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皓峰执导影片《师父》剧照
文｜周郎顾曲
一个国与侠的悖论
行侠仗义，到底为了什么？
梁任公的话出名：“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者，为友为邻。”而贯彻这一宗旨的，正是金庸先生的小说。在《神雕侠侣》中，他还特地引用了一番任公的话：
“郭靖又道：“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份，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助守襄阳。然我才力有限，不能为民解困，实在愧当『大侠』两字。你聪明智慧过我十倍，将来成就定然远胜于我，这是不消说的。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大丈夫一生当为国为民,方为真正的侠之大者。””
金庸擅长写大侠。像《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的郭靖，襄阳城头拒万敌，卧榻犹思靖康耻，从一个草原长大的朴素少年，最终成为人人服气的“侠之大者”。又如《天龙八部》中的萧峰，从丐帮的青年才俊，到契丹的南苑大王，最后慷慨一死，内心想要换取宋辽和平。无论是港版还是张大胡子那版，萧峰之死都赚足了观众的眼泪，他的死，也是一次“大侠的殉道”。
即便是一声逃不开儿女情长的张无忌，金庸也借他之口，说出几番大义凛然的话。且看《倚天屠龙记》片段：
“杨逍道：“我们要杀他（朱元璋），自然不费吹灰之力。不过朱元璋招兵买马，攻占州县，只杀得蒙元半壁江山烟尘滚滚，我大汉的河山，差不多有一半让他们光复了。这是真正的大功劳。咱们歃血为盟，共举义旗，为来为去，还不是为了这件大事。朱元璋、李文忠这些人是杀不得的，就算他们背叛明教，只要他们真能光复大汉江山，将蒙古鞑子赶回去，咱们还是不能动他们一分一毫。”
张无忌点头道：“不错！与大汉江山相比，明教为轻；与大汉千万百姓相比，明教的教众为轻。明教败后可以再兴，我大汉江山倘若给异族占了去，要再夺回可就千难万难了！”
杨逍、范遥、韦一笑、五散人等先后站起，各人都是毕生谋干大事之人，大局的孰轻孰重，心念一转，便即了然，均觉如以明教为重，江山为轻，不免是心怀自私，非大英雄、大豪杰的仁侠心怀。”
在张无忌、杨逍、范遥、韦一笑、五散人看来，以天下为重，弃一教一人之私利，才是“大英雄、大豪杰的仁侠心怀”，以至于即便朱元璋有意加害张无忌，后者也没有以怨报怨。
有趣的是：张艺谋的争议之作《英雄》，以刺客刺秦王为情节，也有意探讨“行侠为何”的命题，却挨了金庸老爷子的批评，金庸很不喜《英雄》，他从根本上不能同意《英雄》的价值观。
《英雄》最具争议的情节在结尾：刺客无名入秦宫，与秦王不过几步之遥，可在几句对话后，他确认眼前的君主不该杀，无名以社稷苍生为由，要求秦王一统中国，结束经年战争和历史恩怨。秦王惊魂未定，无名死于秦兵矢如飞蝗的箭雨之中。
明眼人看得出这是对历史故事“荆轲刺秦王”的一次大改，甚至可以说是反转。荆轲答应了燕太子丹，就一定要杀了秦王政，奈何身死事败，挡不住历史的滚滚潮流。而《英雄》里的刺客，不杀秦王的直接原因却是为了“天下”，刺客认为一统天下更有利于止战安民，而秦王是一个有能力一统的君主，所以他宁愿一死而不杀秦王政。
批判《英雄》者，认为张艺谋的处理是在给集权暴政唱颂歌，将“一统”作为侠的最高价值取向，却忽略了侠的为民、行仁一面。但换个角度来看，尽管张艺谋的处理方式存在问题，《英雄》中的刺客，和《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的诉求，又是多么相似？他们都在追求侠客为天下、为国家和谐而奋斗，为此不惜牺牲自我利益。
可悖论是——大一统的天下，统治者要诛杀武侠。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侠客被政府视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他们的面貌也不像武侠小说中那么正面。颜师古说:“侠之言挟也,以权力侠辅人也。”不少任侠却凭借力量鱼肉乡里、枉顾法纪，甚至做起了一方恶霸，成为中央官员们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所以，侠这个群体，由于它宣扬个人意识、轻生死重然诺，且有意做政府之外的公义“仲裁者”，天然就与专制统治有对抗的一面。让侠来成就专制的胜利，不免违和。
《天龙八部》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1999-03-01
当武侠还是刺客，他们不为国
