中心地带。由此拓展，整个江南地区都是士子们活跃的区域。方学渐是较早从枞川走出去的学人，方学渐以皖江文人领袖的身份，与无锡东林书院交往密切，他与东林派官员高攀龙、冯从吾、邹元标等都是好友，高攀龙将方学渐与顾宪成并称，顾宪成则自称是方学渐的弟子。方学渐以布衣为诸生祭酒二十余年，他于家乡创办了桐川会馆，大兴讲学之风。童自澄于枞阳镇创办了辅仁会馆，聚徒讲学。正是盛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讲学活动，使文风日炽，人才辈出。稍后，左光斗被推为东林派领袖人物，方以智、方文、钱澄之等都是明清时期最大的文学社团复社的首领和骨干，他们以南京为中心，广泛开展交游与文学活动。方苞家庭从其曾祖开始就迁于南京，戴名世、姚鼐亦久居南京。总之，桐城派文人始终与外界广泛接触，交际活跃，因而视野开阔，对人生与社会的体验弥加深刻。这些从家乡走出去的士子们，经常回到家乡，或探亲，或访友，或讲学，或作短期居住。他们所到之处，总是文人荟萃，煮酒论文，交流学习与创作，互相取长补短，这种文化交流带来的浓厚文化氛围，在客观上促进了桐城派作家群的产生和成长。
文化传承激发士子成才
这里说的文化传承包括两个方面，即家族文化传承和师生文化传承。在桐城派形成过程中，文化传承亦起到了重要作用，老枞阳崇文重教的传统在数百年间都有着非常稳定的延续。
先说家族文化传承。元末明初，徽州、江西等地移民纷纷向皖江流域迁移，其中一些大姓家族如方、钱、吴、何、左等在今天的枞阳县境内落户。这些大姓都是簪缨世家、书香门第，对子女教育极其重视。数十家大户望族代代相传、世推儒门，他们的后辈，纷纷走了读书致仕之路。文派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都出生于书香世家，祖上都曾有过辉煌。到了他们这一辈时，家庭都早已走向衰落，甚至陷入困境。无论是对于学而优侧仕的人生理想，还是重振家族昔日辉煌的使命，都要求他们承担起自己的职责。方苞说自己“余终世未尝一日离文墨”，其中原因应当包含振兴家族的使命。刘大櫆亦出生于书香世家，曾祖是贡生、祖父与父亲均是秀才。姚鼐先祖姚旭官至明云南布政司右参政，高祖姚之兰官至刑部尚书，曾祖姚士基官至知县。所以，姚鼐说自己“累世仰承先祖之盛德，率获为善之报，登仕籍致名称者亦多矣”。方氏家族以研究理学和易学闻名于世，从方学渐开始，到方大镇、方孔炤、方以智、方中德、方中通、方中履，五代风流不绝，形成了著名的方氏学派。顺治十二年，方以智父亲病死，他回乡守墓三年。在这三年中，他向长子方中德讲授经史，向次子方中通讲授数学、天文学，向三子方中履讲授医学、音韵学，教侄子方中发学诗文书画，使他们均学有所长。方氏家族的人才辈出，离不开家族内部的文化传承。
师生文化传承对桐城派作家群成长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刘大櫆成年后，他一心想在科举上有所斩获，数次碰壁之后不免心灰意冷。按理，这样的一介书生，很容易在历史的长河中淹没。但是，他有幸得到了名重于京师的方苞的鼓励和推崇，方苞见人便说刘是今世韩、欧，是“国士”。可以想见，这种鼓励对多次名落孙山的刘大櫆来说，起了多么大的推动和安慰作用。在青年子弟通过读书进取仕途的同时，许多本籍官员退隐后又返乡执教，形成了学仕相携的良性循环。姚鼐的成才离不开姚范和刘大櫆。姚鼐跟从姚范学习经学，跟从刘大櫆学习古文。姚鼐对刘非常崇拜，对他的举止、声音、笑貌，都进行模仿。姚鼐二十岁即中举，完全离不开这两位师长的精心栽培。姚鼐一生，门徒遍天下，使桐城派产生了“天下翕然，号为正宗”的影响，他培养了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刘开、吴德旋、陈用光等一大批煊赫于文坛的人才，桐城文派作家群真正形成，巍巍壮观。
山水景观对心性的自然陶冶
刘开在《枞阳节孝祠记》一文中说：“余观枞阳之地，外江内湖，群山为之左右，峰势喷薄，与波涛互相盘护，山川雄奇之气郁而未泄。士生其际，必有不为功利嗜欲所蔽，而以气概风节显于天下”。在这里，刘开充分肯定了枞阳秀丽的山川对士子气概风节的直接影响。明清之际，枞阳本土上走出的名人灿若星河，大多博学清操，高风亮节。山清水秀的自然景观对士子心性的自然陶冶，对作家品德、气质以及创作风格的形成，都有千丝万缕的影响。
