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郊外龍洞的一座小山坡，道光癸卯年（1853），一個增城客家人選擇這裡作為他的長眠之所，因為曾有相士斷言，葬此地六十年後，你家當出貴人。為了佐證此事，他在墓碑上刻寫了銘文。
十二年後，這個客家人的孫子賴際熙出生，一個甲子過去，光緒癸卯年，賴際熙在北京中了二甲的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成為增城縣在清代唯一的翰林，人稱賴太史。幾年後，清室傾覆，太史避居香港做起了寓公。一同來到香港避地的遺老之中，他並不算最老資格，但卻頗有號召力，其一是因為他的客家人身份。客家人在近代有功名者並不多，是以香港客家人組織的“崇正總會”在1921年創辦的時候，便公推賴氏擔任首任會長。翻開二十年代的香港報紙，經常見到這位矮胖儒者的身影，賴太史的哲嗣賴恬昌教授告訴我，由於當年香港還沒有“信貸評級”之類的機構，一般生意人或者銀號要放貸款給客戶，都請知名士紳作推介。當年只要賴太史口頭說一句：“渠都信得過吧！”商家立馬開票放款。
1925年，精通中文的金文泰爵士接任港督，他在此前已經在港生活十多年，也久聞賴太史的名氣，上任之初，他竟然拜太史做他的漢文老師，每週一天在山頂的別墅聽賴太史講經學。當時香港的中文教育只有私塾形式的學校，賴太史趁機提出要在香港大學開辦中文科，一班熱心的中國富商如馮平山等也熱心捐款，於是1927年港大中文學院正式成立，賴際熙為首任系主任。
賴太史住在港島，每日由轎伕抬著到山頂港大上課，下午必往石塘咀的酒家流連。他好飲白蘭地，求他辦事寫字的商人排著隊宴請，每夜必醉，醉後由轎伕抬回家，有時醉倒在轎子踏板上，路人側目而不以為怪。回家後僕人端上備好的雞湯和小碗米飯，吃後又元龍高臥。他的好酒，其實也有澆愁的成分在。他善寫書札，交代一點小事也認真寫一張，字很有《磚塔銘》的味道，在他寫給遺民富商陳子丹的信中提到，“劉伶醉死便埋卻”，這和朱祖謀的“但求速死”似同一意趣。
1937年，賴太史病終香港，臨終前他還拉著探花朱汝珍的手，叮囑要保存好他所創辦的學海書樓藏書和繼續講學，並遺命要葬在祖父墓地旁。港府為了隆重其事，特批港九列車用三個車皮裝成靈車運送棺柩回廣州龍洞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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