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书法的实用功能，书法的训练成为一项人们普遍参与的活动。文字形成之初，书写没有任何实用之外的目的，不包含对任何复杂技巧的追求，也没有任何神秘意味可言。但是文字书写所具有的潜在的美感，很快把人们吸引到书法非实用的这一面来。最迟在东汉，对书写非实用性的一面——例如草书——人们便不惜余力，投入大量时间，刻苦练习。这是书法的艺术功能从实用功能中开始分化的标志。
从那时开始，书法逐渐成为一种可以获得名声的技能。汉魏时，张芝已被韦诞称为"草圣"。擅长书法者，他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历史中。
当优秀的书写者一个接一个进入人们视线，并逐渐形成一个群体时，人们开始对他们进行比较、评述。大约在南朝，在这类评述中，他们被称为"能书者"、"书人"。
有关文献择要列举如下:
西晋卫恒《四体书势》，对上古到汉代与文字创制和各种书体发展有关的人物进行评说，涉及近30人；
北朝王愔《古今文字志目》录存书体36种、自秦至晋与书法有关的人物117人；
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录存69人，间有评论；
南朝梁袁昂《古今书评》论及"善能书"者25人；
南朝梁庾肩吾《书品》将"善草隶者"分为九品，评论自汉至梁123人，张芝、钟繇、王羲之三人被置于超越众人之上的地位；
唐代，不断模仿前朝《书评》、《书品》的著作出现，其中论及数百名擅长书法者，如李嗣真《书后品》、张怀瑾《书断》、窦臮《论书赋》等。
书法史上的传承脉络与人物形象越来越清晰，但对这些"善书者"没有专门的名称。到了唐代，怀素《自叙帖》中才出现"书家"的称谓。
就语义而言，"书家"与"善书者"、"书人"有质的区别。"善书者"、"书人"强调的不过是人们具有某种特长，而"书家"一词的出现，表明书法已经被当作一种社会身份的标志。"家"的本义为房屋、居所，以"家"命名，取其"覆盖"、"宏观"、"整体"等意义。以"家"为后缀的名词都有重大、专门等义涵，亦有流派、身份、地位、标记的作用，如"法家"、"儒家"、"官家"、"诗家"、"渔家"等，或指群体，或指个体，都是人物的重要身份或首要身份。
直至唐代，在士大夫的著作中还没有出现"书家"的称谓，说明社会上层并不认为存在"书家"这样一个类别。书法只是一种兼备的、附带的技能，从属于人们其他更重要的社会身份。
由怀素这样一位书法获得社会影响的人物来说出"书家"一词，意味深长。
"书家"的称呼可能已经在社会上流行，但并没有影响到士大夫阶层，他们担当着更重要的社会角色。但对怀素等人来说，"书家"的身份是十分重要的。他们时时惦记着自己的这重身份，因此才会情不自禁地说到"书家"颜真卿。颜真卿自己大概没有这种意识。
"书家"的称谓出现后，一直被后世沿用。士大夫开始接受这个角色，大约是在宋代。北宋末年，董逌（jou）《广川书跋.徐浩》中有"书家"一词:"书家贵在得笔意。"宋代用到"书家"一词地方很少。
元代著作中亦偶有此类称谓，陆友《砚北杂志》上卷:"近世能书家，不屑颜、柳，竞为李北海书，而隶体遂绝。""能书家"在这里不是一个美称。
一到明代，"书家"的说法便突然多了起来，如叶盛《水东日记》、杨慎《升庵外集》、王世贞《艺苑卮言》、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赵宦光《寒山帚谈》等，用到"书家"一词处，不胜枚举。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清末、民国。
"书法家"的名称出现得很晚，大约是在文言文与白话文交替的时期。
"书家"概念被接受的过程告诉我们，从明代开始，"书家"作为一个专门领域的代表，得到知识阶层的默认。"书家"开始作为一个具有明确身份群体参与文化活动。
此外，历代官学中书法科目的设置、考铨时对书法的要求、书法类职官的设置等，对书法家的形象、地位有很大的影响。
西周官学，教学内容包括"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书，指识字，理应包括书写。
出土的周、商甲骨刻辞反映了当时书写的水平，整齐、熟练，也能见出书写者个人风格的差异，考古学家们即由此划分出若干不同的时期。占卜的工作有分工，其中主持占卜仪式、准备甲骨、钻灼、验烧灼之纹理、记录占卜结果等，各有分工，但其职务高低和名称不详。
一直到秦朝，都没有关于书写者职务的记载。大体上他们都是地位低微的人物，因此后世才会把编制小篆的工作以及秦代石刻的书写的归于李斯、赵高等高官显宦的名下。
汉代初期，《尉律》规定:"学童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之。"书写能力成为取得掌管文书之类职位的一个条件。
