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綠松石龍形器
一、問題的提出
2002年，二里頭3號宮殿基址發掘過程中，在南院發現宮殿使用時期的I級墓葬2002VM3。該墓葬東南部被二里崗文化晚期灰坑打破，殘餘部分未經擾動。墓口長2.24米、寬1.19米、殘深0.72－0.79米。墓主為30－35歲之間的男性，仰身直肢，頭朝北，面朝東，雙腳並列。該墓隨葬了豐富的陶器、漆器。特別引人注意的是，墓主的頭頂出土有三件白陶斗笠形器，頸部纏繞貨貝串飾，胸腹部擺放一件綠松石拼嵌龍形器，龍形器中部壓一件帶石鈴舌的銅鈴（圖1）。一時間，國內外考古界十分震動。
綠松石龍大約由2000餘片綠松石嵌片拼嵌而成，原本貼嵌在某種有機質託體上（很可能是木質託體）。龍巨頭卷尾（圖2），長64.5釐米、中部寬4釐米。◇形頭部嵌在近梯形託座上，託座長11釐米、寬13.6－15.6釐米。距龍尾3.6釐米處，有一條綠松石鑲嵌條與龍身垂直，長14.5釐米、寬2.1釐米，原本有紅漆痕與龍體相連，應是綠松石龍形器的一個部件。那麼，龍形器總長應超過70釐米。
發掘者許宏先生認為：“這件龍形器應是斜放於墓主人右臂之上，呈擁攬狀，一件銅鈴置於龍身上，原應放在墓主人的手邊或繫於腕上。”許宏先生的認識，同墓葬平面圖反映出來的信息高度吻合，對解讀龍形器的意義與功能極為重要。杜金鵬先生推測，2002VM3墓主是身份既貴又賤的特殊身份人，很可能是宗廟的管理者、祭祖活動的參與者。綠松石龍是龍牌，“在祭祖典禮上，某種特殊身份的人，手持‘龍牌’列隊行禮，或手持‘龍牌’邊唱（頌揚祖先功德）邊舞（模仿祖先生前的活動），隨著舞蹈者手臂的舞動，那色彩斑斕的‘龍’，左右翻飛，上下升騰，既似騰雲駕霧，又像遨遊江河，既氣勢恢宏，又神秘莫測。持有龍牌的人由於長期從事這種神聖的祭祖典禮，經驗豐富，具有了某種能夠更好地與祖先溝通的本領甚至壟斷了某種與先王溝通的權利，因而深受夏王器重與賞識，不僅得到賞賜，更被允許把生前使用的龍牌作為隨葬品帶到另一個世界中繼續使用”。
朱乃誠先生則認為，2002VM3墓主可能是擁有養“龍”（鱷魚）特殊技能的貴族，不屬於王族，那麼綠松石龍不是二里頭文化的“王權”或王統的表徵。
蔡運章先生認為，這件綠松石龍圖案頗似蛇，展示巨龍昇天的圖畫，應是夏部族圖騰崇拜的產物，與夏部族“宗神”禹的名義相合。2002VM3墓主則是夏王朝設立專門主管祭祀龍圖騰的職官“御龍氏”。他還認為，綠松石龍頭向西北寓示飛向天宮，銅鈴可傳達神靈的告示，綠松石條飾象徵田地。顧萬發先生則認為二里頭的綠松石龍可能象徵當時的極星神或北斗神。
上述諸位先生的高見均有一定的啟發性與合理性，但仍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如果說龍是夏部族崇拜的圖騰，那麼陶寺早期王墓隨葬的龍盤又是誰的部族崇拜物？陶寺文化與二里頭文化顯然不是一個文化，也不是一個政體，筆者遵從多數學者的觀點，論證過陶寺遺址為堯舜之都。所以陶寺龍與二里頭的龍具體含義恐難從圖騰崇拜角度解讀，況且龍山時代到二里頭文化時期，中原地區早已脫離了圖騰崇拜時代，可以說是進入了王權龍神化的時代。