那么，山清水秀的枞阳山水孕育了桐城派作家群什么样的整体创作风格呢？我觉得，主要有清正、雅洁、务实。桐城派古文之所以能成为清代散文的正宗，就在于它克服了当时古文创作“以华靡相尚”、“连篇累牍，皆属浮词”的陋习，也就是说，桐城派作家向古文的“虚美”、“虚胖”开刀，而把古文引向自然纯正、清正雅洁的正途。
桐城派作家标榜“气清词洁”，用方苞的理论来说，就是要合乎“义法”。方苞说：“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犹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雅洁者。古文中不可入语中语、魏晋六朝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眼、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当时的古文写作很乱，方苞以“言有序”、“言有物”的标准，将古文写作引到纯正的路途。“义清词洁”主要就是要求散文语言的纯洁性，“义法”就是要在散文写作方面总结出一套使用语言的规律。
姚鼐在谈及祖上安家枞阳时说道：“悦桐城山水，卜居于东乡之麻溪，遂家焉”。刘大櫆晚年安居枞阳镇，他的学生吴定从歙县移家伴师，吴定说：“海峰先生以振古之才厄塞终老，然先生常自放于山川泉石，日与吾徒广稽今古，吟啸自豪，非特先生乐之，虽予与滨麓亦莫不相顾而乐也”。可见，秀美宜人的枞川风光对作家们创作心态和风格的影响是很大的。
尊师重教传统奠定深厚人文
“穷不丢书，富不丢猪”是枞阳世代相传的古训。枞阳为什么会成为桐城派的发祥地，为什么会成为“名人之乡”，与枞阳人民自古就重视教育有关，尊师重教的传统为桐城派的兴盛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基础。
明清两代，老桐城（包括今枞阳）共有进士286人，举人793人，贡生509人，中榜人数国内其它县域少见。其进士和举人之多，皆比同属安庆府的怀宁、潜山、太湖、宿松、望江等五县进士和举人的总和还要多出一倍以上。据悉，这些进士与举人原籍或祖籍大多是今枞阳。明代第一批枞阳籍进士主要有（括号内为中榜时间）：
刘莹（永乐二年）、章纶（正统十年）、姚旭（景泰二年）、钱如京（孝宗弘治十五年）、余珊（正德三年）、齐之鸾（正德六年）、吴檄（正德十六年）、阮鹗（嘉靖二十三年）、吴一介（嘉靖三十五年）、阮自嵩（嘉靖三十五年）、吴自峒（嘉靖四十一年）等。
万历一朝四十八年间，中榜的枞阳籍学子就更多了，总人数达31人，知名的主要有吴用先、吴应琦、吴应宾、左光斗、方大镇、方大美、何如宠、何如申、阮大铖、方孔炤、阮自华、阮以鼎、倪应眷、吴叔度、方大铉、方大任、何应奎等。
科举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数万举人应试，每科录取的进士却只有两百余人，可见进士及第之难。明清时期，枞阳学子在科考中连连折桂，创下罕见的佳绩。如青山何氏家族一门七进士，其中何如申何如宠兄弟同科中榜，阮鹗家族的阮自华阮以鼎父子亦同科中榜，方氏家族“一门五理学、三代六中书”，等等。这些学子们通过读书科考，然后走上仕宦之路，这自然带动了家乡学风的兴盛。无论是世家大族，还是贫寒之门，均将下一辈的教育问题列为头等大事。青山何如申在县城就读时，断餐少炊，其母脱钗寄之，如申泣泪而受。可以想见，这种激励是何等有力。左光斗在受到阉党迫害时，在狱中给儿子左国柱写下血书，要求诸子发愤苦读：“但人亡家破赤贫如洗，汝兄弟还当苦志读书以图寸进，即不能鸣父之冤，亦当结自己之局，莫言读书似我甚苦”。左光斗在生命重危的情况下，还不忘叮嘱诸子读书，哪怕只有“寸进”，也要坚持不懈。可见，他对读书推崇到何等程度。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桐城派文人大多以教书为业，文派三祖方、刘、姚都做过教师，刘大櫆和姚鼐终生教书，后期的吴汝纶、姚永朴、姚永概等也以教书为业。教师这一职业本身也促使他们不断提高古文创作技巧。正是由于数代枞阳籍作家的努力，才使桐城文派延续两百余年，成为历史上作家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
选自作者《文章之府老枞阳》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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