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兩三天裡，3起性侵事件被曝光，當事人分別是億友公益負責人雷闖、環保組織“自然大學”發起人馮永鋒，以及資深媒體人章文。
根據海恩法則，每一起嚴重事故的背後，必然有29次輕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隱患。這個法則原本是想說明任何不安全事故都是可以預防的，但放在性侵事件下解讀，就顯得十分沉重。
具體到這3起事件，前兩起被舉報人都承認了性侵行為，雷闖發佈朋友圈承認強姦，承認預先準備了安全套，並表示“願意承擔相關的刑事責任，我在考慮向警方自首”。馮永鋒則承認，自己曾在醉酒時候進入對方房間，強行摟抱拉扯，經對方激烈反抗才終止。
這兩人被舉報後，相繼有更多人出來舉報當事人對其實施了不同程度的性侵以及性騷擾。
第三人、今日登上微博熱搜的媒體人章文則否認了指控。他相繼接受“北京時間”和梨視頻採訪，否認強姦，表示雙方性行為基於自願，對方是因為其他原因才反咬一口，並且強調匿名舉報不可信。對於蔣方舟、易小荷實名舉報他摸大腿的事，他則表示，會稍後做出回應。在採訪最後，章文強調，“我一直在忍讓這個事情，就是怕家裡面受到這個事情的波及，因為我畢竟是個有老婆有孩子的人。”
在社會媒體邊界不斷擴張的現實情況下，話語權和信息被技術以更加平等和公平的形式分發給每一個人，這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性侵這類事件得以公開；另一方面，訴諸於輿論，而非法律，則是這類事件飽受爭議的又一困境。
今年年初，Me too運動風潮從歐美刮向東亞。今年1月26日，韓國檢查廳的內網出現一篇舉報帖，發帖人是女檢察官徐智賢，發文4天后，徐智賢在當地電視臺新聞直播間露面，用顫抖的聲音講述初衷：“我只想對性暴力受害者說‘這不是你的錯誤’，我認識到這一點花了8年的時間。”
女檢察官的這一事件，讓Me too運動席捲了韓國文學界、戲劇界、電影界，乃至醫療界和大學。被舉報者大多承認了指控，並退出各自供職領域，韓國警方也正對這幾十起Me Too運動中揭露的事件進行研究，以決定對哪些事件展開調查。
而現在，公益圈和媒體圈接力了高校圈的舉報大潮。一些曾經高頂光環、打著為自由與正義奔走的行業，在短期內成為眾矢之的。
輿論不能替代法治。我們至少可以思考，這類事件為何如此高頻地發生、曝光在這些圈子裡？是權力過於不平等嗎，想一想，似乎結論剛好相反。
01
媒體圈跟高校圈多有類似。
在媒體工作過的朋友都知道，大家彼此喜歡互稱“老師”。一方面，這是一種自嘲和開玩笑的習慣叫法。與真正的師生關係相比，媒體圈子的關係要平等得多，大部分時候，記者老師們憑本事吃飯；另一方面，這是一個師父帶徒弟的行業，好的記者往往成才於一個得力的前輩指引。
對於初入圈子的新人和未畢業的實習生，“老師”代表著尊重和敬仰，如若遇到能人異士，又平添幾分崇拜。一位前輩若是筆桿好，經常會有年輕人排隊追隨爭當實習生，有時候，即便不能直接到大神身邊做實習生，能進其他部門也是願意的，只要能跟偶像在同一座大樓工作就夠開心。
在我聽過的故事中，曾經有著名編輯跟實習生暗示，你跟我在一起，我收你為關門弟子，不願意，那就算了。
章文的履歷不錯。公開資料顯示，在媒體的鼎盛年代裡，他曾歷任《南風窗》記者、《瞭望東方週刊》主筆、新華社《環球》編輯部主任、《中國新聞週刊》編委、《新世紀週刊》副主編。前兩天，因疫苗事件而感慨調查記者已逝的輿論熱潮中，他轉發劉向南的文章，以老媒體人的姿態稱：“我自愧不如，我以他為傲！”
在揭發章文的匿名信中，舉報者稱，章文在施暴過程中說：“你永遠擺脫不了做我女人的命運……我上過100多個女人……我做過十幾年的記者了，認識圈內無數人。”
我們無法確定這封匿名舉報信所描述事件的真偽。能確定的是，章文在7月25日晚8點於微頭條上發佈聲明，主要講了三件事：一、雙方性行為基於自願；二、女方是因為別的積怨而要故意搞臭他；三、他為了自己的家庭一直忍氣吞聲，目前已聘請律師，將視對方舉動依法採取進一步行動。