再者，龍母題在陶寺文化與商周時期很重要，地位都很高，其在二里頭文化中地位也應該不低。2002VM3位於宗廟3號宮殿的中庭南部，位置極為重要。只是墓主的身份等級並不是很高，既不是王，也不是最高級的貴族，這與綠松石龍形器的特殊功能和墓主的特殊官職有關。二里頭王墓並未找到，不能排除王墓出龍母題隨葬品的可能，所以尚且不能論斷龍在二里頭文化中不代表王權。其實龍的象徵含義在二里頭文化中可能是多元的或多樣的。即便在2002VM3中確實不能代表王權，但並不能排除龍形器與先王表象的關係，正如蔡運章先生所謂綠松石龍與夏部族“宗神”禹的名義相合。因此，從綠松石龍及其墓葬的考古存在背景關係的細節，有深入發掘其原意的餘地。比如說綠松石龍與夏部族“宗神”禹的名義相合，更多依據文獻傳說，並不錯，其實綠松石龍本身就同“禹”有著直接的關聯。
二、二里頭2002VM3綠松石龍同“禹”的關係
學界基本一致認為，二里頭2002VM3隨葬的綠松石龍同商周以降的中國龍有著明確的源流關係。於是商周時期的出土文獻甲骨文、金文與傳世文獻《尚書》《詩經》《周禮》《禮記》《儀禮》等，都有可能殘存著歷史的記憶，有助於我們對綠松石龍及其相關問題的解讀。
首先我們來仔細觀察2002VM3綠松石龍形器的形態。整體似蛇，卷尾。頭部有高低，隆起的部分是頭部主體，大致呈◇形（圖２）。
顯然，綠松石龍的整體造型就是蛇，與甲骨文和金文的“蟲”字如出一轍（圖３）。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許宏先生認為龍形器原本是墓主用手臂攬在懷裡的。在行為動作上表現為將蟲（蛇）攬在臂彎中，表現為文字象形便是
，疊加起來就是金文的“禹”字
（圖４）。因為甲骨文和金文中，手臂的形符均表現為，如古文“敏”
字的攵。唯“禹”的
手臂橫直表現出了臂彎，呈懷抱狀；而敏字等表現手臂端朝斜下，不表現臂彎，呈抓持狀。 
這便明確說明二里頭2002VM3出土的綠松石龍形器用手攬在懷中的造型，就是“禹”的象徵或形象表徵。陶寺早期王墓的龍盤只是盤龍，似頭魚而不像蛇，更不表現手臂。因此儘管陶寺龍與二里頭文化的龍可能有一定的借鑑關係，但是陶寺盤龍絕不表現“以臂攬蛇”的“禹”。反過來說，“禹”的形象必須具備兩個要件，一個是
，即蟲；另一個是，即臂彎。《說文》雲：“
，蟲也。從厹，象形。
，古文禹。”段玉裁注云：“夏王以為名，學者昧其本意。”所以，許慎《說文》僅抓住了“禹”字的一個要件“蟲”，而昧解了手臂。當手臂攬住或持舉綠松石龍牌時，龍牌就不僅僅是蟲、蛇，而是禹的化身。2002VM3埋葬於二裡頭二期宗廟3號基址中庭的南院當中，從大的考古存在背景關係上已經挑明綠松石龍牌在宗廟祭祀先王的活動中，所扮演的道具角色，這是綠松石龍牌的功能之一，即祭祀儀仗功能。這也意味著二里頭宮城內3號宮殿宗廟內的祭祖活動肯定包括祭祀“禹”。從這一點看，蔡運章先生所謂的綠松石龍與夏部族“宗神”禹的名義相合，是正確的。
至於“禹”的蟲、蛇、龍形態與大禹治水功德等等的解讀與認識，學界多有論述，本文不再贅述。
誠然，用於宗廟祭祀先王“禹”的化身儀仗，為何隨葬在絕不可能是禹的、地位等級並不極高的墓葬中，恐怕還要從綠松石龍牌的另一個功能即萬舞道具的功能來分析。
三、綠松石龍牌與萬舞的關係
杜金鵬先生曾經推測2002VM3綠松石龍牌可用於祭祖典禮上手持舞動，載歌載舞，模擬龍的翻飛騰挪，模仿祖先的活動，歌頌祖先的豐功偉績。這應是綠松石龍牌的舞蹈道具功能。杜先生的推測，是很有見地的。龍牌尾部的那條綠松石鑲嵌條，在舞動時更適於手託持。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分析，深化這一推測。
許宏先生認為，銅鈴原本可能系在2002VM3墓主的手腕上的。我們認為，舞者手腕上的銅鈴，配合著手持龍牌舞動，金聲玉振，在召喚祖先“禹”的神靈的同時，增添舞蹈的音色，與綠松石龍牌的舞蹈相得益彰。顯然，銅鈴出土的位置及其背景關係，支持龍牌用於舞蹈的推測。在宗廟祭祀中所跳的舞蹈，有一種稱為“萬舞”。
