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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德，号天水先生，海阳(今潮安)人，生卒年未可考。或推断为唐朝天宝年间出世，或估计是唐朝大历年间诞生。赵德与宋代许申、张夑、刘允、林巽、王大宝、卢桐、吴复古并称潮州“唐宋八贤”。赵德居首，且是唯一一名唐代名贤。赵德之所以为贤，主要在于他兴文立教，开启潮州文明，对古代潮州文明开化作出极其重要的作用。
学识渊博，深得韩愈器重
赵德自小饱读《四书》《五经》，受过儒家正统教育，是一个有学识，有修养，有才干的俊彦。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任刑部侍郎的韩愈，因谏迎佛骨，触怒宪宗，被贬到潮州当刺史。作为一代文豪的韩愈，深感南蛮之地的潮州文化较为落后，倍觉开启潮州文明的重任，但没有当地人特别是文人的辅助，是难以成功的，更甚的是，文化教育是千秋功业，潮州文明的永续需要一代代文化人的有效传承和不懈努力，因而需要培养能为潮州播下文明种子的文化名人。无疑地，寻找潮州当地文人，特别是才学高深的文化名人的协作，对韩愈完成开启潮州文明大业是十分重要的。赵德作为一个饱学儒家经典之士，自然成为韩愈的座上宾。在韩愈接触后，赵德以渊博的学识，卓有气节的文章，得到韩愈的充分赏识和器重，被韩愈当作一位心气平和，品格高尚的人，一位通晓《诗经》《尚书》的大贤人。
我迁于揭阳，君先揭阳居。
揭阳去京华，其里万有余。
不谓小郭中，有子可与娱。
心平而行高，两通诗而书。
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
及我迁宜春，意欲携以俱。
从以上这首诗中可以看出，韩愈在远离京城之后，在潮州这小郭中能与学识渊博的赵德结识，感到万分高兴的心情，足见韩愈对赵德的敬重。于是，赵德被韩愈视为知己，互相敬重，交往甚密。
韩愈在潮仅八个月，在调任袁州之时，还想携带赵德同往。赵德明知会更有前途，但他深感完成韩愈未竟之业，发展家乡文化教育事业的重任，乃婉言辞谢。韩愈深为赵德关爱桑梓的真诚所感动，写下《别赵子》一诗相赠。
摆头笑且言：我岂不足欤?
又奚为于北，往来以纷如?
海中诸山中，幽子颇不无。
相期风涛观，已久不可渝。
又尝疑龙虾，果谁雄牙须?
蚌赢鱼鳖虫，瞿瞿以狙狙。
识一已忘十，大同细自殊。
欲一穷究之，时岁屡谢除。
今子南且北，岂非亦有图？
人心未尝同，不可一理区。
宜各从所务，未用相贤愚。
对韩愈的盛情邀请，赵德所作的答复是：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吗？我又何必奔波于南北之间，自寻烦恼呢？我早已与海岛中诸多隐士相约同观风涛，不可失信。还有，龙与虾究竟谁的牙和须更长些；海中物类繁多，无法一一辨识，只知它们互相窥伺，纷争不已。大同而小异呵，很想一一研探清楚，但岁月流逝，不易遂愿。现在，你韩先生要北上，岂不是已另有所就了吗？人各有志，随意行事好了，不必拘泥于同一道理，不必计较谁贤谁愚而争论不休。
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赵德对韩愈的盛情邀请予以谢绝，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要把毕生的精力放在发展家乡文化教育事业上。这可以看出，赵德不仅学识高深，而且有一种浓重的家乡情结，有一颗致力发展家乡文化教育事业的赤诚爱心，具有远大志向和人生追求的高尚人格。明代著名状元林大钦在《潮州八贤》文中，称赞赵德“卓然有信，不为时俗所移，其天资可谓刚直不群”，的确是见地十分。
主持潮州学政，兴文立教
由于学识渊博而得到韩愈的器重，赵德受韩愈举荐，代理海阳县尉，任州衙推官，专门主持潮州学政，以督导生徒，以兴和乐孝悌之风。韩愈离潮后，赵德为报韩愈知遇之恩，完韩愈未竟之业，继续倡儒宗孔，陶范潮风。这正是韩愈治潮仅8个月而倡学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效的原因所在。就仅有的资料看，赵德在潮州兴文立教，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㈠创办乡校，发展教育事业
赵德身为县尉，主持学政，他十分仔细并充分开发利用这一权力资源，积极兴办学堂，振兴州学。由于积极实践兴学立教，此后守潮良吏，纷纷以为榜样，于是潮州各地，“庠序大兴，教养日盛”。苏轼所谓“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虽是在赞美韩愈倡学之功，但却显然反映出赵德主持学政，恢复乡校，振兴州学的业绩。把赵德的名字与韩愈联系起来，是对赵德辅助韩愈发展潮州文化贡献的充分肯定。对此，潮汕“明清十杰”之一的林熙春做了十分中肯的评价：韩愈载道而南，起用赵德为师，是“一时偶合，倾动千载”。
