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8号晚上九点多，高铁抵达北京南站，车厢里一个个垂头丧气的人们，走出列车，不急不缓地涌向电梯口。以往的这个时刻，一些男士会聚集在垃圾桶旁吸烟，如今只有几个人往里面扔些垃圾，未见吸烟者，大概摘下口罩都会被视为一件异常危险的事。
人们低着头，尽可能地避免与身边的人进行言语交流，眼神也相互躲闪，连咳嗽都得小心翼翼。到了出站口，站外站着两位身穿白衣的体温检测人员，一台录像机正对着人群。
我们把在车上填好的旅客登记表放进一个塑料筐里，接受了体温检测后，向地铁走去。
假期尚未结束，地铁车厢里显得很空旷，我和小培每人拉着一个行李箱，像往常一样抢座位，哪怕根本不用抢。旁边一个男子看到我们挤到了他身边，自觉地站了起来，远离我们，或许行李箱让他对我们产生了警惕心。
一路上我们很少交流，各自刷手机，继续关注疫情态势。地铁行驶期间发出尖锐的声响，声音比往日刺耳的许多，驶向下一站的时间变得异常漫长。
小培是一名记者，春节期间，她在家已经写了一篇关于疫情的稿子。在返京的四个小时高铁路程中，她一直在与相关人士打电话，聊微信，准备写第二篇稿子。
地铁上，她对我说，已经联系到了一位重要知情人士，今晚要熬夜写稿了。
出了地铁，地铁口旁边的那家药店还开着，春节期间我们已经用完了三包一次性口罩，准备再买一些。药店门口站在两位男士，正在与店员隔着门对话，店员的语气显得很不耐烦。
我走近一看，门上贴着两张黄纸，纸上写着：“口罩已售完，消毒液已售完”。
在老家时，看到网上有人说买不到口罩的消息，当时还不敢相信，现在总算信了。走到小区，看到门口摆着三张长桌，桌上放着一沓纸和一支笔，两名保安坐在那里。小培走过去，登记了相关信息，我们才被放进去。
晚上十点多，小区里的超市还开着，由于舟车劳顿，饥肠辘辘，我们准备买点菜回去做。她拿着两桶泡面和一颗白菜，问店主多少钱，对方说三十九。
我问：“泡面多少钱？”她：“十一。”我：“白菜要二十八？多少钱一斤？”她：“四块九，你们没看新闻吗？白菜涨价了。”
我想起了那条新闻——郑州某超市一颗白菜卖63，被罚50万。后来小培把白菜放下了，只买了两桶泡面。
回到家，我们煮了一桶泡面，放入一些从老家带来的粉丝，另外加了两个鸡蛋，凑合吃了一顿。饭后已经十一点多，她打通了采访对象的电话，继续采访。我躺在床上，戴着耳机，听一个语音课程，不知不觉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九点多我才醒来，打开手机就看到我姐发来的消息。
安旭是我姐的儿子，今年才八岁，她还有个十二岁的女儿。她嫁到了同省的另一个城市，这个春节，他们一家四口第一次来我们家过年，腊月二十九我和小培开车去接的他们，返京的前一天才把他们送回去。
小外甥突然发烧，让人不禁想了很多，如果他是肺炎病毒的感染者，这意味着我们一家都有可能携带病毒。最终我没能像我姐嘱咐我的那样，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小培，她一听，立即从床上跳了起来，并说了一些很糟糕的结果。
我安抚她说，先别担心，等医院检查结果出来再说，可能没那么严重，疫情期间难道都不能正常发个烧吗？
小外甥在家量的体温是38.1度，还伴有咳嗽，到了医院，医生测量的是36.6度。虽然不发烧了，为了以防万一，还是进行了血检。好在结果并非想象的那样，医生说，只是受了点风寒，然后开了两包抗病毒的药。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反而有些多虑，对小培说，镇里的医院可不可靠呢？血检是不是一定准确？我们是不是也要去做个检查？小培说，没什么症状的话，医院不给检查吧。
我没再说话，吃完饭，我们准备去了一趟超市，备一些瓜果蔬菜。
昨晚我听的是知名学者徐贲的一个语音课程，徐贲讲到了笛福的《瘟疫年纪事》这本书，这本书是以1665年爆发于欧洲的瘟疫事实为题材进行创作的。一路上，我们一人戴着一个耳机，边走边听。
徐贲说道：“对于伦敦人来说，就是对街道了如指掌，才让他们更加害怕瘟疫的蹂躏，因为瘟疫让已知的事物成为未知。在瘟疫来袭的时候，熟悉的世界变得陌生，可以预测的变得不可预测，到处潜伏着杀机。”
听到这段话的时候，我为之一震，这不正是当前我们这些人的处境吗？这条街道我们走过无数回，现在却变得如此陌生，几天前，人与人之间还不用过分苛刻地保持距离，如今却几乎都是形单影只。那口罩上方一副副充满猜疑、警惕的眼神，仿佛视所有他人皆为敌人。
长楹天街的门口，有个商贩摆着一堆瓜果蔬菜，拦截了去超市购物的人群，商贩声称他的东西比超市便宜。假期期间，不见城管的影子，嗅觉敏锐者总能看到类似的商机。
超市与平常没什么区别，各类蔬菜、海鲜、肉类、粮食、水果都挺丰盛的，只是蔬菜的价格明显涨了一些。购物者逐渐增多，堆积如山的水蜜橘旁围着一帮人，各自埋头把橘子捡进袋子里。
最后我们拎着三百多块钱的东西走出超市，叫了辆三轮车，路费砍到十块钱，司机很不情愿地把我们送了回去。下午两点，我和小培分开，回往自己的住所。我们约定，这几天各写各的稿子，也顺便把自己隔离几天。
傍晚，我姐在家庭群里发语音说，安旭今天老是出汗，变得很胆小，不敢一个人在屋里，好像在怕什么。我有点不放心，拨通了她的电话。
她说，安旭从我家回去的那天晚上，问她病毒是怎么来的，她说是从蝙蝠身上来的。他又问，蝙蝠是什么，她说，老鼠吃了盐，长了翅膀，就变成了蝙蝠。
安旭一直很怕老鼠，那晚他一夜没怎么睡，在床上贴人贴的很紧。
今天把他送往医院的路上，他问：“妈妈，我身上是不是有病毒了，小孩不是不容易得这种病吗？”
我把我姐批评了一顿，孩子的思想是异常敏感的，万不可随意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否则你以为的童话，就会变成他们的噩梦。如何向孩子解释这场流行病，或许是众多家长应该学习的一门必修课。
我在电话里嘱咐她，继续观察安旭的症状，同时也应为他做好心理辅导。面对这场流行病，成年人的如履薄冰，不该波及到孩子身上。
如果对我们来说，这个熟悉的世界都已变得陌生，可以预测的变得不可预测，何况对一个孩子而言呢！
大年初五，晚上十点多，外面不断传来烟花爆竹的声响，我透过窗户看到传媒大学的教学楼上，在黑暗里反射出远处烟花炸开后呈现的五彩缤纷的图景，仿佛一幢海市蜃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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