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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人 物
蒲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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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 慕 明
美國科學院院士
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
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國際著名神經生物學家
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
“把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忘我精神和社會關懷注入科學界，及早解決世界上各種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將是中國科學家對世界科學界獨特的貢獻。”
到今年10月，蒲慕明將要跨入七十歲的大門，即將按響又一個十年的門鈴。回首曾經走過的路，獲得的榮譽，不知會有怎樣的感觸。
蒲慕明
大陸出生，臺灣長大，美國留學，又回到大陸工作，擔任神經所首任所長至今近20年。
他是中科院歷史上第一位外籍所長，同時也是中科院在上海各研究所中任職時間最長的所長。而去年他放棄了美國國籍，再次成為具有中國國籍的公民。
美國《科學》（Science）雜誌有篇報道中曾稱他為“科學界的一位超級明星”，上海的同事們則說，“他比中國還中國”、“很久很久以前他便有一箇中國夢”、“他在科研管理、科研佈局等很多方面的貢獻，不是一個國際學術大獎可以涵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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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明星”的世界。一、仁慈之父，人生導師
像一盞明燈,照亮前程
“父親的人生經歷對我的影響很大，他的一些好朋友都成為我的師長。”⬇⬇⬇
蒲慕明1948年在南京出生。還在襁褓之中，他便隨父母遠渡臺灣。
蒲慕明的父親蒲良梢先生，1938年畢業於上海交大，是機械系航空工程組的第一屆畢業生。那一屆的畢業生全部投筆從戎，加入抗戰成為空軍後勤人員。後來國民黨政府要造飛機，蒲良梢不久便被派往美國，學習螺旋槳發動機製造技術，他學成回國之後，成為南京發動機製造廠的第一批技術人員。
1949年，母親帶著蒲慕明和他的姐姐，從南京的下關乘船到武漢，然後到了廣州，再從廣州坐船到臺灣。當時被母親抱在懷中的蒲慕明還沒有記憶。但蒲慕明在後來知道，中國航空工業的先驅們大多都是父親的同學，而父親的畢生志願，就是想製造出一架中國自己的飛機。
蒲慕明父親60多歲時，任臺灣航空工業發展中心主任，終於造出了“經國號”飛機。
父親為了理想不懈拼搏的精神，為了祖國發展奉獻一生的情懷，讓蒲慕明從小就耳濡目染。
2000年的冬天，蒲慕明的父親遭到車禍，他所乘坐的出租車被一輛環保卡車衝撞，造成頭部、肺部、眼睛多處挫傷，在醫院住了兩個多月。
父親遭受的車禍，是開卡車的那位肇事環保工人的全責。
蒲慕明父親在住院治療期間，當工人帶著一串香蕉去看望他，老人家自己反而過意不去。
因為手頭沒有現金支付，老人家就向來探視的王燕借了50元錢，感嘆地對王燕說：這位工人給我送來了香蕉，冬天裡的香蕉很貴，他的妻子已經下崗，小孩還在上學，他的家很窮困、真是很不容易吶！
等那位工人下次再來醫院看望時，老人家當即就給了這位工人50元作為補償。後來又給了那位工人100元錢。
父親為人做事的寬容和大度，也深深地影響著蒲慕明的一生。
蒲慕明家中的牆上掛著一幅詩作：
忘卻離鄉今幾年，水隔青山天外天，
舊時歡笑渾為夢，新來思緒總難眠。
海外飛傳無限意，天涯相贈有詩篇，
相知一世知何事，長留肝膽照人間。
這是蒲慕明的父親與其同學、曾任鐵道部總工程師的鄒孝標的唱和之作。父親作詩，由鄒孝標書寫，時空阻隔不了父輩歸根的心願。
二、“清華”情愫，“親華”情節
蒲慕明的名字，曾幾度與“清華”二字相連。
1984年9月，蒲慕明（左三）出任清華大學生物科學與技術系首任系主任。⬇⬇⬇
蒲慕明1970年畢業於臺灣清華大學物理系，14年後，1984年北京的清華大學復建生物系，時任美國加州大學埃文分校生理系教授的蒲慕明，衝破大洋的萬里波濤阻隔，欣然受聘兼任該系的主任。
不知蒲慕明者，認為他此舉是因為母校的緣故，才有解不開的“清華”情結；知蒲慕明者，便曉得讓他真正魂牽夢縈的，是那終身的“親我中華”情結。
蒲慕明不是“懷才不遇”，但在北京清華大學工作的那段時光，的確是榮光與艱辛的糾葛交織，夢想與現實的衝擊碰撞。
當時的中國教育科學界，教育科研等經費捉襟見肘，沒有足夠的能力支持基礎研究；而對以基礎研究為本的蒲慕明來說，當時剛打開“改革開放”門戶的中國，也不具備他拳打腳踢施展才華的環境。
當時的清華大學生物系儘管有著全國最為優秀的學生和教師，但經費支撐嚴重不足，僅有的一點經費幾乎全部用於教學工作。更有甚者，補助生物系老師們工資的獎金，還要從蒲慕明這位外籍系主任的機票補貼中發出。