《墨子·经上》说：“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而侠，“俜也”，即放任和气力之意。最早的武侠已不可考，但这个群体被史书大量记载，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到汉代达到一个高点，《史记》有《游侠列传》，《汉书》也记载了任侠的事迹。
重然诺、守信义、轻生死是侠的特点。《游侠列传序》道：“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刺客列传》提及的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他们正是重然诺，轻生死的代表。如刘明珠语：“朝廷追杀之人，如果游侠认为是不公正的，就会救人之急，把他藏匿起来，再尽量设法扭转局面使这人转危为安。这种行为延续了“乱法犯禁”的传统。统治者的是非判断并不能影响游侠的价值观，如果统治者不义，被冤屈的人幸好还有求救于游侠这一条路可走。”
而在春秋战国的乱世，侠更多以刺客或食客的面貌出现，不同于“侠之大者”的解释，他们做的事却恰恰是目无国家无君父的体现，谁令他们引以为知己，可以为之托付，他们就愿意为谁卖命，比较有名的便是专诸、要离、聂政、豫让、荆轲。比起“为国为民”，“士为知己者死”更符合他们的理念。而这一时期任侠的气质，可谓慷慨悲歌，任性用情。故而任侠多出于燕赵，《管子》记载“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死。”而邯郸城的人“相聚游戏，悲歌慷慨”。
最初的武侠不为国，国家这个词被发扬光大乃至成为一种价值取向，与大一统王朝的推动密不可分。陈子昂《感遇》诗之三五：“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越来越多士人要建功立业实现抱负，就不得不依附国家共同体，服膺个体为国家服务的价值取向，于是，就连处江湖之远的武侠也渐渐被这种价值取向吸附。其实，与其说这就是武侠的理念，不如说它代表了书写武侠者的价值取向，而书写武侠的人，多为知识分子。
《刀背藏身》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3-7
属于武侠的“小时代”
邓晓芒说：“ 20 世纪80-90 年代，中国读书界几乎都是刚刚引进的港台武侠小说的天下。”那时候的武侠是怎样的呢？他解释道：“那些侠客和义士个个身怀绝技，敢作敢当，扶危救困，义薄云天，在江湖之上来去自由，恩仇必报。但唯一的缺点就是：不现实。武侠小说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武侠影视，凭借夸张、渲染、编造和特技，创造出来的是一个似幻似真的神话世界。中国古代神话不发达，且大都失传；而武侠小说就代替了神话的位置，成为了成人的童话。”
让武侠成为半人半神式的人物，是八九十年代武侠小说、武侠片的主旋律。在这些作品中，武侠是正义的裁判、是社会秩序的守护者，也是百姓的救命人。
但近些年的武侠片精神有了微妙的转折。反映大侠精神的片子没有断，可与此同时，一批转而关注“个体”生存的武侠片浮出水面，他们热衷于探讨一个人如何夹缝中求生存，尝试将家国情怀从侠的身上卸下，而让侠更多接触原本看起来卑微而苟且的事情，侠的行动目的，不再是为了拯救天下、牺牲为国，而是去生活，去保全自己。这是一种观念的分歧。一边，是侠在人的头上；另一边，先成人，再为侠。
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路阳的《绣春刀》系列。沈炼、卢剑星、靳一川、丁白缨、裴纶等人，都已经不是半人半神式的大侠，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外人眼里只是朝廷的鹰犬，甚至东厂的附逆，而他们的武功相比郭靖、萧峰们也完全退化，一切招式都在物理可解释的范畴内，不像降龙十八掌、乾坤大挪移、九阴真经这些武功，根本只能在虚幻世界中才能出现。
沈炼是个小人物，就像电影中北斋画里的蝈蝈，沈炼看到那副蝈蝈面对凶悍的黑公鸡的画，他看到了自己。如路阳所说：“他可能甚至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蝈蝈是他，但是他能明白画里一个很弱小的生命面对强大的力量时的那种光彩，他被那种光彩所吸引。以至于到最后他觉醒，他才明白自己就是那只蝈蝈，原来自己是被这个东西吸引着。”
但这个小人物身上承载了任侠精神。沈炼是一个一诺千金的人，他珍惜朋友和对朋友而言重要的东西。所以，他爱上了北斋，就要护她到底，乃至往后也护了与北斋有重要关系的妙彤；他的朋友是殷澄，他对朋友的自杀充满愧疚，就一定要救裴纶的命，因为裴纶说过殷澄是他唯一的朋友；他不杀陆文昭，一是觉得陆这样死不值得，二是陆做他上司时，也曾替他遮风挡雨。
