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放小长假

该问题涉及到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则”或者“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应当事先说明的二点问题：

1. 此外的“无罪释放”应是指生效实体判决所确定的无罪释放，即被告人无罪已由法院生效裁判文书所确定；
   

2. 此外的“一事不再罚原则”应更正为“一事不再理原则”。前者主要适用于行政法理论，而刑事追诉理论中更多适用的则是“一事不再理原则”或者“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何为“一事不再理原则”？

“一事不再理原则”是大陆法系刑事诉讼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主要涉及到人民法院判决的既判力问题。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作出后，裁判内容所确定的一定的法律关系即产生不可变动的效力，此即为法院裁判的“实体确定力”或者“内容确定力”。

通常而言，法院裁判的“实体确定力”将产生二方面的效力，对内效力与对外效力。对内效力，即为执行法院生效裁判所确定的刑种、刑期等刑罚；对外效力，则是指对于同一案件，有罪或者无罪若已由法院生效裁判所确定后，不得再作为刑事诉讼问题重新起诉或者审判。此对外效力，通常又被称之为法院裁判的既判力问题，即判决的“一事不再理效力”。

在以英、美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中，类似的概念则为“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即一名被追诉者若已由法院生效裁判确定为无罪或有罪，不得再次启动新的刑事追诉程序使其再次遭受判刑的危险。显而意见，“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强调的是对国家刑事追诉权的限制，侧重于保护人民免遭二次追诉的恐惧。

生效无罪裁判作出后再次入庭显然违背了“一事不再理原则”

无论是大陆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则”还是英美法系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均强调国家公权力适用的审慎、严谨。对于上诉审后的特别上诉程序（即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均规定了更为严格的条件，非因法律规定的特别条件不得任意启动该特别上诉程序。由于篇幅有限，具体条件及内容就不详细展开了。该原则要求对于已经生效的无罪判决，即使国家公权机关之后又收集到了可以证实被告人有罪的关键证据，也不得再次启动新的追诉程序。当前，这一观点在我们看来显然是难以接受的。

我国刑事诉讼理论则强调的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究原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与司法实践理论，长期以来坚持的则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究原则。对于生效无罪判决确定的事项，只要发现确有错误，也是可以启动新的刑事追诉程序的。

如对于因证据不足而宣判被告人无罪的案件，“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经进一步工作，取得了新的充分的证据，还可以重新起诉，人民法院经依法开庭审理，认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仍然可以宣告被告人有罪”。（参见《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64页）

2013年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181条第四项明确规定，“（四）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项规定宣告被告人无罪后，人民检察院根据新的事实、证据重新起诉的，应当依法受理”。该《解释》甚至规定，在原无罪判决尚未撤销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即可再次审理并宣判。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未采纳“一事不再理原则”，无罪宣判后再次改判有罪的风险也还是存在的。这既违背了人民法院裁判的既判力理论，也不符合国际刑事司法基本准则。当然，鉴于我国现行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心理环境，也不能贸然的采用上述原则。坚持有错必究，实事求原则也是适应于我国现阶段的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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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罪释放后再次入庭是否违背一事不再罚原则？

题主问题逻辑混乱，且概念不清晰。

“无罪释放”的实质是没有惩罚，又怎么违背“一事不再罚原则”呢？这就是逻辑混乱的表现。

‘’无罪释放后”指向的应该是某一个人，而刑法惩罚的是犯罪行为。这就是题主概念不清晰的表现所在。

如果一个自然人因为某一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后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予以无罪释放，此时只是这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不再涉嫌犯罪。如果又有了新证据证明这个行为仍然涉嫌犯罪、或这个自然人又有其他行为涉嫌犯罪而再一次被刑事立案，这样的情形与该自然人之前的被无罪释放，那不是一回事，或者说不是一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如果相关司法机关以前一个被无罪释放的行为为案由，且又没有新的证据证明该行为仍然涉嫌犯罪，而再次对该行为予以刑事立案，那就是该司法机关在自寻不痛快。即使如此，在对该行为没有定罪量刑之前，依然谈不上一事不再罚。

就本人浅薄见识，民法上有“一事不再理原则”。刑法上还没有听到有“一事不再罚”这一说。

關鍵字: 无罪释放 一事 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