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書法的實用功能，書法的訓練成為一項人們普遍參與的活動。文字形成之初，書寫沒有任何實用之外的目的，不包含對任何複雜技巧的追求，也沒有任何神秘意味可言。但是文字書寫所具有的潛在的美感，很快把人們吸引到書法非實用的這一面來。最遲在東漢，對書寫非實用性的一面——例如草書——人們便不惜餘力，投入大量時間，刻苦練習。這是書法的藝術功能從實用功能中開始分化的標誌。
從那時開始，書法逐漸成為一種可以獲得名聲的技能。漢魏時，張芝已被韋誕稱為"草聖"。擅長書法者，他們的名字被記錄在歷史中。
當優秀的書寫者一個接一個進入人們視線，並逐漸形成一個群體時，人們開始對他們進行比較、評述。大約在南朝，在這類評述中，他們被稱為"能書者"、"書人"。
有關文獻擇要列舉如下:
西晉衛恆《四體書勢》，對上古到漢代與文字創制和各種書體發展有關的人物進行評說，涉及近30人；
北朝王愔《古今文字志目》錄存書體36種、自秦至晉與書法有關的人物117人；
南朝宋羊欣《採古來能書人名》錄存69人，間有評論；
南朝梁袁昂《古今書評》論及"善能書"者25人；
南朝梁庾肩吾《書品》將"善草隸者"分為九品，評論自漢至梁123人，張芝、鍾繇、王羲之三人被置於超越眾人之上的地位；
唐代，不斷模仿前朝《書評》、《書品》的著作出現，其中論及數百名擅長書法者，如李嗣真《書後品》、張懷瑾《書斷》、竇臮《論書賦》等。
書法史上的傳承脈絡與人物形象越來越清晰，但對這些"善書者"沒有專門的名稱。到了唐代，懷素《自敘帖》中才出現"書家"的稱謂。
就語義而言，"書家"與"善書者"、"書人"有質的區別。"善書者"、"書人"強調的不過是人們具有某種特長，而"書家"一詞的出現，表明書法已經被當作一種社會身份的標誌。"家"的本義為房屋、居所，以"家"命名，取其"覆蓋"、"宏觀"、"整體"等意義。以"家"為後綴的名詞都有重大、專門等義涵，亦有流派、身份、地位、標記的作用，如"法家"、"儒家"、"官家"、"詩家"、"漁家"等，或指群體，或指個體，都是人物的重要身份或首要身份。
直至唐代，在士大夫的著作中還沒有出現"書家"的稱謂，說明社會上層並不認為存在"書家"這樣一個類別。書法只是一種兼備的、附帶的技能，從屬於人們其他更重要的社會身份。
由懷素這樣一位書法獲得社會影響的人物來說出"書家"一詞，意味深長。
"書家"的稱呼可能已經在社會上流行，但並沒有影響到士大夫階層，他們擔當著更重要的社會角色。但對懷素等人來說，"書家"的身份是十分重要的。他們時時惦記著自己的這重身份，因此才會情不自禁地說到"書家"顏真卿。顏真卿自己大概沒有這種意識。
"書家"的稱謂出現後，一直被後世沿用。士大夫開始接受這個角色，大約是在宋代。北宋末年，董逌（jou）《廣川書跋.徐浩》中有"書家"一詞:"書家貴在得筆意。"宋代用到"書家"一詞地方很少。
元代著作中亦偶有此類稱謂，陸友《硯北雜誌》上卷:"近世能書家，不屑顏、柳，競為李北海書，而隸體遂絕。""能書家"在這裡不是一個美稱。
一到明代，"書家"的說法便突然多了起來，如葉盛《水東日記》、楊慎《升庵外集》、王世貞《藝苑卮言》、何良俊《四友齋叢說》、董其昌《畫禪室隨筆》、趙宦光《寒山帚談》等，用到"書家"一詞處，不勝枚舉。
這種情況一直延續至清末、民國。
"書法家"的名稱出現得很晚，大約是在文言文與白話文交替的時期。
"書家"概念被接受的過程告訴我們，從明代開始，"書家"作為一個專門領域的代表，得到知識階層的默認。"書家"開始作為一個具有明確身份群體參與文化活動。
此外，歷代官學中書法科目的設置、考銓時對書法的要求、書法類職官的設置等，對書法家的形象、地位有很大的影響。
西周官學，教學內容包括"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書，指識字，理應包括書寫。
出土的周、商甲骨刻辭反映了當時書寫的水平，整齊、熟練，也能見出書寫者個人風格的差異，考古學家們即由此劃分出若干不同的時期。占卜的工作有分工，其中主持占卜儀式、準備甲骨、鑽灼、驗燒灼之紋理、記錄占卜結果等，各有分工，但其職務高低和名稱不詳。
一直到秦朝，都沒有關於書寫者職務的記載。大體上他們都是地位低微的人物，因此後世才會把編制小篆的工作以及秦代石刻的書寫的歸於李斯、趙高等高官顯宦的名下。
漢代初期，《尉律》規定:"學童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史。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並課，最者以為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之。"書寫能力成為取得掌管文書之類職位的一個條件。