這篇聲明裡，章文詳細描述了女方的職業、年齡以及感情史，強調女方有多次與有婦之夫交往的歷史。對於另兩個實名舉報他在酒局上摸大腿的女性，他這樣描述：“蔣方舟，一直單身，交了眾多男朋友; 易小荷，離過婚，經常出現在酒局上。”
這種帶有強烈暗示的文字沒有被買單。這篇聲明下的網友評論中，有人留言，“他的邏輯是，公交車大家都能上為什麼我不能上？我的回答，因為你，沒，買，票！”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媒體、公益、高校圈內，公知、大V、名師是不可挑戰、難被質疑的權威。當偶像崇拜成為一種常態，不平等就暗自滋長，一些侵犯也就順勢找到了合理施行的沃土。“老師”也就被叫壞了。
年近50的章文顯然沒意識到，事情在起變化。
02
僅從公開數據和報道來看，高校圈、媒體圈和公益圈似乎是目前國內性侵案的罪惡盆地。這是否代表這些行業就是性侵、性騷擾現象最密集的行業？不。準確來說，這幾個圈子更容易出現“揭發者”。
2016年，民生銀行關小虎“強姦未遂案”曝光，事發後，民生銀行官方聲明事件屬實，被舉報者受到行政處罰，舉報者也離開了銀行。
人們往往是這樣的：當他們意識到前人的揭發舉動沒有產生任何改變，甚至以被輕視及丟掉工作為代價的時候，很多人在受害後就會選擇保持沉默。
事實上，在性騷擾最為嚴重的場域，反抗尤為困難，原因是職業利益鏈條太緊密，權力差異懸殊，揭發成本和維權成本過高。
與之相對的是，公益圈、媒體圈、乃至高校圈在內，它們呈現出的是一種弱組織關係：職業化程度較低，尚未建立起完整嚴謹的分工體系。比起機關和企業機構，這三個行業裡存在的不平等架構中，施暴者對受害者的職業利益的把控並沒有那麼牢固。
具體而言，雜誌社裡的資深媒體人很難堂而皇之對記者發難。那是一個相對公開的職場環境，沒有森嚴的等級制，自由度較高。而記者的工作能力並非由某位領導口頭評判，歸根結底這是個看重個人品牌的行業，而非企業光環。
一個圈外人不甚瞭解的事實是：一方面，媒體圈、公益圈是門檻和天花板雙低的領域。在這兩個行業裡，難以產生巨大的錢權差距；另一方面，在女性經濟能力提升的大環境下，這兩個行業中，權力不平等的差異在進一步縮小，使得維權成本繼續降低。
以上，才是這些行業的性侵被更多舉報的原因。
03
7月25日凌晨，舉報章文強姦的文章在網上發佈後，青年作家蔣方舟和資深媒體人易小荷也在隨後實名發聲，稱也曾被章文摸大腿，蔣方舟表示“他一直摸我大腿，被制止之後繼續摸，我要回住處，他試圖尾隨我。我自己回去後他微信繼續給我發騷擾的話。”
7月25日白天，章文接受多家媒體採訪，承認摸大腿的行為，強調原因是圈子裡喜歡在喝酒後合影，“合影的時候，摟摟抱抱是難免的”，“這種場合，又喝了點酒，然後大家摟一下，抱一下，合個影，這個事情，怎麼就到了今天就成了我，或者某一個人性騷擾她呢”。
與韓國Me too中被舉報者的反應如出一轍，被舉報者往往承認性騷擾，但否認強姦。
事實上，即使承認強姦，強姦犯罪也是所有刑事罪裡最難定罪的罪名之一。不僅難以取證，還常常會給受害人帶來汙名化，被反諷為性訛詐，或被定性為兩情相悅。
我們應當呼籲：輿論慢點，等等法治。同時，不應忽視此間的法治之路多艱。北歐發達國家瑞典立法規定，今年 7 月 1 日開始，在瑞典與人發生性行為，如果沒有提前獲得雙方的明確口頭同意，就會被判定為強姦罪。沉默也不會被認定為許可。新法提及：“性犯罪與否，將不再依據是否有暴力或威脅手段等行為，也不再以突顯受害人為特別弱勢的方式才成立。”
據好奇心日報報道，在瑞典法律當中，從13世紀開始，就有對性犯罪的規範，直到近 50 年內，因應社會變化而開始進行多次修改，每一次都在加大性犯罪的認定範圍。例如：1965年，瑞典成為全球第一批將婚內強姦判定為刑事犯罪的國家；1984 年，瑞典將同性之間的性犯罪也納進法案。
去年，歐盟委員會也公佈一項研究，表明各國法案對於強姦的認定有很多分歧。一些歐洲國家當中，有 55% 以上的民眾認為，如果受害者喝醉了，有事先調情的行為，或者是穿著 “暴露”，那麼經過她們口頭同意進行性交是合理的。
瑞典是歐洲第10個認定非合意性交等同於強姦罪的國家。根據瑞典年度犯罪調查報告，瑞典的性犯罪比例逐年增加，成年人受到性暴力的比例從 2012 年的 0.8% 提高到 2016 年的 2.4%。該調查報告也提示，數據可能被低估。
04