《詩經·簡兮》唱到：“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鄭箋》雲：“以幹羽為萬舞，用之宗廟山川。”“幹”本意是盾牌，綠松石龍牌長約70釐米，貼嵌於木託板之上，也可以視為盾牌類。羽是指羽毛，即“右手秉翟”，《孔疏》詳解為“翟羽謂雉之羽也”。
2002VM3墓主頭頂有三個白陶斗笠形器，形制相同，邊緣帶有一小牙，中央穿孔，尺寸一大兩小。大者2002VM3:2，直徑5.9-6.1釐米、高2.85釐米；小者2002VM3:1，直徑4.85釐米、高2.18釐米；小者2002VM3:3，直徑4.8釐米、高2.44釐米。第1、2號斗笠形器上有紅色漆痕，表明這些斗笠形器原本是嵌在頭頂冠飾，用於插羽毛用。出土時，三件斗笠形器散落呈品字形，最大的2號在中間“品”字的頂端，兩件小的分別在2號的兩翼（圖１）。可以推測2號斗笠形器是羽冠的核心，插上最粗大的雉尾羽；兩側小的斗笠形器分別插稍細一點的雉羽，其中1號斗笠形器上有31號綠松石珠作為羽毛的插座，3號斗笠形器上有33號綠松石珠作為羽毛插座，陪襯2號斗笠形器上的主羽，視覺效果極佳。准此，2002VM3隨葬品的考古存在背景關係展示了幹羽之舞的萬舞全套道具或裝備——綠松石龍牌（幹）、銅鈴、翟冠。
《簡兮》的《詩傳》解釋說：“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孔疏》曰：“衛之賢者仕於伶官之賤職，其德皆可以承事王者，堪為王臣，故刺之。伶官者，樂官之總名。經言公庭方舞，即此仕於伶官，在舞職者也。”從孔穎達的解釋不難看出，伶官即樂師，也可以是舞師，職官地位比較低賤，卻可以同朝臣一樣受到王的眷顧。二里頭2002VM3墓主的地位，恰好是這樣的狀況——既貴又賤的特殊身份人。該墓主生前主要的身份應是伶官，即樂師和舞師，他在重大的祭祀場合，舞動綠松石龍牌進行程式化的舞蹈，正如蔡運章先生認為的那樣，可稱之為“御龍氏”。只不過“御龍”並非僅僅是祭祀龍本身“禹”，而更應是“駕馭龍牌舞蹈”之意。
2002VM3位於宗廟3號宮殿基址中庭南院內的考古存在背景關係，也同“公庭萬舞”用於宗廟祭祀的用途暗合符節。
四、二里頭綠松石銅牌飾與萬舞的流變
萬舞流傳到東周時期，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簡兮》明確說舞蹈道具是“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已不再是手執綠松石龍牌，頭戴羽冠，腕系銅鈴，改為左手執籥（笛類的樂器），右手秉翟羽。但是萬舞的名稱卻作為歷史的記憶保留下來。
從直觀的角度看，不論是執龍牌戴羽冠還是執籥秉翟，都與萬名和字沒有直接的關聯。何以稱“萬舞”？
《說文》曰：“萬，蟲也。從厹，象形。”解讀同“禹”。再看看甲骨文和金文“萬”字，的確是長角的蟲（圖5）。仔細比較甲骨文、金文萬、禹、蟲字形的差別，不難看出萬字不僅強調蟲長角，更突出蟲頭身大尾小。這使我們聯想到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綠松石銅牌飾，出土於二裡頭貴族墓葬的綠松石銅牌飾有三例。
81VM4:5綠松石銅牌飾出自墓主胸部略偏左，內面凹，附有麻布。長14.2釐米、寬9.8釐米。獸頭眼後生出一對丫形角。銅牌飾的東側便是銅鈴及玉鈴舌。墓主頭部出土兩件綠松石管，發掘者認為是戴在頸項上的，但我們推測也可能從頭頂位移至此，原本也是用於插雉羽的。同墓底部左側還隨葬漆鼓1件。時代為二里頭二期偏晚。