書寫優秀的學童還可以由縣、郡一級級推薦至中央，逐級選拔，並獲得有關書寫職務的任命和升遷。此外，提拔下級官吏，"能書"也是薦舉的條件之一。
漢靈帝於光和元年設立鴻都門學，由各州郡舉薦有文學藝術才能的人為諸生，這些人後來有的出為刺史、太守，有的任命為尚書、侍中，甚至封侯賜爵，其中便包括師宜官、梁鵠等擅長書法者。鴻都門學的設立，是後世設立有關書法、繪畫方面職官的濫觴。
魏晉南北朝時期，多有因"工書"而被帝王信用、被授予官職的記載，有的朝代設立有"書博士"、"太子侍書"等職位。
東晉，書法被社會所重視，成為表明個人或家族文化水準的標誌。世家多有自己的書法傳承，政界重要人物中亦多有擅長書法的名家。這是書法地位急遽上升的時期。它與書法技巧的高度成熟、書法觀念的迅速發展密切相關。
唐代，《新唐書.選舉志載:"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
國子監設書學博士2人、助教1人。
武后時在宮內社內教博士18人，其中書法4人。
宋代，國子監設置"書學"，有專任教員，學生學習"篆、隸、草三體"。學生通過考試所獲得的前程，與其他太學生相似，但職位比算學低一等。
很多朝代都有"侍書"類職務的記載，如唐代有"翰林侍書學士"，宋王著任"翰林侍書"。但"侍書"不一定與藝術有關，也不一定是官職名稱。
歷史上不乏因為書法好而得到接近帝王的機會，並獲得寵信或高位者，如清代的高士奇，但這大都與帝王個人的愛好有關，並非常規。
總之，古代從書法獲得"出身"是有可能的，但職位很低，較高的職位數量極少，對於有抱負的年輕人，書法並不是謀求仕進的理想途徑。
此外，宮廷對書法的關注、考試中對書法的特殊要求，都影響到人們的書寫。
以上敘述了"書家"名稱的確立和書法與仕途的關係，這是以書法家社會形象的確立有關的兩條線索。
此外，書家精神世界的塑造——包括社會的要求與書家自己的要求——是構成書家形象的一條重要線索，例如對修養的關注、強調人品在書法中的表現等。
這條線索與書法中關於人的表現內涵的變化是重合的，就是說，隨著人們對書法表現人的精神世界可能性的認識和要求的變化，書家的形象也一步步變得清晰起來。
古代書法理論中所說到的"情"、"神"、"韻"、"志"、"氣"等，都可以兼指作品的和人的屬性。
《書譜》談到它們在書法作品中的表現:
右軍之書，代多稱習，良可據為宗匠，取立指歸。豈惟會古通今，亦乃情深調合……寫《樂毅》則情多怫鬱，書《畫贊》則意涉瑰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則縱橫爭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戒誓，情拘志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嘆……豈知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
作者書寫時的情緒與觀賞者從作品中感受到的情緒混而為一，難以區分。在人們後來的論說中，"情"、"志"、"意"、"懷"等概念則明確的轉換成作者的含蘊:
或寄以騁縱橫之志，或託以散鬱結之懷。（張懷瑾:《書義》）
文則數言乃成其意，書則一字已見其心，可謂得簡易之道。（張懷瑾:《文字論》）
在這些論述中，"懷"、"意"、"心"都獨立於書法作品之外，但它們似乎又都能自由而準確地進入書法之中。這為作品中整個人的投入和表現埋下了伏筆。
"書如其人"是人們在人與書法的關係上談得最多的話題。
劉熙載說:"書，如也。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
除去劉熙載所說的學識、才能、志向，文獻中所言極的還有性格、氣質、身體狀況、人品、命運等。這幾乎囊括了一個人內部生活的全部內容。
劉熙載沒有說的是，既然"人"在書法中暴露無遺，那個"人"必須是一個完美的人、精彩的人。這便是人們想象中書家應有的形象。
從書法家形象的歷史演變中，反映出書法家這一概念內涵不斷充實的過程，其中特別是精神生活與人格不斷充實的過程。從中能夠看出，在中國文化中，書法家觀念的確立是在書法成熟很久以後的事情，這種遷延說明人們對書家獨立身份有意的忽視。當"書家"的身份被普遍接受以後，則忽視技巧，強調"人"的價值、"人"的文化水準，以保證一個人的文化地位對其書法狀態的決定性影響。
書家的經濟狀況，亦是影響書家社會地位的因素。
歷代都有以書法為職業者，或擔任與書法有關的職位，或鬻（yu）書、課徒為生，但人數很少，絕大部份"擅書者"都處於非職業的狀態。
史料關於書法獲利的記載非常簡略。歷史上，一些人確因書法而收入頗豐，如李邕、柳公權等，但他們的社會身份仍然首先是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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