而最令蒲慕明先生感到無奈的是，世界銀行的貸款全部用於購買大型儀器，而會使用這些儀器的人員卻少之又少。
“當時國內的大型儀器設備雖然多，而我們卻沒有生物系最常用的電子顯微鏡，形成了資源的極大浪費和耗散。”
蒲先生回憶：“我在清華大學之所以沒有繼續做下去，原因在於，一是我當時還很年輕，顯然力不從心，二是國內科研的大氣候還沒有形成，我也很無奈，無力更多地改變什麼，所以我兩年後只能選擇了離開。”
儘管命運多舛，最後在1986年蒲慕明不得不選擇了離開清華大學，但在該校生物系重建的最初兩年中，他還是為生物科學與技術學科的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
基於他從最初創建清華大學生物系，到後來到領導上海神經科學研究所的工作，蒲慕明在2005年獲得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殊榮，他這段彌足珍貴而又特殊難忘的人生經歷，無疑也是值得濃墨重彩抒寫的重要一筆。
三、“臨危受命”創建神經所
力排眾議，建非人靈長類平臺
1999年11月27日，中科院上海神經研究所成立，年逾50歲的蒲慕明愉快地接受邀請，出任首任所長至今。⬇⬇⬇
當時的腦研究所只剩下3個研究組，科研陷入了困境，完全稱得上“臨危受命”。
在蒲慕明帶領下，僅用了短短4年，神經所的13個研究組，就突破了中國生命科學領域在國際一流學術期刊發表論文的紀錄。
2009年，組建了腦疾病研究中心，建設了非人靈長類平臺。
2011年，神經所參加全國國家重點實驗室評估，獲得生物科學類第一。
2016年，構建出世界上首個非人靈長類自閉症模型。去年11月27日，誕生了世界上第一個體細胞克隆猴。
國際格魯伯神經科學獎在評述他的科學貢獻之後，加了這樣一句話：
“幾乎憑一己之力在上海打造了世界一流的神經科學研究所。”
對這一說法，蒲慕明很不以為然，但他的同事們卻覺得“當之無愧”。
曾經在2014年和2017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之前都獲得過格魯伯獎。當有記者笑著問起，是否也有希望獲得諾獎時，蒲慕明很快作答：“有許多比我更出色的科學家。”
四、體細胞克隆猴橫空出世
蒲慕明作為神經所所長，同時也是作者之一
2018年1月25日，體細胞克隆猴“中中”和“華華”登上學術期刊《細胞》封面。⬇⬇⬇
該成果標誌中國率先開啟了以體細胞克隆猴作為實驗動物模型的新時代，實現了我國在非人靈長類研究領域由國際“並跑”到“領跑”的轉變。
體細胞克隆猴這篇文章是在2017年12月21日投出去，很快有回信了，要求修改，修改後2018年1月11日返回，1月16日就接受了，從投稿到接受用了不到一個月，對這個雜誌來說也是神速了。從一個側面也說明了這項研究的分量和重要性。
這篇文章就是由中科院神經所的孫強研究員團隊做的，孫強研究員是靈長類研究平臺（蘇州）的主任，這篇文章的四個署名單位分別是：
神經生物學研究所
神經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
中科院靈長類神經生物學重點實驗室
中國科學院腦科學與智能技術卓越創新中心
腦科學與智能技術卓越創新中心依託單位是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神經科學研究所、自動化研究所，中心主任是蒲慕明，該中心是中國科學院在2014年首批成立的四個卓越創新中心之一，是中國科學院依據“率先行動”計劃、在腦科學與智能技術領域設立的卓越創新中心。
神經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的依託單位也是神經所，該重點實驗室是2007年10月科技部批准組建的。
中國科學院靈長類神經生物學重點實驗室建於2014年，實驗室主任也是蒲慕明院士。
從以上脈絡大致可以看出，蒲慕明對中國神經生物學研究的戰略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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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飛人所長”蒲慕明
旁人眼中的苦行僧
永遠都是先替別人著想，後為自己考慮。⬇⬇⬇
那時的蒲慕明，無論身在美國還是在中國，每週的工作都是7天，每天工作12～14個小時，基本上都沒有休假。10年來，蒲慕明平均每月來國內工作一週，人稱“飛人所長”。
他常常是利用晚上的“時間差”，及時處理研究所事務和回覆發給他的電子郵件，有時甚至工作到凌晨一兩點。
蒲慕明對工作殫精竭慮，身體狀況也就並非十分理想。2005年，王燕和神經研究所的幾位同事湊了8000元錢，購置了一臺跑步機，放在蒲慕明的辦公室裡，但幾個月過去，卻從來也不見蒲慕明使用。。。
王燕著急了故意拿話激他：“蒲先生，您怎麼就這麼懶啊？跑步機都買了有這麼一些日子，我們怎麼也沒見到您運動一下啊！”蒲慕明的回答是：“樓下就是電生理實驗室，他們需要安靜。”
後來，蒲慕明希望把跑步機送給學生會。但他的一位學生卻對王燕說：“蒲先生的跑步機不能動，等我們的新大樓落成之後，一定要給他找個地方，專門放這臺跑步機。”