84VM11:7綠松石銅牌飾出自墓主胸前，長16.5釐米、寬8-10釐米。獸面的尖吻兩側為柳葉形角。銅牌飾西側為銅鈴。墓葬時代為二里頭文化四期。
87VIM57:4綠松石銅牌飾出自墓葬的中部的東邊，估計原本也是從墓主的胸腹部位移至此。此飾長15.9釐米、寬7.5-8.9釐米。獸面眼前伸出一對芒狀的角。距銅牌飾30釐米處，位於墓室的中部出土銅鈴1件。墓室頭端近墓壁出，出土兩件綠松石珠，估計原本也是從墓主頭頂位移至此，原來也用於插雉羽。墓葬時代為二里頭四期。
足見，綠松石銅牌飾所在的位置、與銅鈴的配伍，都是在重複二里頭二期2002VM3綠松石龍牌萬舞的道具模式，綠松石銅牌飾的獸面實際上就是2002VM3綠松石龍牌的另一種表現形式。這三座墓主也應是伶官，81VM4隨葬漆鼓可以為證。
對比甲骨文和金文的“萬”字形態，綠松石銅牌飾上的獸面身首被壓縮在一起，且長角。87VIM57:4綠松石銅牌飾紋樣與商代《萬爵》銘文萬字作
有些接近，身上有鱗紋，頭上長一對芒狀角（圖６—１,２）。李德方先生稱之為“雙角龍紋”。唯87VIM57:4綠松石銅牌飾紋樣省略了蟲的尾巴。
81VM4:5綠松石銅牌飾與商《萬戈》銘
確有相似之處：尖吻，芒狀雙角，十字形頭身和脊柱分割線。唯81VM4:5綠松石銅牌飾有雙卷尾（圖６—３，４）。
通過上述初步分析，我們認為所謂萬舞，原本是佩戴綠松石龍銅牌飾與銅鈴及雉羽所跳的舞蹈。而銅牌飾皆有四系，形如小盾，也符合萬舞幹羽道具的歷史記憶。使用時，綠松石銅牌飾也是戴在手臂上，因此萬字在西周中期出現完整的形態
（西周中期《舀壺》銘），加上了橫直手臂。
由於綠松石銅牌飾顯然是2002VM3綠松石龍牌的壓縮版或簡化版，那麼萬舞再向前追溯，便是二里頭二期2002VM3綠松石龍牌、銅鈴、羽冠道具表現的萬舞。其實，仔細觀察2002VM3綠松石龍牌頭部◇形隆起部位兩側低平之處，沒有綠松石嵌片的留白部分，大致隱約可以看到表現出的紋飾似乎也是芒狀的雙角（圖2），業已顯露出萬字“長角蟲”的特徵了。可見，萬舞最初是用綠松石龍牌作為核心道具的，更加活龍活現，但是製作過於高難，木質託體容易損壞，故從二里頭二期偏晚開始，簡化為綠松石銅牌飾，青銅底託更加耐久。羽冠也被放棄，改為手持，難以留下遺蹟。
不可否認，古文字學界主流觀點認為“萬”字形象是蠍子。《說文》萬字當“蟲”釋，蠍子當然講得通。但是為何到西周中期萬字加上了手臂，是為了表現手臂抱蠍子嗎？再深究下去就講不通了。抑或是周人對夏人的歷史記憶傳承中，依稀記得夏人獨特的舞蹈是將綠松石銅牌飾戴在手臂上，配上翟羽跳的，而銅牌飾紋樣類似商代金文的“萬”字，故稱這種舞為“萬舞”，重新興盛起來。只不過周人沒有全面復“夏”之古，不再採用綠松石銅牌飾、銅鈴和羽冠，而改為幹羽或籥羽道具，秉於手中，稱為“萬舞”，或號曰“夏籥”。
至此，我們明白了綠松石龍牌和綠松石銅牌飾，抱在懷中用於宗廟祭祀時，是作為禹的化身儀仗。在宗廟祭祀的舞蹈中，又作為萬舞的核心道具。二里頭的綠松石龍牌和綠松石銅牌飾只有作為萬舞的道具，才會賞賜給優秀的伶官即樂官和舞師隨葬，而並非作為禹的化身象徵物賞賜給伶官“御龍氏”的。
五、二里頭文化時期萬舞內容的大致推測
文獻中缺乏對萬舞具體內容的描述。前文已證，綠松石龍牌在宗廟祭祀中作為祭祀儀仗時是禹的化身象徵物，作為萬舞舞蹈核心道具，應當同大禹有著內在的必然聯繫。以此類推，二里頭文化時期的萬舞內容，也應當同大禹有著內在的必然聯繫。
