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放小長假

該問題涉及到刑事訴訟法學理論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則”或者“禁止雙重危險原則”。

應當事先說明的二點問題：

1. 此外的“無罪釋放”應是指生效實體判決所確定的無罪釋放，即被告人無罪已由法院生效裁判文書所確定；
   

2. 此外的“一事不再罰原則”應更正為“一事不再理原則”。前者主要適用於行政法理論，而刑事追訴理論中更多適用的則是“一事不再理原則”或者“禁止雙重危險原則”。

何為“一事不再理原則”？

“一事不再理原則”是大陸法系刑事訴訟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它主要涉及到人民法院判決的既判力問題。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作出後，裁判內容所確定的一定的法律關係即產生不可變動的效力，此即為法院裁判的“實體確定力”或者“內容確定力”。

通常而言，法院裁判的“實體確定力”將產生二方面的效力，對內效力與對外效力。對內效力，即為執行法院生效裁判所確定的刑種、刑期等刑罰；對外效力，則是指對於同一案件，有罪或者無罪若已由法院生效裁判所確定後，不得再作為刑事訴訟問題重新起訴或者審判。此對外效力，通常又被稱之為法院裁判的既判力問題，即判決的“一事不再理效力”。

在以英、美為代表的英美法系國家中，類似的概念則為“禁止雙重危險原則”。即一名被追訴者若已由法院生效裁判確定為無罪或有罪，不得再次啟動新的刑事追訴程序使其再次遭受判刑的危險。顯而意見，“禁止雙重危險原則”強調的是對國家刑事追訴權的限制，側重於保護人民免遭二次追訴的恐懼。

生效無罪裁判作出後再次入庭顯然違背了“一事不再理原則”

無論是大陸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則”還是英美法系的“禁止雙重危險原則”，均強調國家公權力適用的審慎、嚴謹。對於上訴審後的特別上訴程序（即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審判監督程序）均規定了更為嚴格的條件，非因法律規定的特別條件不得任意啟動該特別上訴程序。由於篇幅有限，具體條件及內容就不詳細展開了。該原則要求對於已經生效的無罪判決，即使國家公權機關之後又收集到了可以證實被告人有罪的關鍵證據，也不得再次啟動新的追訴程序。當前，這一觀點在我們看來顯然是難以接受的。

我國刑事訴訟理論則強調的是：實事求是，有錯必究原則

我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與司法實踐理論，長期以來堅持的則是實事求是、有錯必究原則。對於生效無罪判決確定的事項，只要發現確有錯誤，也是可以啟動新的刑事追訴程序的。

如對於因證據不足而宣判被告人無罪的案件，“公安機關、檢察機關經進一步工作，取得了新的充分的證據，還可以重新起訴，人民法院經依法開庭審理，認為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仍然可以宣告被告人有罪”。（參見《刑事訴訟法的修改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64頁）

2013年新修訂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的解釋》第181條第四項明確規定，“（四）依照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三項規定宣告被告人無罪後，人民檢察院根據新的事實、證據重新起訴的，應當依法受理”。該《解釋》甚至規定，在原無罪判決尚未撤銷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即可再次審理並宣判。

綜上所述，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並未採納“一事不再理原則”，無罪宣判後再次改判有罪的風險也還是存在的。這既違背了人民法院裁判的既判力理論，也不符合國際刑事司法基本準則。當然，鑑於我國現行階段的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心理環境，也不能貿然的採用上述原則。堅持有錯必究，實事求原則也是適應於我國現階段的刑事訴訟理論與實踐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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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罪釋放後再次入庭是否違背一事不再罰原則？

題主問題邏輯混亂，且概念不清晰。

“無罪釋放”的實質是沒有懲罰，又怎麼違背“一事不再罰原則”呢？這就是邏輯混亂的表現。

‘’無罪釋放後”指向的應該是某一個人，而刑法懲罰的是犯罪行為。這就是題主概念不清晰的表現所在。

如果一個自然人因為某一行為被追究刑事責任，後因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而予以無罪釋放，此時只是這個被追究刑事責任的行為不再涉嫌犯罪。如果又有了新證據證明這個行為仍然涉嫌犯罪、或這個自然人又有其他行為涉嫌犯罪而再一次被刑事立案，這樣的情形與該自然人之前的被無罪釋放，那不是一回事，或者說不是一個概念。不能混為一談。

如果相關司法機關以前一個被無罪釋放的行為為案由，且又沒有新的證據證明該行為仍然涉嫌犯罪，而再次對該行為予以刑事立案，那就是該司法機關在自尋不痛快。即使如此，在對該行為沒有定罪量刑之前，依然談不上一事不再罰。

就本人淺薄見識，民法上有“一事不再理原則”。刑法上還沒有聽到有“一事不再罰”這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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