㈡大力推行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是韩愈与柳宗元等倡导的一场文化运动。作为古文运动的主将，韩愈提倡古文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复兴道统，恢复儒家所提倡的政治伦理秩序。古文运动不仅使唐代文学得到发展，特别是诗歌的内容更加丰富，艺术风格更加新颖，而且对唐代中央集权的巩固， 社会的安定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韩愈倡导的古文未得到社会普遍认可，甚至好友和上司宰相裴鸦严厉批评他“以文为戏”，但僻处边隅的赵德却极力赞许并不遗余力地推行。赵德为推行韩之兴文主张且为扩大韩之影响不遗余力，开尊韩重教之风气，功不可没。作为宰相级官员的常衮早于韩愈整整40年，兴学课士于潮，其功不可谓不大，但论及者少，原因就在于缺少赵德这样的得力助手，成效自然也不及韩愈。
㈢编撰了启蒙读物《三字经》
编撰了启蒙读物《三字经》，以大振潮州文化，促进潮人风化，是赵德辅助韩愈，兴文立教的又一重大举措。据明代《东里志》记载：“唐宪宗十四年，贬刑部侍郎韩愈为潮州刺史”，“公命赵德为师，乃作《三字经》，以使初学诵习。至今东里童雅，初就塾师者，必诵之”。该书能对儒家经典的精髓进行高度的概括，具有言简意赅，易诵便记的特点。初学者只要经塾师一点拔，就可获得当时的儒家学说的一般知识并受到教育，为进一步深造打下良好基础。赵德编撰的《三字经》使儒家经典学说在潮汕地区得到普及和推广，并且长传不衰，对潮汕地区甚至是全国的影响非常深远。
正是由于有赵德的主持，使得潮州荒废100多年的州学得到蓬勃的发展，赵德这样积极实践兴学立教，为以后潮州各地“庠序大兴，教养日盛”局面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潮人为表示对赵德兴学立教的感戴，从宋代到清代，从官学到私学，多为其配祀韩庙，甚至为其单独立祠。
编撰《昌黎文录》
弘扬韩愈思想
由于对赵德的充分信任，韩愈临别时把平生所写75篇文章赠给赵德，赵德得以饱读韩愈的文章，并收录了75篇，编成六卷集《昌黎文录》，这是韩文被编辑成集的第一部。赵德还亲自为其撰写了《昌黎文集序》。在这篇序言中，他称誉韩愈是“圣人之徒”，“所履之道”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所授受，佛道异端之言是不能干扰其思想，进入其文章的。并推崇备至地说，“其文高出，与古之遗文不相上下”，“以是光于今，大于后，金石憔铄，斯文灿然，德行道学，又庶几乎古”，所以在茅屋中，“手持目览，饥食渴饮，沛然满饱”。《昌黎文录》的编辑成集，成为潮人学习儒学的教科书，有力地推动潮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由于这些文章是赵德直接承受于韩愈，所以更成为后人编撰韩文公文集和研究韩学的最为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其积极意义则远远超越潮州一地，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可以说，这是赵德对潮州文化、中国文化的又一重要贡献。
除此之外，赵德还积极弘扬韩愈的思想，特别是韩愈的教育思想。韩愈强调：“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这些教育思想，赵德都予以极力宣扬，从而使韩愈的教育思想在潮州地区得以源远流长地传播。
总之，尽管赵德留给后人研究的史料极其有限，但我们仍可以通过这些有限的史料窥视赵德文化成就灿然的一生——他学识渊博，深得韩愈器重，成为韩愈开启潮州文明的得力助手；他主持潮州学政，编写《三字经》，完韩愈未竟之业，继续倡儒宗孔，陶范潮风；他编撰《昌黎文录》，弘扬韩愈思想，不遗余力地发展家乡文化教育事业，推动潮人的文明开化……赵德实为潮学之宗，被一些学者尊称为“天水先生”。赵德也成为潮汕地区历史上第一位见于史载的有文行之士，被后人列为潮州唐宋八贤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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