书写优秀的学童还可以由县、郡一级级推荐至中央，逐级选拔，并获得有关书写职务的任命和升迁。此外，提拔下级官吏，"能书"也是荐举的条件之一。
汉灵帝于光和元年设立鸿都门学，由各州郡举荐有文学艺术才能的人为诸生，这些人后来有的出为刺史、太守，有的任命为尚书、侍中，甚至封侯赐爵，其中便包括师宜官、梁鹄等擅长书法者。鸿都门学的设立，是后世设立有关书法、绘画方面职官的滥觞。
魏晋南北朝时期，多有因"工书"而被帝王信用、被授予官职的记载，有的朝代设立有"书博士"、"太子侍书"等职位。
东晋，书法被社会所重视，成为表明个人或家族文化水准的标志。世家多有自己的书法传承，政界重要人物中亦多有擅长书法的名家。这是书法地位急遽上升的时期。它与书法技巧的高度成熟、书法观念的迅速发展密切相关。
唐代，《新唐书.选举志载:"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
国子监设书学博士2人、助教1人。
武后时在宫内社内教博士18人，其中书法4人。
宋代，国子监设置"书学"，有专任教员，学生学习"篆、隶、草三体"。学生通过考试所获得的前程，与其他太学生相似，但职位比算学低一等。
很多朝代都有"侍书"类职务的记载，如唐代有"翰林侍书学士"，宋王著任"翰林侍书"。但"侍书"不一定与艺术有关，也不一定是官职名称。
历史上不乏因为书法好而得到接近帝王的机会，并获得宠信或高位者，如清代的高士奇，但这大都与帝王个人的爱好有关，并非常规。
总之，古代从书法获得"出身"是有可能的，但职位很低，较高的职位数量极少，对于有抱负的年轻人，书法并不是谋求仕进的理想途径。
此外，宫廷对书法的关注、考试中对书法的特殊要求，都影响到人们的书写。
以上叙述了"书家"名称的确立和书法与仕途的关系，这是以书法家社会形象的确立有关的两条线索。
此外，书家精神世界的塑造——包括社会的要求与书家自己的要求——是构成书家形象的一条重要线索，例如对修养的关注、强调人品在书法中的表现等。
这条线索与书法中关于人的表现内涵的变化是重合的，就是说，随着人们对书法表现人的精神世界可能性的认识和要求的变化，书家的形象也一步步变得清晰起来。
古代书法理论中所说到的"情"、"神"、"韵"、"志"、"气"等，都可以兼指作品的和人的属性。
《书谱》谈到它们在书法作品中的表现:
右军之书，代多称习，良可据为宗匠，取立指归。岂惟会古通今，亦乃情深调合……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则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戒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岂知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
作者书写时的情绪与观赏者从作品中感受到的情绪混而为一，难以区分。在人们后来的论说中，"情"、"志"、"意"、"怀"等概念则明确的转换成作者的含蕴:
或寄以骋纵横之志，或托以散郁结之怀。（张怀瑾:《书义》）
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可谓得简易之道。（张怀瑾:《文字论》）
在这些论述中，"怀"、"意"、"心"都独立于书法作品之外，但它们似乎又都能自由而准确地进入书法之中。这为作品中整个人的投入和表现埋下了伏笔。
"书如其人"是人们在人与书法的关系上谈得最多的话题。
刘熙载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
除去刘熙载所说的学识、才能、志向，文献中所言极的还有性格、气质、身体状况、人品、命运等。这几乎囊括了一个人内部生活的全部内容。
刘熙载没有说的是，既然"人"在书法中暴露无遗，那个"人"必须是一个完美的人、精彩的人。这便是人们想象中书家应有的形象。
从书法家形象的历史演变中，反映出书法家这一概念内涵不断充实的过程，其中特别是精神生活与人格不断充实的过程。从中能够看出，在中国文化中，书法家观念的确立是在书法成熟很久以后的事情，这种迁延说明人们对书家独立身份有意的忽视。当"书家"的身份被普遍接受以后，则忽视技巧，强调"人"的价值、"人"的文化水准，以保证一个人的文化地位对其书法状态的决定性影响。
书家的经济状况，亦是影响书家社会地位的因素。
历代都有以书法为职业者，或担任与书法有关的职位，或鬻（yu）书、课徒为生，但人数很少，绝大部份"擅书者"都处于非职业的状态。
史料关于书法获利的记载非常简略。历史上，一些人确因书法而收入颇丰，如李邕、柳公权等，但他们的社会身份仍然首先是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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