神經研究所的很多業餘活動，蒲慕明慷慨地掏自己腰包，而不用研究所的錢開銷。僅以2009年神經所組織，包括上海生命科學院其他研究所學生參加的科學夏令營為例，組織了十幾位學生去四川，蒲慕明用自己在美國領取的工資，支付了其中3萬元學生的機票錢, 王燕則是負擔了學生們的生活開銷。
儘管蒲慕明一身同時跨兩邊工作，領取的卻只有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工資，而在神經研究所的工作，他只是領取旅差費和生活補貼。
神經研究所的許多學生說，雖然我們都很崇拜蒲先生，但我們卻不會過像蒲先生那樣的生活——在學生和大多數人看來，那的確是苦行僧一般的生活。
那段時間，只要他身在上海，幾乎是每一天的早晨，蒲慕明都會從岳陽路的一個小超市裡出現，很快就買回兩三個菜包子。
午飯要麼是食堂裡的盒飯，要麼依舊是菜包子。在蒲慕明辦公室的冰箱裡，總是會冷藏好幾個菜包子，餓了他就用微波爐熱一熱再吃。
如今，隨著年齡的增長，蒲慕明的手上已經長出了老人斑，卻被同事們打趣“逆生長”。對此，蒲慕明幽默地說：“我的心理年齡和一個學生差不多，每天去上班的時候，我都感覺是去上學了。”
只要在上海，就算是雙休日，他都會去辦公室，每天工作10小時對於他來說只是“標配”。有時覺得累了，他就在辦公室打一會兒太極拳。
這就是蒲慕明的辦公室，辦公桌上擺放著兩臺電腦。在搬進新樓前，他的辦公室牆面受潮剝落，他從未要求所裡裝修一下。在神經所成立的這麼多個年頭，至今都沒有一輛公車，他也沒有專車或司機。關於科研經費，蒲慕明總是希望課題組節約節約再節約，他常說的一句話是“這是納稅人的錢，你們不能輕易浪費。”
和蒲慕明相處久了，很多人都會被他的赤子之心所感染。與他相處多年的同事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早已融入蒲先生的血液之中。
六、蒲慕明最敬佩的人
他的女兒，蒲艾真
2012年《時代》雜誌百大人物榜上榜人物，38歲的蒲艾真名列第41。⬇⬇⬇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國內不少年輕科研人員患上了“諾貝爾獎瘋狂症”，獲得諾貝爾獎彷彿成了我國科學界最重要的目標。
蒲慕明說：“西方科學家與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在追求科學的初衷上有很大區別。西方科學家做科學是追求個人興趣與個人成就，一切以自我為中心，得到諾貝爾獎就是科學家個人成就的最終表徵；而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最重要的特徵是忘我精神，我們仰慕的大師是充滿著‘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懷。”
現在國內很多優秀科學家是海歸，在科研訓練中接受了西方價值觀，卻讓中國的知識分子傳統消失殆盡。
“即便西方科技那麼發達，還有那麼多社會問題都沒能解決，為什麼？解決社會需求相關的問題，需要大批人的合作，也常不是諾貝爾獎重視的基礎問題。我認為，未來我們要培養的科學家，要更富有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我們要能關懷社會，解決社會的需求，
這遠比我國再得幾個諾貝爾獎重要。”正是這樣的蒲慕明，一直用實際行動踐行著自己所說的話。
上世紀70年代在美國讀研究期間積極參與了留美臺港學生的保衛釣魚島運動；
80年代末起參與“認助中國鄉村教育項目系列”工作，協助中國貧困地區提升教育質量和普及科技知識；
自2005年起每年率領神經所師生開展科普支教活動，在四川雅安縣和資陽縣、安徽潛山縣和無為縣，3000多名中學生從中受益。
在很多科教資源欠缺的地區，他捐款捐書，建立圖書館，舉辦教師培訓，開展科普夏令營，改善實驗室條件，資助困難學生。
也正是受他的言傳身教，蒲慕明的女兒蒲艾真少年時跟著父親遍走貴州寧夏等祖國貧困山區。在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後，投身於保護弱勢群體的事業中，在美國成立了
“全美家傭聯盟”，促使紐約等各州議會先後通過家傭人權法案。蒲艾真2012年被美國《時代》週刊選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百大人物之一，2014年獲麥克阿瑟天才獎，2014年被《財富》雜誌選入世界上最重要的50位領袖人物——“她是其中最沒錢的一個”。
蒲慕明還長期用自己的收入資助女兒幫助弱勢群體。“你們應該去採訪她，她是我最敬佩的人。”
2017年，蒲慕明放棄美國國籍，恢復中國國籍，再次成為具有中國國籍的公民。
“我回到了祖國，迴歸了初心”
文章整合資料來源於：清華大學新聞網、上觀新聞、人民網、新民科學咖啡館、生命科學者微博及一些不明來源的網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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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相關專業本科或碩士專業；
有意願從事細胞生物學或胚胎學的研究，具備較強的學習能力，工作認真踏實，具有責任感和團隊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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