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噱頭、耍花招在商業社會十分常見，隨著中國高等教育產業化的漸行漸遠，學生成為學校的“送財童子”，各高校紛紛展開了程度不同的生源爭奪戰。為了更多吸引考生的關注，贏得考生的芳心，諸多高校都祭出了“亂花漸欲迷人眼”的招生噱頭。

『霧裡看花』之轉專業

在各家高校的《招生章程》以及招生宣傳中，“學生入校後可以轉專業”是一個出現頻率極高的關鍵詞。自從大學生市場化就業以來，專業對未來的就業和發展真是太重要了，所以這一政策格外吸引考生和家長，也格外讓他們“想入非非”：反正“學生入校後可以轉專業”，很多家長和考生選擇志願時更偏重對學校的挑揀，而相對忽視對專業的選擇。以至於一些人還慶幸自己有了投機取巧、暗度陳倉的機遇，可以幸運地以不算高的分數搭上名校的班車。

然而，由過來人的真實遭遇看，在校大學生轉專業雖然沒有登上月球那般艱難，卻也絕非同學們想象中的這般輕而易舉。我們在北京理工大學、北京林業大學、河南大學、鄭州大學、中國礦業大學(徐州)、杭州電子科技大學等18所高校進行的調查顯示，有45.6%的大學生在進入大學之後有過轉專業的想法，59%的人認為目前的專業不是自己最想攻讀的學科，超三成的大學生認為自己或者同學在轉專業後得到了更好的學習環境，但是參與調查的800名同學中只有17人轉過專業。

由於高考志願調劑等原因，很多人沒能考入自己夢寐以求的專業，這成了想轉專業的一大原因。許多學校在招生宣傳時承諾以後允許轉專業，但等木已成舟——你進校報到後才會發現，儘管學校在大方向上確實有允許轉專業這一政策，每年也確實有同學如願以償，但操作起來卻附帶了許多限制條件：

首先，轉專業需要許多麻煩的手續，必須經過本院系和轉入院系的同意。一般在你提出申請時，院方會提出不建議你轉專業，因為你看不上的專業往往也為別人所看不上，學校從其他志願調劑生源還來不及呢，怎麼會輕易給你放行呢？

其次，你所想轉入的那個專業如果特別吃香的話，門檻自然很高，那就要求你有特別好的成績或者某項特殊才能，也就是說你得有能為這個專業錦上添花的能力。每個院系的轉專業都有名額限制，班內會有其他同學與你競爭，學校一般還要劃定轉專業的選擇範圍，有的要求特別高的分數，有的是隻能在相同學科間轉換，有的乾脆指定只能轉入某幾個專業，有的則規定只能從主校區轉往分校區……反正是不能讓你隨心所欲。

還有，學校會向轉專業的同學收取一定的費用。

而且，有些大學生由於缺乏職業規劃，到了大二、大三依舊不知道自己想學什麼專業、適合學什麼專業，此時就是給他轉專業的機會，他能恰當利用好嗎？

打個有些不恰當的比喻，選專業就像是談戀愛。愛了不該愛的人，當然可以選擇分手，可那總是要付出代價的呀。所以，我建議大家不要把未來寄託在虛幻縹緲的“入校後轉專業”上，而是應該及早著手進行科學的人生規劃、職業規劃，然後以此為基礎選準自己的高考志願。

『皇帝的新裝』之就業率

隨著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日趨嚴峻，就業率成了最敏感的話題。

考生和家長忐忑於將來的就業，因為這直接關乎個人的生存與發展。其實，學校也為本校的就業數據不夠光鮮而急得撓牆，因為這也直接關乎學校的生存與發展。

按照教育部、人社部的規定，高校招生計劃與畢業生就業狀況適度硬性掛鉤，就業率連續3年不足30％的專業要減少招生甚至停止招生。另外，學校以及相關院系的專業設置、經費核撥等，都會受到就業率的影響。同時，對於一些非重點、非名牌院校來說，就業率會直接影響報考率。

於是，體現在招生宣傳上，許多高校都把就業率作為吸引生源的重要手段。

可惜的是，許多高校更多的心思僅僅用在了“美化數據”上，紛紛在自己的“豬肉”裡“注水”，自我介紹的就業率幾乎都在95％以上，如果因為這樣一個數據你就欣然而往的話，很有可能四年之後你會懷疑自己當初是不是把“失業率”看作了“就業率”。

