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報·大河客戶端記者 張叢博
中原地區最早發生的瘟疫，是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現在已經無從考證了，但3000多年前中國最早的文字殷墟甲骨文，就已經有了瘟疫的記載。
河南大學教授王立群在河大“開學第一課”分享《歷史視角看瘟疫》時說，甲骨文中有“蟲、蠱、瘧疾、疾年”這些文字的記載，特別是“癘”字，“就是把疾病的‘病’，裡邊的甲乙丙丁的‘丙’去掉，換上一個百千萬的‘萬’。這個字在中國古代文字學中間，是指瘟疫的”。“癘”字還出現在了《尚書》《山海經》《左傳》中。
《山海經》其卷五《中山經·中次四經》，對於瘟疫的描繪有著傳奇色彩：“又東二百里，曰太山，上多金玉、楨木。有獸焉，其狀如牛而白首， 一目而蛇尾，其名曰蜚，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天下大疫。”可見，當時人們對瘟疫的發生原因並不明晰。
山海經
◆東漢大疫洛陽為重災區，“建安七子”一朝凋零
古代關於瘟疫留下記載最多的，是從漢朝開始。根據《漢書》《後漢書》的記載，兩漢僅中原地區就爆發瘟疫20次，平均下來，每22年中原就爆發一次瘟疫，頻率之高，可見一斑。而東漢更是多大疫，洛陽則是重災區，史料上有記載的東漢洛陽瘟疫就有16次之多。
為何是洛陽頻發瘟疫呢?有說法稱，洛陽作為帝都，繁華無比，西域東瀛北狄南蠻都會來洛陽朝貢貿易，人多了病毒來源廣了，而病毒跨省甚至跨國到洛陽，洛陽人沒有抗體自然容易染病。
歷史學家許倬雲在《萬古江河》中寫道：“1世紀末出現的大疫，死人無數，其來源可能是西邊絲綢之路上的軍隊將疾病帶入中國。同一時期，羅馬也有安東尼大疫，也是由在東邊與安息作戰後回去的軍隊將疾病帶入環地中海地區。一東一西，兩大疾疫，是否為同一病症，難以考證。”當然，頻繁戰亂造成大量百姓亡逝，大興土木造成的生態破壞，也應是瘟疫流行的重要原因。
東漢大疫不斷，南陽張仲景著就了《傷寒雜病論》，為中國醫學史上劃時代的作品，張仲景也被尊為醫聖。《傷寒雜病論》中有這樣的描述：“餘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來，猶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傷寒十居其七。”可見，當時瘟疫影響之廣，破壞之大。
建安七子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中原地區再次被一場瘟疫席捲。曹操的愛子曹植在《說疫氣》這樣描述道“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
享譽文學史的“建安七子”便是在這次瘟疫中，慘遭“團滅”。除了孔融和阮瑀是在此之前離世外，其他五位詩人均未逃離瘟疫的魔爪，陳琳、劉楨、徐幹、應瑒死在河北，王粲死在安徽。
“建安七子”一朝凋零，令人傷感。曹丕在《與朝歌令吳質書》中難掩悲慟，“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
◆唐朝杜甫多次染疫，表兄逝於瘟疫成他一生之痛
到了唐代，瘟疫依舊未能放過洛陽。生於鞏義的杜甫，幼年母親去世，開元二年(公元714年)，杜甫被寄養在位於洛陽建春門內的姑母家中。不僅姑母對他疼愛有加，表兄也與杜甫作伴玩耍，一家人其樂融融。
不料，時疫突然橫行洛陽，杜甫與表兄雙雙染病。姑母尋方問藥，心急如焚，後來有巫醫指點，靠房柱東南側睡覺就可能痊癒。姑母念及侄子可憐，便將原本睡在房柱東南側的兒子與杜甫調換。時隔不久，杜甫奇蹟般地痊癒，而姑母的親生兒子卻在瘟疫中不幸死去。
