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鵝嶺，四十年前的“茶道”
在中國，茶居開門七件事之末，可見茶非日常生存的剛性需求，但畢竟進入了俗語，也就足證喝茶已是深入民間底層的第一休閒消費。
往前追溯四十年，渝中區那時不稱渝中區，而是市中區，鵝嶺正街卻還是叫這個名字，有個“利民茶館”，對於當時才剛剛小學一年級的我來說，是一個和茶關連並不緊密的存在。說到底，對於一個幾歲的孩子來講，茶味澀苦，並不是心目中能夠存念的飲料。之所以能夠在童年就對一個茶館如此熟悉，實在的理由只有一個：爺爺要去。
原本跟著父母遠在東北，婆婆去逝，我便被送回來陪伴孤身一人的爺爺，所以儘管當時才6歲多，卻也心智早熟，存了一個照顧老人的親情擔當。每天放學回家就守著爺爺，當然爺爺可能覺得其實是他守著我。做作業、吃飯，然後上利民茶館，這就是我的放學三部曲。
我家當時住在市中區上徐家坡18號，一個坡也分上下，當然是山城地名的特色，然而上徐家坡仍然不是這座山的最高處，所以要描述位於鵝嶺正街的利民茶館，印象中還有一條曲折往上行的石板步梯。所有的青石板路，在今日看來是情懷是詩意，可於斯時，卻是連昏暗路燈都沒有一盞，全靠手電筒照明的一條普通步道。石板步梯約50餘步，往往人未行至，已聞茶館喧囂。這個時候就可以關掉手電筒，藉著茶館大支電燈泡透出的光亮，加緊幾步，把自己的整個身心全部投入進去。
其實並沒有什麼好茶，服務員從來是見客就上一個蓋碗，沱茶或花茶，價格統一，沒有什麼點茶這些麻煩。我有時候也有一碗，假如那幾天是爺爺剛剛領了退休工資，更有瓜子花生豐富這個夜晚。好在我並不是來喝茶的，可能爺爺也不是，畢竟家裡也有茶。利民茶館的吸引力，大約還是評書連講，以及隨時隨地用以佐茶的龍門陣。
那個時候真沒啥娛樂，一個茶館二十多張方桌每天都是滿坑滿座，我最佩服那幾個說書人，沒有麥克風，一方驚堂木在面前的條桌上拍來拍去也驚不了誰，但他們似乎也沒有怎麼聲嘶力竭，卻也能把每一個字傳入我的耳朵。聽評書我是專注的，既不喜歡喝茶，也跟那些成年人沒啥可說，說書人一張嘴擺出來的封神三國水滸西遊偶爾也有重慶地方掌故，構成我每天茶館兩個多小時唯一的內容。至今我仍然記得每一個說書人的樣子，以至於臺上一換人，我就能知道今天會聽哪部書。反反覆覆的聽得熟了，也就沒了對懸念的盼望，年紀挺小就學會隨遇而安。評書中臉譜化的仗義，積累成幼時的我在心目中英雄當有的形象，直至中年，遇事對人，還多少會左右我的判斷。
從七歲到十一歲，喝茶聽書整整四年，隨著爺爺去逝才嘎然而止。在那之後，我並沒有覺得若有所失，畢竟進出茶館，於我一個幾歲的孩子而言，本是一種被動的跟隨。但是有一種極為神秘的印象幾十年來都無法打破：那個茶館，白天和晚上完全是不一樣的。
要進茶館得從正街主幹道側下十幾步階梯，也就是說它建築於大馬路下一層的一塊平坡地，白天看上去，利民茶館就是一座普通的磚混平房，頂鋪青瓦，蛛絲結梁，中餐和晚餐時還賣些豆花飯，所以它其實是一屋兩用的。白天進去，一般是不開燈的，反而顯得比晚間昏暗，青白的日光從窗戶射進去，那些木頭方桌和板凳紋理粗糙得簡直淒涼，水泥地板則一下顯得堅硬冷冽，假如要在這兒用餐，往往是迅速扒幾口飯就令人急於離去。然則到得晚間，茶館迴歸茶館的時候，我從來沒有一個對它是一棟建築的認識。
晚間的利民茶館，就是一個射出燈光的門洞，以及踏進門洞後，有幾個巨大的水泥立柱，裡面人頭攢動，香菸茶氣繚繞，燈光被人影晃悠，聽不清誰在說什麼卻又知道人人在說，僅評書藝人一個人的話能聽清的一個混沌所在。方桌還是那些方桌，板凳還是那些板凳，地板還是那個地板，但與白天不同，它們都柔和了許多，不管有沒有被茶水洇溼，都如同有了年份的包漿，在人聲的嘈嘈切切中，露出些非生命體欲言又不得不止的動態色彩。以至於後來我讀《聊齋》，往往引發對這個茶館不同的白天和晚上的聯想。
或者就是在那些時日，我就隱約覺得茶這個東西就是一種生活方式的引子，喝茶從來不為喝茶，喝茶是為了有理由製造一種人們喜歡的場景和氛圍。後來“茶道”一說流行開來，卻為一種士大夫化的飲茶方式所壟斷，似乎茶之道就僅僅意味著雅室精器焚香悟道。然而在我的認知中，這是茶道的一種表現方式，卻遠遠不是全部內涵，因為在茶的國度裡，還有一個更為廣闊的“民間”，正如差不多存於四十年前的利民茶館能夠在相當長的一段時光中成為一個片區部分居民的核心“夜場”，當然亦有其道。
轉眼四十年，足夠把一個人從懵懂錘鍊成熟，對於茶，當然也從無明到懂得細品。逆境裡有茶，是在苦澀轉甘的過程中自我修善；順境裡有茶，是在怡情養性時滲入對自己內省。茶的味道，為某些人不喜，或就在於它意味著自律，對於孩子，它不若果汁酸甜爽口；對於成人，它不若醇酒入口則醺。茶味的層次太多，意味也就無窮。現在想來，我其實是在一個還不能夠懂茶的年齡就步入了一個由茶聚合的成人世界。民間底層的茶館與酒肆一樣都不優雅，但卻毫不放縱，或許這就是茶最大的道，無論精粗，它意味著清醒。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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