關於就業率的“注水統計學”伎倆，媒體已經披露過很多，比如：

有的直接改動統計數字。

有的將實際並未就業的學生隨意找家單位“掛靠”；還有高校甚至將考上研究生的學生也找家單位“掛靠”，一個人就業在統計中變成了兩個人“就業”。

更有諸多院校會制定一些就業率指標，每個學院都要力爭達到或超過這一指標，並設置相應的激勵機制：將各項經費與學院的就業率掛鉤，就業率高的分得多，低的分得少；領導獲得的獎勵和教師的福利都與本院畢業生就業率同進同退。

這樣一來，各學院紛紛想方設法提高字面上的就業率，最常見的做法是院系把任務分配給教師，所謂“落實到人”是也，以至於在寫畢業論文時，某些指導老師要求畢業生在完成其設計（論文）之前必須將用人單位的接收函交上來，再由老師交給院領導，否則不允許其參加並通過畢業設計（論文）的答辯，當然學校也不發給其畢業證和學位證。

這一招相當惡毒，也相當有效：有誰會願意在花費數萬元、苦讀四年之後放棄畢業證和學位證呢？即使一時沒有找到工作，他們也只能無奈地選擇配合——通過弄虛作假製造協議“被就業”，具體操作是各顯神通：

有的求助於自己的實習單位蓋個章。

有的則是託親戚朋友幫忙造假。

還有的到商店以購物作為條件（如購買手機、平板電腦）求店主給蓋個章。

更有高手私自造章，用電腦軟件做個公章打印在協議書上。

目前國內大部分高校普遍在學生畢業離校時計算“一次就業率”。為了完成任務，不少高校在大四就不開課了，而是要求學生到社會上找工作。一位在鄭州讀大學的同學告訴我：“我們學校附近有家小飯店，平時全靠同學們照顧生意，店老闆好說話，每年都‘簽約’幾十個學生。”個別院校為了提高就業率，到省內外各地聯繫中介公司安排學生就業。中介公司純粹是逐利機構，每推薦一個學生就能收取一筆中介費，自然會千方百計多安排學生“就業”。

更有甚者，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一些院校，為了讓自己的就業率好看一些，在畢業時將尚未落實單位的畢業生的檔案、戶口一律打回原籍——檔案離開了學校，就算你就業了。

我們姑且不去探討黑色幽默的背後究竟隱藏著什麼，只想提醒大家就業率只是一個數字而已，而且因為管理上的漏洞基本失去了參考價值，請大家切勿被噱頭所忽悠。

│ 『皇后的美容』之考研率

在學歷高消費時代，考研是很多青年學子的一種理想，於是考研率也成了高校招生宣傳中必出的一張牌。

據瞭解，現在有些地方性大學在爭當考研大戶。在有些省份，幾所高校為此展開競爭，各出奇招，愈演愈烈。有的經過多年努力，已經“成績斐然”，考研率高達60～70%。可能一些高中同學會為這些數字所動而心嚮往之。因為按理說，本科畢業生考研的情況，應該能從一個側面反映一所高校的教育質量和學風。但是，在考研率競爭的熱潮中，這種評價體系已經發生了變異。

首先，較高的考研率往往是就業情況極其糟糕之下的無奈選擇。一些就業情況不好的高校為了給學生找歸宿，把提高考研率視為捷徑：不僅從大一新生入校就要求其制定考研目標，而且在本科教育階段著重強調考研必考科目的教學，加強輔導和訓練，而對與考研無關的課程則敷衍應付。這樣，考研率是提高了，本科教育質量卻不僅沒有提高，反而明顯下降了。這種做法，不過是把中學裡抓應試教育的那一套搬進了大學，讓應試教育延伸到了高等教育領域，非但不值得高興，而且令人憂慮。

另外，就算是付出把大學當“高四”“高五”的代價取得的考研率，也不一定“貨真價實”，還很可能攙雜了像類似統計就業率那樣的水分，比如，有的學校以限制報考條件作為提高考研率的手段，綜合成績在班級排一定名次的同學才允許報考研究生，然後以這部分人作為分母統計考研率——如果有兩個同學報考，結果一人上榜，考研率就是50%。還有一種手段是在分子上動腦筋，比如有的學校是以“上線生”而不是被錄取人數作為統計考研率的分子。分子分母兩頭擠，搞出來的數據當然就相當華麗、美觀了，可是還能客觀反映教學質量和學風嗎？

