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方圓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年近六十年的‘貝當’當上了法國的元帥，帶領著法國軍隊在凡爾登戰場上堅持到了最後。也正是由於這場戰戰爭，貝當一下子就成為了法國的民族英雄。但是也正是在二十年以後，這樣一位民族英雄卻帶領著法國政府，放棄抵抗，向希特勒投降。於是，這位民族英雄也就變成了名副其實的賣國賊。
那麼問題來了，貝當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關於這個問題，一直以來有這樣一種說法，那就是說這是貝當和戴高樂兩人之間對法國前途命運的一種“對賭”。也就是說，貝當向希特勒投降，而戴高樂則和其他盟國合作。這樣一來的話，無論是那一方勝利，法國都還是會有一席之地，也還能保全其基本的利益結構。
那麼，這種說法有沒有證據呢？
有！證據就是，戴高樂逃離法國之後，貝當只是在名義上判處他死刑，但是並不加以追求和牽連。而後來德國戰敗之後，戴高樂也只判了貝當死刑，但是隨後又利用總統特權將其赦免了。這種說法看似很有道理，但實際上也不可信。為何呢？
貝當像
要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爆發的時候，戴高樂和貝當還不在同一級別上，貝當是元帥，而戴高樂只不過是一個剛被提拔起來的准將而已。此外，兩人年紀相差近四十歲，對當前世界局勢的認知更是大不一樣。所以，這種說法並不可信。
但如果你把貝當當做是一個貪生怕死，貪圖名利的人，那更說不過去了。為何呢？
因為當時的貝當已經做了法國二十年的元帥了，還是法國人民的民族英雄，其地位和名譽那已經是出於很高地位的了。至於說貪生怕死，那就更是無稽之談，一個戎馬一生的老元帥，什麼陣仗沒見過，更何況現在已經到了耄耋之年，對待生死已經是雲淡風輕了。
那麼，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是因為他覺得，面對法西斯德國，投降是法國唯一的出路。簡單來說，在當時貝當看來，德國不僅會擊敗法國，還會接著打敗英國和美國，成為統治世界的巨大力量。所以，面對這樣強大的對手，任何的抵抗行為都是沒有意義的，唯一的出路就是跟隨希特勒。貝當的這種看法，在現在我們看來無疑是很可笑的，但是如果你站在當時貝當的處境來看的話，可能就不一樣了。
我們首先從軍事實力的配比上來看。貝當一生中最輝煌的時刻，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戰爭模式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要特點便是陣地戰，因為當時已經有了機槍和大炮，防線很難突破。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法國，就開始修築鋼筋混領土構造的“馬奇諾防線” ，而其中最重要的推動人便是貝當。意想不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德國現代化坦克集團軍面前，這樣的防線根本起不了多少作用，法國軍隊在短短几個星期便全面潰敗了。
所以，我們可以試想一下如果我們是這個84歲的貝當，這個此前一直引以為豪的防禦手段居然現在一點作用都不起了，那麼我們是不是也會失去抵抗的意志呢？
其次，我們再來看看法國此時的盟友英國。因為一戰和二戰中，英國和法國都是盟友關係。但是他們也並不是那樣的親密無間。二戰開始的時候，英國人雖然前來增援，但英國畢竟只是一個海上強國，所以陸軍實力就不是很強，所以還差一點被德國全殲。所以，在英國首相丘吉爾還好幾次讓貝當不要放棄抵抗，繼續作戰的時候，貝當拒絕了。他不相信，英國人會全力的幫助法國，甚至不相信英國能堅持到最後。
最後便是法國當時的政局。當時法國的政局很不穩定，在很長的地段時間裡，法國的總統和內閣平均任期只有六個月。所以在一戰之後，貝當先是對政府不滿，最後發展到對民主政體不滿，甚至可以說已經失去了信心。所以在他晚年的時候，他還離開了法國政壇，跑到西班牙去當駐外大使。在1940年的時候，法軍在希特勒的進攻下節節敗退，84歲的貝當也決定返回法國。這時候有西班牙人問他：“您何必把自己的英名和一場本該由別人負責的失敗聯繫起來呢？”
貝當的回答是：“我知道回國會面對什麼，但是我的祖國在召喚我，我責無旁貸。也許，這是我最後一次為國效勞。”
所以，看到這兒，答案是不是很明瞭了呢？貝當之所以會投降德國，應該不是出於個人利益的考量，他所做的一切幾乎都是從國家利益出發的。他和戴高樂的區別，不是對法蘭西民族忠誠度的區別，而是對法蘭西民族未來看法的區別。
那麼，這樣說來，貝當是不是就沒有罪了呢？當然不是，本文也不是為了要給貝當翻案，作者主要想表達的是，看一個人的說辭是不行的，必須要看到他的行動。
馬奇諾防線
在抗戰時候，也同樣出現過一些漢奸，但是他們也都有各自的理由，什麼上有八十歲老母，下有妻兒，還有一些是什麼“不得已而為之”，等等，總之，各自都有各自的理由，但是這些辯護詞都不能當做背叛的理由。試想一下，如果他們這樣的行為是合理的，也是可以被原諒的，那麼怎個民族怎麼去面對那些為了國家的和平而犧牲了的烈士呢？倘若漢奸不被嚴懲，不受到法律的制裁，那麼，在下一次國難當頭的時候，誰還會挺身而出呢？
資料參考：《第三共和國的崩潰》、《邏輯思維》、《一戰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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