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女房東捉了奸以後，楊新海沒辦法再在這裡住下去了。他轉移到了侯馬市，仍然幹些小生意餬口，但在一次賣桃子時，他再一次遇到了傷心的事。
那天早上，楊新海以5角錢一斤的價格販了35斤桃子，當時的市場零售價可以賣到7角錢一斤。楊新海走街串巷剛剛賣出去5斤，迎面來了一隊年輕人要買桃子。這夥人看上去也是從鄉下來城裡打工的，但由於他們結夥成群，好像長著群膽，說話非常粗魯，張口就說把一筐桃子全買下，七嘴八舌地問價格，然後不等楊新海還價，其中一個說："得了，我們也不虧待你，都掏掏兜裡的錢，有多少算多少吧。"於是，一夥人都裝著翻各人的口袋，結果總共找出了11.2元錢，往楊新海手裡一塞說："就有這麼多錢，把桃子倒給我們吧。"楊新海說："錢太少，不賣，不能賣！"但抗不住他們人多勢眾，一眨眼的工夫，一筐桃子全部被他們拿光了。
楊新海眼看一夥人一邊吃著桃子，一邊高興得笑著叫著、打鬧著離他而去，他蹲在路邊好半天沒有起來。他在心裡默默地算了一筆賬：今天的生意，不但沒有賺到錢，還賠進去幾塊錢，按當時一天4元錢伙食費計算，算是賠進去了兩天的吃飯錢。為什麼世上有這麼多不公平的事？為什麼我總是處處受人欺負？難道我為了生存做小生意就低人一等？
這次打擊使楊新海做小生意的熱情一落千丈，他決定不再做小生意，仍然去找活兒幹。那幾個佔了楊新海小便宜的買桃人也許早就把這檔子事給忘記了，但是，他們給楊新海造成的心理創傷卻無法彌補。如果不是那幾個工友欺負了他，他仍然沿著做小生意的路走下去，也許他的人生路會是另一個樣子，但由於這次打擊，加快了楊新海走上犯罪道路的步伐。
這年秋天，楊新海又回到臨汾市，先在一個建築工地打預製板，隨後，又到郊區農村幫人挖小渠。到了冬天，外邊沒活兒乾的時候，他在原種場找到了一份雜活幹，每月管吃還發給36元工資。他覺得，能在這裡穩定地幹下去也挺好，但過了春節，原種場裡沒有雜活幹了，又把楊新海給辭了。
重新失業的楊新海再次感到自己像根浮萍草一樣沒有著落。他背起小鋪蓋捲兒，躺在火車站的候車室裡，盤算著下一步該怎麼辦？他發現候車室的一角，貼著一則油漆工招生廣告，便湊上前去仔細看。這則廣告是鄭州市某油漆學校張貼的，廣告上載明：如果不願意交學費，可以以工代學。楊新海捏了捏自己的衣袋，裡面裝著兩個月72元的工資，還有原先做小生意賺下的一點錢，總共也就200多元，足夠到鄭州去學刷油漆的。楊新海便登上了開往鄭州的火車。
楊新海到油漆學校報到以後才知道，這裡是一個傢俱加工廠，雖然不收學費，但也基本不教油漆技術，學徒工只是跟著老闆做沙發，偶爾讓到油漆傢俱的地方看一眼，實際上是為老闆免費打工。楊新海在這裡幹了一個多月，工錢沒拿到一分，還搭進去100多元伙食費。他不願意再在這裡幹這樣賠本的買賣，於是，趁人不注意的工夫，不辭而別。
楊新海重新來到火車站，搭上開往山西太原的火車。到太原下了火車，到哪裡去找活幹呢？他看到城市裡有不少建築工地，覺得這些地方一定需要人手，就揹著鋪蓋捲兒專往建築工地轉悠，見了工地上管事的人就問有沒有活兒幹？傍晚，他來到一個工地，工頭看了看他，雖然個頭兒不高，但人年輕，也還算結實，於是答應他留下來做飯。
在施工隊裡做飯，活兒不算很累，也能吃得飽，又不經受風吹日曬，對於經過了兩年多四處奔波的楊新海來說，能找到這樣一份工作，他很滿足。這個施工隊在太原包了好幾個工地的活兒，所以楊新海在這裡一干就是一年多。
一年多以後，施工隊的活兒幹完了，所有僱來的民工都先後離開了，施工隊的食堂也就停了。這時，楊新海本該堂堂正正地離開，但是，工頭卻不給他發工錢，楊新海一氣之下，把食堂裡的一個鋁盆偷拿出去賣了13塊錢。工頭髮現以後，馬上報告了派出所，從此，楊新海的麻煩開始了，派出所不但追回了賣鋁盆的13塊錢，還在違法犯罪的檔案裡給他記上了一筆，他的惡魔生涯也就從這一個鋁盆上開始了。
雖然此時一個鋁盆還不能使他成為惡魔，只不過是他"自我維權"的一種無奈，但是我們不能不看到，工頭欠他一年的工錢根本無人過問，而工頭對他的掠奪搶劫卻遠遠超過幾百個鋁盆。可是，一旦工頭告他偷盜了一個鋁盆，就立刻有執法的警察來管他了，難道這種事不寓意為一種社會公平的缺失嗎？當然，社會公平的缺失並不必然使一個人變成惡魔，但楊新海之所以一步步淪落為惡魔，卻不能不與這些不公平有關係。楊新海的惡魔生涯還顯示出，當"一個鋁盆"出現時，我們這個社會並沒有一個更好的矯正機制去實現真正的公平，否則，這個惡魔也許就不能生成。
有研究犯罪的學者說，世界上沒有天生的職業犯罪者。楊新海也是如此，當17歲的他輟學後想到的是靠自己的勞動養活自己。他先後到煤礦、磚廠、建築工地打工，但他付出了勞動卻經常不能獲得相應的報酬。他也曾想靠做小生意賺錢來養活自己，但在做生意時又屢次受人欺負。他也看到有些人靠不正當的手段發了財，而自己只是為了洩私憤，偷偷地把食堂的一個大鋁盆"拿出去"賣了，就惹來了一系列的麻煩。從此，楊新海認為既然靠正常的勞動維持不了生計，那就"只好"走靠偷、靠搶為生的犯罪道路。