『移花接木』之悠久校史

中國汗牛充棟的史籍，唯家譜最難採信。大凡編修家譜，多出於彰顯血統優勢、家族榮耀之需要，總認為歷史追得越遠越好，名人扯得越多越好，以致偽訛蕪雜，甚至荒誕不經。有人在贛南考察客家歷史，曾翻檢過一部《何氏宗譜》，其先祖名錄中竟赫然開列“何仙姑”，讓人忍俊不禁。家譜作偽現象，誠可說只是鄉間“腐儒”“酸秀（才）”作為，不足為怪；可是，在“大學家譜”——校史編修中卻越來越多地出現這種風氣，牽強附會地炮製、拉長自己的輝煌歷史，則無論如何都難免混淆視聽、誤人子弟的嫌疑了。

眾所周知，優秀大學的形成通常都需要漫長的發展歷史，大學的歷史對其現實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大學的歷史越悠久，培養的人才就愈多，積澱的科學、文化素養和大學精神就愈豐厚，知名度和美譽度就愈高，辦學實力和辦學資源就愈強大。國際上有種慣例，從大學的歷史長短往往能夠準確、便捷地辨別出其優劣、強弱（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華中科技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等少數有特別機緣的院校除外），因為缺乏歲月的積澱，任何組織和個人都斷然不可能在十幾年內速成出一所優秀大學來。

正因為如此，很多指導學生填寫高考志願、挑選理想院校的書籍都會出現“老校無弱校”的說法；可能也正因為如此，現在有些院校開始苦心“經營”自己的歷史：

首先，追溯校史時“動機不純”，不是在事實求是，而是根據現實需要像拉皮筋一樣隨意伸縮：1976年以前，為了和“封資修”劃清界限，有些高校人為割斷歷史，隻字不提建國前的校史；時移勢易，現在不少高校人為地拉長曆史，甚至生拉硬扯地“亂認祖宗”，或者和別人“爭搶祖宗”。校史研究首先是個學術問題。雖其主體應是追溯過去，但因其“指向現在與未來”，故我們所見到的校史往往是“觀念中”的校史，是校史敘說者經過“選擇”後“重構”起來的歷史。許多高校都在大搞“領土擴張”，上延建校起始時間，誇耀其“歷史悠久”。倘於史有據，倒也無可厚非，但若拔苗助長，就不值得提倡了。翻檢《光明日報》《中國教育報》，時常可以看到有關大學百年校慶、幾十年校慶的公告、啟事或報道，但有的學校才過了70年校慶，相隔不幾年卻又過起了百年校慶，真有些滑天下之大稽。

再者是“等級不清”。編撰校史時不能正本清源，儘管自己的“前身”並非大學，卻把其強定為本校的建校時間。校史研究專家認為：“校史可以追溯最早的源頭，不論最初是否高等學校，但既然是舉辦高等學校校慶，則應有標誌性年代，通常應從舉辦高等教育時算起。”許多學校最初多是語言學校或中等技術學校，經過較長時間發展才成長為大學。可是現在計算校史，卻要麼語焉不詳，要麼隻字不提自己的前世身份。

還有就是模糊“前身”與“本身”的關係，僅僅根據一鱗半爪，就亂認親戚。在1952年前後院系調整時，有不少新建專業院校是由多所大學調整出的系科組合而成的，一般來說應以新組建的時間為建校時間。但若原高等學校的系科和人員成為分立或派生出的高等學校的主體，則追溯原高等學校的建校時間。若只是少量系科從另一高校遷轉過來，就很難認同將另一學校的創辦時間作為這一學校的建校時間。判斷兩所高校是否有繼承關係，嚴格意義上應綜合考慮教師、學生、學校性質和辦學層次等因素的承接關係。至於校址、校舍因素在校史追溯中只是參考因素。同一校址辦學，未必就有繼承關係，就像你我先後同住一棟房子，但我們未必是親戚，更不用說是前後代關係了，可是有的學校就喜歡這樣追宗認祖，比如武漢大學將其前身確定為1893年由張之洞創辦的湖北自強學堂，湖南大學將其歷史追溯到嶽麓書院等，其主要依據就是校址和校舍因素，也不怕別人笑話他們捨本求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