葛蘭言曾提出《尚書·禹貢》可能是古代儺舞祭祀禹步表演時的唱詞，用九州象徵空間，邊走邊唱，騰挪轉折，通過象徵巡遊九州空間來召喚神力，將山川、神性與身體技藝合為一體。李零先生贊同葛蘭言的觀點，認為《禹貢》的敘事路徑是以晉南臨汾盆地西側龍門河西為中心的橫“8”字雙迴環套路。李旻先生總結說：“這種在貢路輻輳格局之外的雙迴環空間安排更強調文本的表演性。《禹貢》作為宗教文本的傳奇之處在於它對地理空間扼要而精確的描述，使傳誦者能通過對局部區域的親身體驗，想象整個禹跡世界的秩序構架與治水事業的宏大規模。真實的山川知識細節和對常人空間認知規模的突破，喚起的是對大禹超自然力的敬畏。”
我們認為，上述學者的卓見，可以作為推測二里頭綠松石龍牌和銅牌萬舞內容的基礎。二里頭文化時期的萬舞，很有可能是在宗廟祭祀大禹時，王或重臣懷抱綠松石龍牌或銅牌禹的化身儀仗，舉行儀式；伶官則揮動綠松石龍牌或銅牌，振動銅鈴，跳起萬舞。舞之蹈之，行之誦之。吟唱的內容就是《禹貢》，舞蹈的套路就是橫“8”形的“禹步”，主要動作是操縱綠松石龍上下翻飛，縱橫捭闔，巡遊九州，用舞蹈藝術，引導觀者想象大禹開創的宏大的九州政治地理空間與治水的豐功偉績。
六、二里頭文化的萬舞與“夏”的關係
從前文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結論：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綠松石龍牌和銅牌，證明萬舞至少在二里頭文化時期已成為一套與祭祀大禹有關、專門頌揚大禹豐功偉績的制度化、程式化的舞蹈。二里頭文化的萬舞具有獨特性和專門性，並非一般的祭祖宗教舞蹈或巫術儺舞。而文獻中均將大禹歸為夏王，中國學界主流認為二里頭遺址是夏王朝的晚期都城遺址。於是，二里頭文化的萬舞與夏的關係，便成為一個非常有趣而值得探討的問題。
《說文》曰：“夏，中國之人也。”解釋沒錯，但不知其所以然。曹定雲先生《古文“夏”字考》中，對於夏字作了比較系統的考究。他總結了文獻中對於夏的解讀有三種。除了《說文》之說外，還有夏舞之說，出自戴侗《六書故·卷八·夏》：“伯氏曰，夏舞也。臼象舞者手容，夂象舞者足容也。”阮元《研經室集·釋頌》也從此說。第三種是出自《爾雅·釋詁》：“夏，大也。”曹先生分析指出，甲骨文中原學界普遍認為的夔（《合集》8984）是最初的夏字。他還總結了“夏”字源流表（圖７），認為第一類正面人舞形，會意字，主要流行於宗周和秦；第二類側身人形，形聲字，表現“夏天”之“夏”，主要流行於山東六國。秦始皇統一文字，廢六國之夏字，保留秦國之“夏”字更為秦篆。曹先生還認為，高豎發是夏人的主要特徵。
曹定雲先生的分析極有啟發與裨益。但是，我們進一步認為，曹先生解釋的《合集》8984甲骨文“夏”字，應是戴羽冠跳萬舞的側身人形。三根高豎的羽毛，恰似二里頭2002VM3墓主頭頂三個斗笠形器和81YLM4綠松石管內插上雉羽的寫照。無論正面的還是側身的“夏”字，頭頂都有高高的雉羽，其實表現的都是舞蹈的人。《禮記·仲尼燕居》：“升堂而樂闋，下管象舞，夏籥序興。”鄭注曰：“夏籥，文舞也。”阮元《研經室集·卷一·釋頌》進一步解釋為：“夏籥文舞，用羽籥也。”西周時期《仲夏父鬲》的“夏”字，為側身舞人形（圖７），手中拿著的物件表現為日或☉，很可能是籥的會意。也就是說，至遲在西周時期，已經流變為羽籥之舞的萬舞，還被認為是夏籥，是一種文舞，據信是從夏朝傳下來的，只不過不再用於祭祀夏禹，而用於宗廟山川祭祀。此解釋也忘了所謂的萬舞夏籥，在夏代原本是專門祭祀夏禹的舞蹈。准此，從古文“夏”字演變的軌跡，以及文獻對於“夏”字的定義，我們大致理清了一個邏輯，那就是居住在“中國”的人，因為戴羽冠跳萬舞，祭祀大禹，有別於周邊的其他部族，於是這些“中國之人”以萬舞的舞姿創造出一個文字“夏”來自稱，其他部族接受了這種稱謂，稱“中國之人”為夏人，同時也接受了夏人先王的稱謂“禹”。