成年後的杜甫，在《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碑》一文中憶及此事，悲泣難已：“甫昔臥病於我諸姑，姑之子又病間，女巫至，曰：“處楹之東南隅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我是用存，而姑之子卒，後乃知之於走使。甫常有說於人，客將出涕感者久之，相與定諡曰義。”
杜甫
杜甫生活的中唐，瘟疫較為頻繁。後來，杜甫還曾患間日瘧(瘧疾的一種)，每隔一天就發作一次。苦不堪言的他作詩道：“三年猶瘧疾，一鬼不消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不僅如此，在他流落同谷縣時，妻兒也染病，求醫無果之際，杜甫汲取泉水煮藥給兒子喝，竟然痊癒。現在來看，其子所染瘟疫很可能是通過水源傳播。
在唐朝，瘧疾、痢疾等傳染病是普通老百姓的高發疾病。唐永淳元年(682年)，唐朝關中地區爆發大瘟疫，從陝西到洛陽，死於瘟疫的人不可勝數，死者枕籍於路。武則天時期，朝廷還設專使管理疫情的變化。唐朝，還在佛教寺院設立“病坊”用於隔離病人，內有僧人為患者治病。
從韓愈的《譴瘧鬼》中，還能一窺當時驅邪避鬼消除瘟疫的方法：“醫師加百毒，燻灌無停機。灸師施艾炷，酷若獵火圍。詛師毒口牙，舌作霹靂飛。符師弄刀筆，丹墨交橫揮。”由此可見，當時是醫巫並用，既有醫師用中草藥，也有巫師用咒語桃符。
◆《水滸傳》以開封瘟疫開場，實為元末瘟疫“移花接木”
許多民間防治瘟疫的習俗世代流傳。宋朝時，民間還相信，過年時喝一種屠蘇酒，對人有益，可以驅除瘟疫。曾在汝州任職的蘇軾弟弟蘇轍，就寫過《除日》：“年年最後飲屠酥，不覺年來七十餘。十二春秋新罷講，五千道德適親書。木經霜雪根無蠹，船出風波載本虛。自怪多年客箕潁，每因吾黨賦歸歟。”
關於宋朝瘟疫，許多人印象最深的是，四大名著之一《水滸傳》由瘟疫開篇，引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降臨凡間”。其引首寫到：“嘉佑三年上春間，天下瘟疫盛行。自江南直至兩京，無一處人民不染此症。天下各州各府，雪片也似申奏將來。且說東京城裡城外，軍民無其大半。開封府主包待制，親將惠民和濟局方，自出俸資……不因此事，如何教三十六員天罡，下臨凡世，七十二座地煞，降在人間。鬨動宋國乾坤，鬧遍趙家社稷。”說的是，汴京開封軍隊和百姓傷亡大半，開封府尹包拯捐出自己的俸祿，開藥救治感染的民眾，可惜救治不住，疫情愈演愈烈。
水滸英雄圖
事實上，宋仁宗嘉佑三年並無大瘟疫，《水滸傳》裡的這場瘟疫可以說是作者施耐庵的虛構。不過，分析施耐庵的生平，他應該經歷過1331年的元末大瘟疫，瘟疫席捲中原大地，連元大都也未能倖免。時逢元末大亂，他將自己親歷的大瘟疫，移花接木挪到宋代，倒有可能。
“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明朝詩人于謙，以一首《石灰吟》留名青史。很多人不知道，于謙還曾和延津結下過不解之緣。
于謙在河南、山西巡撫期間，體察民情，減負濟困，深受百姓愛戴。由於水、旱、瘟疫、蝗災連年不斷，給延津及周邊人民帶來了無窮的禍患。于謙曾多次來到延津縣查看民情災情，並寫下一首五言詩《延津縣》：縣治蕭條甚，疲民疫病多。可憐官失職，況是歲傷和。空廩全無積，荒田更起科。撫安才智短，獨立奈愁何。
在這首詩中，于謙直言，延津縣“疲民疫病多”，與當地官員“失職”“才智短”有很大的關係。看來，自古至今，防控疫情都對地方官的一次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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