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兵叫川藏线汽车兵。
那些年，还没有实现路面黑色化的川藏线，被人称作“生死线”、“死亡公路”。全长两千多公里，横跨14条江河，全程要翻越21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山。悬崖峭壁、塌方飞石，有“七十二道拐”等天险，人闻之丧胆，处处皆鬼门关。
川藏线没有铁路，以公路为主，汽车兵在公路上从事运输工作：执行战备运输任务，给边防一线部队、驻站部队提供服务，类似地方的物流公司。从有这条公路开始，川藏线汽车兵翻山越岭、往返穿梭，一趟又一趟地为藏区边防部队送去物资给养。
1981年，赵刚19岁，参军入伍，川藏线某汽车团。1982年当了警备战士，1983年学开车，从此开始了24年的汽车兵生涯。
“很多人不知道这条线的前世今生，它是三千多军人用鲜血和生命建成的，直到今天它仍是一条重要的国防线。这条路上的二十多年，有战友在我眼前牺牲，其中两位牺牲在我怀里，非常年轻的战士；曾经在八宿塞车，塞了八十多天，前面大山塌下来，后面雪崩，冰山溶雪把路全部冲毁。一起出来的战士，粮食吃光，指甲凹陷，那年是1994年，我们看到哈雷彗星，非常大，看着它出现又消失……为什么对这条路有这么多的感情，因为我们付出太多太多。”
饮冰二十年，难凉热血。铁血男儿，提到当年的故事，仍会控制不住落泪。赵刚一生中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川藏线和汽车兵团。
成为川藏线汽车兵要走的路
汽车部队必须开车，必须服从命令。
赵刚说最开始学车，学得不好，那时候年轻瘦小，车又很大，上车以后害怕。要掌握好油门、离合器还有排挡，一紧张就控制不好，慢慢就开得很好了。第八个月，在雅安进行适应性训练，各种各样的道路，直路、八字路、蛇形路、弹坑路、单边桥、铁路铁轨、轮船汽渡、泥泞路、陡坡转弯，夜间闭灯驾驶，训练完考试合格再进行山地训练。
山地训练主要在雅安到天全，“那时候的路全是碎石路和泥路，有时候会打滑，泥和轮胎滚在一起非常恼火，山地训练结束以后就进藏。从雅安出发走川藏南线，一直到波密，然后折返走川藏北线，从德格回来，这是最后一个检验性训练，回来以后就毕业。 ”
毕业以后两个最好的学员参加复训，复训就是正儿八经地执行任务，一个车是一个班，老兵是班长，一个老班长加两个学员，满载货物，跑到拉萨。基础训练半年，复训两个月，加起来差不多八个月，然后回老部队，执行最后一趟任务，十月初出发，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回来。
“这一个月非常艰苦，路面经常出现状况，塌方断路、结冰，最怕的是桐油，就是以前老百姓家类似油漆一样的东西。有时路面会有薄薄的一层冰，透明看不见，马都走不过去。”每年一个团要培养驾驶员200—300人，以及100多个修理工。气候条件影响，一般川藏线汽车兵一年有七个月时间在路上，剩下的时间冬训和夏训。
赵刚回忆，第一次走天全那一带，山是那种笔直的高，河就在你旁边，路很窄，只能过一辆车，无法会车，很多战士都不敢开，抓方向盘的手都在抖。那时候二郎山脚下有个新沟兵站，到了那里必须住下，第二天用一天的时间爬这座山。
“一台车出问题，所有车都要停下来，那次堵了十多个小时，又冷又饿，二郎山植被很多，很美，但脚下就是峭壁，第一次开那么大的车上山很害怕，根本无心观赏风景。”赵刚说在这条线上跑了那么多年，外人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对川藏线又爱又恨。
路上的生死与诗意
“说实话我没有绝望过，我是不会认输的人，除非我死，我始终相信一定有办法。”赵刚讲起1994年他们在“84K”（这是个公里数，然乌湖到中坝乡的一个地方，没有名字，赵刚取名叫84K）遇到的一场雪崩。
“早春三月，晨起从然乌出发时天气非常好，后来雪下得特别大，扎在车玻璃上啪啪响。我在前面带队，在20公里处看到旗云，远处一个小小的雪球从几千米的高山滚下来，越滚越大。我觉得有问题，下车观察，然后命令车子全部停下。说话间就感觉气压很大，耳骨往里压，听到很沉闷的声音，往山上看，雪铺天盖地下来，同时有树枝断裂和各种各样的声音。人赶紧往后跑，那时雪已经下来了，砸在然乌湖里，瞬间落到沟底，水溅到了领子里，眼镜上。大概跑出去一百多米的时候，回头看，雪慢慢积压起来，因为力量非常大，飞到对面山上，大概几十米高，雪里还夹着石块和树枝，滚到我们面前停下来就变成二十多米高的雪墙。”
赵刚命令车队赶紧后撤到84K，那是一片三角形的开阔地，对面是冰川。那时候可能就是最绝望的时候了，停车的公路全部被淹，雪崩下来把后面的路也冲断，进退两难，只能在那里安营扎寨。
84K成了一座孤岛，雪崩不只有这一处，前面十几处，后面七八处，兵营联系不上，只知道车队从然乌出发，然后就失联了。大概200多人，六十辆车，还有两台地方客车，食物送不进来，弹尽粮绝。“几辆车拉了大米，没有高压锅，大米煮不熟，而且大客车上有妇女儿童，那时候我是副营长，最高指挥官，我把大家组织起来，告诉大家不要怕，把部队自己带的粮食统一管控，有些人带了奶粉、麦乳精，都拿出来分给孩子。”
还要解决两个问题，营养不足和便秘。不敢打枪，用坏的轮胎做弹弓打鸟，补充蛋白质。找到一种草药，根和皮都是黄莲，泡水喝解决士兵解手问题。晚上篝火晚会，大家一起讲笑话、唱歌。