在日常生活中，沈炼也有他现实，或者说世故的一面。当锦衣卫，他也想晋身，为了晋身，也不介意用点小手段，比如行贿，比如抢功。可是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沈炼的任侠精神终归会战胜追求利己的一面。
无独有偶，尔冬升翻拍的《三少爷的剑》，也具有相似的精神。古龙的作品本身就很肆意，他的侠可爱中还有一丝邪气，也许没有大格局大情怀，却秉持着“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像《三少爷的剑》，古龙就是想写一些可爱的人，想写人性的复杂和多面。“因为他们敢爱敢恨，敢哭敢笑，因为他们讲义气、有原则。”
《三少爷的剑》
出版社: 珠海出版社
出版年: 2005-8
《绣春刀》系列迎合了近年来武侠片的趋势：放弃金庸、古龙式的奇绝武功招式，追求一切动作合理化；放弃刻画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拯救天下苍生于水火的大侠，着力刻画在时代乱局中小心求生的任侠；尽量淡化成全集体牺牲个人的意识，尽量还原一个个“人”的具体价值。而这个趋势，从金庸写《鹿鼎记》时已经开始，只是在如今被发扬光大。
徐皓峰也是这个趋势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一位小说家，拍电影。《师父》、《国士》、《刀背藏身》、《倭寇的踪迹》、《民国刺客柳白猿》和《柳白猿别传》等，大部分都已经改编为电影，且收获较好口碑。
徐皓峰的武侠片风格，用他自己的话讲，他的武侠是打得有理、打得漂亮，但武打只是呈现武侠生活状态的一种方式，他要写的，是一位有任侠精神的人如何周旋人情世故，经营自己的一方田地。
以《师父》为例。这部作品讲述了一位南方武师希望北上津门实现抱负，却最终选择离开的故事。陈识本可以按照武林的潜规矩，以自己亲自言传身教的徒弟为弃子，如愿在津门打出名堂后开办武馆，他一开始也是这么做的，可他终归发现自己做不到冷眼看待徒弟之死，而津门武林的规矩在军阀的武力面前不堪一击的事实让他开始重新反思自己和那个“武林”。
《师父》是徐皓峰比较成熟的一部作品，彼时，他的风格已经很有辨识度，以至于哪怕遮住作者的名字，光凭文字，忠实的读者都能猜出是徐皓峰的作品。在他的作品里，武侠都很平凡，都关心一般人关心的事情，而江湖也不是孤立的，江湖就在时代中，武侠也无法脱离时代，比如《师父》里的武师们，他们的行为离不开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不是简简单单比比武、喝喝酒，打出名堂、抱得美人、浪迹天涯不是他们的归宿，他们还要在这人间世小心地经营自己的生活。
对这些作品具有超越气质的是王家卫的《一代宗师》。“叶里藏花一度，梦里踏雪几回。”梦境般的叙事中，道尽侠在乱世中的苍凉温存。不再执着于牺牲自己奉献家国，或逃避家国但求自保，而是一边恪守心中的道，一边好好生活。于是王家卫会借人物之口说：“在我40岁之前，未曾见过什么“高山”，没想到人生最难翻越的，是生活。”
如果说郭靖和萧峰所在的武侠世界，是一个大时代的写照，那么今天的武侠世界，某种意义上在走向“小时代”。大小并不以领土疆域而定，而是某一时期内武侠形象的共同倾向和理想诉诸方式。在大时代里，武侠希望大家成为“侠之大者”，从个体演变为集体的精神象征，他们的武功玄幻奇绝，飞天遁地无所不能，是“超人”般的存在。而在小时代，武侠被人情世故缠绕，所思所想常常反映出个体的局限性，他们从家国叙事中退场，转而关注自身与那些生活中的边缘人。
于是，我们在大荧幕中看到越来越多“平凡”的武侠，看到沈炼冲冠一怒为红颜，生死却逃不过大人物的裁决；看到津门武林拼尽全力，敌不过军阀的长枪短炮；看到叶问沉浮半生，时代却已不属于武侠。
温瑞安在第23届香港书展的话可作为武侠小时代的注脚：
“除了武侠小说里，金庸说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点我要说几句话，其实现在我们要为国为民就能为国为民吗？我们有这份心，为国为民，但得国为民要坐上高位，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得圆满。我希望年轻人不要一开始就为国为民，这样很幸苦很累，就不是雷人了，而变成累人了。能不能先写一些“侠之小者，为友为邻”。 ”
温瑞安的态度，暗合了这个时代武侠片创作者的集体心态。毕竟，侠之大者已经被金庸演绎到极致了，后人再摆弄，终归有窠臼之感，不如另辟蹊径，再造自己的天地。
于是，神话回归现实，武侠藏身日常。好在侠气仍在，点一盏灯，喝一杯酒，我酒浇我剑，凭栏见月明。武侠一直在变，而侠气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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