西漢人許慎著《說文》時，天下之中也就是地中或土中，早已歷經夏商周三朝的正統思想的強化，被固化在伊洛嵩山一帶，就是龍山時代王灣三期文化和後來二里頭文化的核心區。那麼，至少在許慎的認知中，這一帶的人就是“中國之人”，他們“有史以來”被稱為“夏”人。至於夏與萬舞的關係，許慎恐怕更難以知曉了。
結語
無可否認，目前考古發現的古文“禹”“萬”“夏”字出現都早不到二里頭文化。不過，中國上古精神文化與歷史的記憶是不斷在傳承的，我們是否可以在尚未確認二里頭文化文字系統以及二里頭文化有關“禹”“萬”“夏”字的情況下，通過對二里頭綠松石龍牌和銅牌具體的考古存在背景關係深入分析，
結合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相關歷史記憶資料，初步建立起一條考古證據鏈——在宗廟（如二里頭3號宮殿基址）祭祀中，主祭者懷抱中的綠松石龍牌或銅牌儀仗是“禹”的化身；宗廟祭祀中用綠松石龍牌或銅牌配伍銅鈴和翟羽冠所跳的祭祀大禹的舞蹈是萬舞；使用綠松石龍牌或銅牌祭祀先王大禹，跳萬舞祭祀大禹的“中國之人”為“夏”人。這一系列考古證據鏈均出自二里頭遺址本身，在文字自證證據確認之前，二里頭遺址夏晚期都城說似乎也不妨暫且定案了。當然，綠松石銅牌飾在二里頭遺址以外的地區，也有出土。如甘肅天水採集過1件懷疑是齊家文化的綠松石銅牌飾。成都三星堆遺址出土3件據信為商代的綠松石銅牌飾。多數學者相信是二里頭文化傳播的結果。我們不知這些綠松石銅牌飾的傳播是否與銅鈴、翟羽成萬舞道具組合套式地傳播。不過《史記·六國年表》稱“故禹興於西羌”，《華陽國志》雲“禹生於石鈕”。李學勤先生相信這些傳說背後的歷史背景。李旻先生解讀說：“如果我們把這些大禹興於西羌的說法理解為當地社會對高地龍山社會的宗教遺產有所傳承，那麼當地禹生石鈕的傳說與中原各地的禹跡敘事應是平行傳承的文化傳統。……這些地方共享的禹神話可能是周人與其他高地傳統共同繼承的龍山時代宗教遺產，在華夏邊緣的高地社會中通過口述與儀式傳承。”基於上述學者的分析，我們推測二里頭遺址之外的綠松石銅牌飾的出土，很有可能是當地的社會接受了“禹神話”的信仰，存在接受二里頭文化萬舞的可能。基於此，我們認為開創於夏王朝的祭祀大禹的萬舞，構成了夏代禮樂文明與制度的核心內涵，其物化的表現就是二里頭文化的綠松石龍牌和銅牌。綠松石銅牌飾則是二里頭文化禮樂文明核心要素東漸西被的載體。
商滅夏後，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對夏禹和萬舞很可能進行有意識地貶抑，在殷商的核心區再也不見綠松石龍牌和銅牌了。甲骨文中不見“禹”字，“萬”象形蠍子，用作地名和音轉用於數字，與舞蹈無關。“夏”字被醜化近猴形，以致被許多古文字學家釋為“夔”（猱）。
周革殷命，從意識形態上反殷商之道而行之，尊崇夏朝。於是周人憑藉著所“繼承的龍山時代宗教遺產”中歷史的記憶，把“禹”字造了出來。“夏”字豐富和美化了。“萬”字也加上手臂了。只是重新找回的萬舞早已不是綠松石龍牌或銅牌與銅鈴和翟冠配伍的二里頭文化萬舞了，改為了籥羽文舞或幹羽之舞，號稱夏籥，很可能也只知為夏代創建的舞蹈，而早已不知萬舞與祭祀夏禹的關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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