“有天晚上下大暴雪，所有人都睡在车上，第二天早上起来，白茫茫一片，军车成了卡通车，车身胖胖的，车门推不开，人使劲推，那场景像小鸡出壳一样，几十台车都是如此，如果有摄像机拍出来一定非常漂亮。”
赵刚说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在艰苦中寻找一点乐子和诗意。二十四五岁时那年，赵刚的部队行进到业拉山，下去就是72道拐。他们的两台车抛锚，大家都在修车，“周围一片寂静，我们看到天上的星星是五颜六色的，大地没有一丝声音，偶尔有鸟飞过，那个声音非常遥远，人好像产生了幻觉，感觉自己根本不存在。”
汽车兵的脆弱和刚毅
百步之内有险情，十里之内埋忠骨，这是老川藏线汽车兵的写照。赵刚经历过无数生死，他说“有的时候你必须接受，没有任何选择，必须面对。”
“他曾是我的一个兵，广西壮族战士。帕隆天险大塌方，川藏线最有代表性的危险地方，车子转弯处稍不慎就要掉下去，下去有一两百米深，肯定车毁人亡，所以每次到这个地方都非常小心。那天车子全部停下来，所有人下车，军官到一线指挥，技术最好的人作为驾驶组，一台一台开过去。他在看安全哨，防止山上的石头落下。有台车打滑爬不上去，他想去帮忙，跑的过程中被石块砸到肩膀和背部，抢救了六七个小时，下午四五点抢救无效死亡。”赵刚说走之前士兵见到的最后一个人是他，他去的时候士兵睁开眼，他对士兵说，你好好治病，没有大问题。士兵没吭声，眼睛也很有神，精神状态不错。然后他说他想回家。过了十多秒，赵刚发现他瞳孔变大，“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人离开，眼睛大大睁着，瞳孔散开，很安详。”
赵刚坦诚了他作为军人的脆弱，作为人的无助。无数个路上的夜晚，战友们睡了，赵刚去查岗，那个时候周遭没有任何声音，踩在雪地里，寒风刺骨，抬头一看，皓月当空，“那个时候，你知道人是什么感受吗？想家啊。我就对着月亮和爸爸妈妈说话，你们知道儿子在这里受苦吗？”
20多年走川藏线的过程中，他们几乎投入了全部精力，尤其是安全方面，没有时间和心情看沿途的风景，那个时候感觉川藏线太苦了，苦到想要赶紧离开，再也不来了，不仅是体力上的苦，更是精神上的苦。
有一年刚好是国庆节，指导员在路上遇到翻车，大家从沟里把车弄出来，到了岸上，席地而躺，没有一点力气了。作为军官，他不能像士兵那样躺着，就坐在一块木头上，仰望天空，长叹一声，“共和国，你知道我们吗？”他说那种感受，只有真实经历过才能体会到。
从士兵到团长，最后回到战士
“二十多年虽然很苦，都是值得的，这辈子最对得起的就是国家。”赵刚早已不是军人了，但他仍有很强的军人意识，他说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永远都磨灭不了。
“刚退伍时有失落感，因为我喜欢军装，喜欢带兵，和战士们在一起感觉很年轻，很有活力，永远充满激情，一到地方就完全变了，脑子乱得不知道该干什么，衣服不知道怎么穿，举手投足还是一副军人的样子。离开十多年了，想的还是军队的事情，哪里要抢险救灾，哪里车子出了问题，完全烙在脑海里的，挥之不去。”
从士兵到副团长，赵刚说他给自己的定位永远是战士。军人是他们最后的称谓，也是他们一生的荣誉。
前两年他成立了西部铁骑兵俱乐部，带着大家到川藏线玩一玩。他说在成都，很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可是一走到这条线上，就会想起来以前的人和车，想起以前的故事。“我还有精力，也想通过这个俱乐部，让更多人知道，有这样一群老战士呢。”
达西：从你个人角度，怎么看西藏。
赵刚：从地理位置上看，西藏是世界第三极；从国家层面上看，是中国非常重要的部分，是一道安全屏障；从国际政治上看，它是地缘战略的一个版块，军事上更不用说，所以我们军人在这里付出的努力和牺牲是非常值得的。希望大家能了解西藏，了解川藏线，了解这里的军人。
西藏是大美，一个美不足以形容它。青藏高原上开的杜鹃花，再苦再难都顽强地开着，人如果能有这种境界与情怀，就不会有埋怨。
达西：你对高原的杜鹃花有特别的情愫？
赵刚：杜鹃三月已经开了，种类很多。欣赏杜鹃一般在雅安的二郎山和康定的折多山，是小杜鹃，远看比近看漂亮，大片大片的，香味不浓，但是成片开放的时候很美，各种颜色。理塘到巴塘那一段，是大杜鹃。
雅江山坳里大杜鹃和小杜鹃都有，还有长在悬崖上的百合，还有珙桐，新隧道现在看不到了，只有走老路能看到。那个树只有我们国家才有，法国人曾经在雅安挖了几棵回去，现在是法国的国树。
达西：谈谈中国汽车兵的装备变化吧。
赵刚：最开始是美国的道奇车，这要说到我们的历史，解放军是从无到有，所有的装备都是别人手里缴来的，我们团前身在淮海战役时缴获了国民党大量装备，尤其是汽车，就是道奇车。
道奇分大道奇和小道奇，大道奇是货车，小道奇是越野车。到了后来才是我们国家自己生产的解放牌汽车，然后是东风，之后是东风康明斯，现在主要是以豪沃为主。我最后一次执行任务是2003年，开的东风康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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