2015年夏天，3次拒絕單獨會面的蘇紫紫，出於禮貌，接受了章文的第4次邀約。
下午3點，在北京珠江帝景小區門口的咖啡館，章文在包間裡等蘇紫紫，蘇紫紫不明白喝咖啡為什麼需要包間。
進門後，蘇紫紫發現章文已經叫了十幾瓶啤酒，一大半已經空了。
疑惑加深，蘇紫紫說的第一句話是：有什麼事情？
章文不說，只是閒扯，看蘇紫紫坐下不到5分鐘就要走，便直接撲了上去。親吻，抹胸，摸私處，一個動作不落。
情急之下，蘇紫紫做了3件事：第一，迅速攻擊他的喉結處，讓他離開自己的身體；第二，打開了包間的房門；第三，抄起桌上的開水壺，擰開蓋子砸了過去。
章文準備還手的時候，蘇紫紫掀了桌子，叫了服務員。
以上，是蘇紫紫、真名王嫣芸的90後女孩在個人微博“王嫣芸老朋友”上的博文描述。7月25日晚間九點多，以“裸體接受採訪”和“人體模特”走紅、《奇葩說》第三期辯手蘇紫紫發佈了這篇微博，在文章最後，她提出一個問題：章文，還記得你捱過的揍、受過的燙嗎？我是跟你有什麼私仇打了你，但你特別寬宏大量都不敢找警察抓我嗎？
這是在難以舉證的環境下，舉報者的發聲方式。
這是社會化媒體給普通人帶來的話語權紅利，權威在某種程度上正在逐漸被消解。一方面，人們應思考對待這些舉報的真實性；另一方面，也應知道，舉報潮很可能如一陣風般過去，被網民遺忘。
1993年，《波士頓鳳凰報》刊登了一篇文章，6位女演員採用匿名的方式報道著名劇作家Israel Horovit施加在她們身上的侵害行為，然而報道發出後文章被視作是蓄意“人格誹謗”。之後的23年裡，再無相關聲音。
直到2016年，該劇作家的學生Maia Ermansons在Facebook上發佈了一條指控Israel Horovitz嚴重性騷擾的帖子，幾個月之內，其他女性紛紛跟帖講出更多類似的故事。
緊接著，一個關於即將就任的總統特朗普涉嫌性騷擾的錄音被曝光。錄音原稿中，特朗普將這些好萊塢的女性當做男性的獵物，可以隨意享用。
於是，Maia在特朗普競選為總統的第二天，重發了她之前在Facebook發的帖子，她在開頭寫道：“考慮到選舉的結果，我準備說出這個人的名字。他就是劇作家Israel Horovitz。 ”
這一次，Maia使用了Facebook，Twitter和Google作為自己的武器。隨後，《紐約時報》發表文章報道了9位女性公開指控 Israel Horovitz性騷擾和性侵犯的事實。
社會大眾對於事件的回應與23年前截然不同。各家公司很快切斷了與Horovitz的關聯合作，Horovitz的兒子也表示他相信這些指控。Horovitz本人則也發聲道歉，但他聲稱自己關於那些事件有另一種理解和記憶——他並非傷害她們，而是愛她們。
這個例子中，被指控的位高權重的男性發現，他們不僅漸漸失去權威的庇護，甚至也失去了家人的辯護。23年前無法取得回應的呼聲，在23年後，卻完全扭轉了大眾的態度。
“這是一個因應現代感情關係而誕生的法律。我想每個男性都必須清楚這件事，就是你得確保跟你發生性行為的人，是百分之百同意的。” 對於瑞典近日的新法，瑞典司法部長摩根·約翰松（Morgan Johansson）這樣對《紐約時報》解釋。
當章文事件曝光，來自各社交平臺的指控如同潮水般湧過來。一位曾經在章文手下做實習生的女性表示，章文曾給她發短信：在你背後看你撩頭髮，看得心裡癢癢的。另一個女性則跟好友傾訴，在沒有微信的2011年，她曾收到章文發過來的肉麻短信。
更多的“章文”被舉報出來，隨著事件發酵，7月25日下午，有人揭發知名公知熊培雲習慣性性騷擾工作人員。
目前看來，2018年7月，在中國網民遺忘之前，子彈還會再飛一會兒。
我們無法替代法治來辨別這些舉報的真偽，但我們同樣欣慰地看到，公眾輿論中的盲信偏聽在減少，思辨在增多。前媒體人閭丘露薇曾撰文表示：
“從個體意識的覺醒和個人權利意識的增強下，性騷擾不再是一個針對某一種性別的問題，應該是到了可以全民討論的時候。事實上，這個時候來談性騷擾立法，反而是一個更好的時候，因為不再是僅僅為了保護婦女權益出發，而是為了保障每個人的權益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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