楊新海出手乾的第一件偷盜的事，是在太原市偷盜一輛沒有上鎖的自行車，這也是他長期觀察踩點後才出手的。他看到城裡人們往往把自行車隨便往外面一扔，又沒有專人看管，有的破舊一點兒的自行車根本就不上鎖，順手推走就像推自家的自行車那麼容易、方便，一點兒危險也沒有。這輛自行車他賣了不到30元錢，事後他感到，偷破舊自行車容易是容易，但太不值錢，於是他就研究開自行車鎖的辦法。研究通了開車鎖的方法，就可以偷新的、比較值錢的自行車。偷了幾次自行車之後，他又感到偷自行車太難出手，弄不好去賣時還會出危險，而且自行車老是賣不上好價錢。他又打起了別的主意。後來楊新海開始拾破爛，晚上就到附近的建築工地上偷點鋼筋、電線，也到居民家裡偷鋁鍋、鋁盆，偷東西就是從那時開始的。
1990年春節過後，楊新海遊蕩到西安市，在霸橋一帶轉悠，仍以拾破爛為掩護偷東西。這一帶建築工地多，楊新海在工地上打過工，熟悉這些地方的情況。他知道，那些散放在各處的建築材料看似有人管，實際管得很鬆，因為一般的建築工地戰線都拉得特別長，在這裡表面看上去幹活兒的人特別多，但大都是從各地招來的民工，他們只顧埋頭幹活兒，根本不注意看管東西。所以，要想偷建築工地上的東西，只需在下班後避開工頭和專門看管的人就可以了。
楊新海在建築工地上偷東西，也不偷那些笨重的物件，專偷電纜線，因為電纜線既容易偷又值錢，當時1斤電纜線可以賣到10多元，而且到處都有收購站，出手特別容易。一次偷10多斤，就可以賣到100多元，楊新海覺得，這比拼死累活地在工地上出苦力強多了，因此，他逐漸放棄了對勞動的興趣。
正當楊新海得意洋洋地以偷盜為生時，他也被納入了公安機關的視線。1990年初夏，楊新海在一個工地上偷電纜線時被保安人員當場抓住，交給西安市公安局霸橋分局處理。公安機關在審理楊新海盜竊中發現，此人雖然多次盜竊，但累計盜竊數額並不太高，因此夠不上刑事處分，但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卻足以對社會構成危害。公安機關為了有效地制止這種遊蕩式的盜竊行為，1990年6月11日，報請陝西省西安市勞動教養委員會批准：以楊新海涉嫌多次盜竊，科以勞動教養二年的處罰。
楊新海在勞動教養期間，沒有表現出什麼太大的主觀惡意，1992年4月25日，當勞動教養期滿後，被及時予以解教。這時，楊新海已經4年沒有回家了，從勞教所出來以後，他給父親發了一封電報，要父親到西安來接他。楊俊關接到三兒子的電報，非常激動，他說："我終於知道小海兒的下落了，我得趕緊去接他。"楊俊關東拼西湊，湊夠了路費，登上西去的列車。他經過一天一夜的旅途顛簸，來到三兒子落腳的旅社，服務員卻告訴他：他兒子早在3天前就退房離開了。楊俊關與三兒子失之交臂，一個人蹲在旅社的門外難過了好一陣子，又一個人孤零零地搭車回到了家。
楊新海不是不願意見到父親，他是覺得沒臉見父親。當初，父親沒有能力供應他上學，他一賭氣離家出走，本想在外面混出個人模狗樣兒來，回去在父親面前炫耀一番，沒想到如今落得個勞教釋放的下場，見了父親該怎麼說話？他實在不想再聽父親那沒完沒了的嘮叨，他要繼續在外面闖蕩，他要過自由人的生活。
楊新海從勞教所出來以後，孑然一身，形影相弔，身上除了勞教所發給的微薄路費外，已經一文不名，他"要過自由人的生活"，就必定去偷、去搶。
這時，1992年的五一節快到了，中原大地麥子已經黃梢了，他夾起簡單的行李捲兒，扒上北上的火車，來到了石家莊。有了這次扒火車的經歷，楊新海偷盜的視野又比以前放寬了。他想在一個地方偷容易被發現，如果打一槍換一個地方，輪換著偷，就不容易被發現了。
在石家莊下了火車以後，楊新海不再找落腳的地點，他像一個獨行大盜一樣，專門在火車和公共汽車上扒竊。可是，好夢不長，這種流竄扒竊的行為很快又被公安機關發現了。1992年8月，楊新海正在公共汽車上扒竊時，被石家莊市公安局長安分局的便衣警察當場抓獲，1992年9月20日，河北省石家莊市勞動教養委員會作出決定：楊新海因盜竊被勞動教養一年。
對這次勞教，楊新海沒有從自身查找原因，而是怨氣滿腹，他認為，我不就是在車上偷了一個包嗎？包裡不就是隻有百十來塊錢嗎？把我教育一頓放了不就完了嗎？為什麼非要把我送去勞教呢？為什麼不給人改正錯誤的機會呢？難道一旦犯了錯誤就不能重新做人了嗎？但是，怨氣歸怨氣，他還是老老實實地在勞教所裡呆夠了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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