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漪近照。本報記者 顏維琦攝/光明圖片
【新春訪名家】
臘盡春來，寒梢花開。春節前夕，記者如約來到於漪老師家中拜訪。剛出電梯，就見於漪老師笑盈盈地立在門口。一身居家棉服，鬢髮打理得一絲不亂，目光清亮有神。
“來啦，快進屋！”一邊說著，不由分說就把我們往屋裡領，招呼家人泡茶。91歲的老人身形清癯，腳步輕快，話語乾脆。來之前有些擔心她的健康，此刻放下了心。
“我一直看光明日報，經常讀你們寫的文章，對復旦大學鍾揚老師的報道特別好，就是要多傳播這樣的優秀教師的精神。”一落座，於漪老師就主動關心起我們的工作。上午的陽光正好，照進房間，更顯出冬日的溫暖。
“2019年下半年我生了一場大病，斷斷續續住了五回院，這幾天剛好一些。前兩年我還能每天上班，今年怕是做不到了。”於漪說，“基礎教育是很平凡的，我就是一塊鋪路石，是實實在在的草根教師。我這輩子就做了兩件事，一是培養學生，一是培養教師。”
1929年出生，經歷過少年時代的家國苦難，於漪對“國家”和“人民”這兩個詞有更深刻的體會。“什麼是苦難？我是從舊社會過來的，格外珍惜今天的生活。抗日戰爭的時候，我跟著爸爸媽媽逃難到鄉下，夜裡黑燈瞎火磕破了下巴。那時候哪有藥啊？爐子裡抓一把草灰敷上，現在還留著一道疤。”說著，老人揚起臉，下巴一處疤痕清晰可見。
“這些年，順境也好，逆境也好，我都清醒。說到底，我的工作就是堅守一個新中國教師的本分。”於漪這樣總結自己的人生。從教近70年，寫下400多萬字的論文專著，上了近2000節的公開課，她的教齡與新中國歷史幾乎同齡。從課堂授課到教育改革，從呼籲“教文育人”到倡導“弘揚人文”，從培養學生到培養老師，她的名字和語文、教育緊緊聯繫在一起，她的教育實踐始終與時代同向同行。
20世紀80年代，於漪就提出教育究竟應該是“育分”還是“育人”的問題。這是發人深省的“於漪之問”。提起多年前的這一問，於漪感慨：“目中要有人，而不只是分，任何一張考卷是考不出人的綜合素質的。如果教育不追求德性與智性的統一，就是殘缺的教育。作為教師，首要工作是育人，就是引領孩子走一條健康、正確的人生之路，讓每個孩子都能得到充分的發展。”
“孩子是最耽誤不起的。生命對任何人都只有一次，人生是一張單程票，每一站都要遇到好老師。每個孩子都是國家的寶貝、老百姓的寶貝，今天的基礎教育就是明天的國民素質。”於漪說，“因此我常講，教育是一項偉大的事業，一頭挑著學生的今天，一頭挑著國家的未來。”
一個多小時的交談中，她反覆強調基礎教育的重要性：“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基礎要打得深、打得寬。基礎教育是最有戰略意義的，教育安全關乎國家安全、民族安全。”
“作為教師，還要清楚的是，我是中國人的教師，做好新中國教師的本分，心中必須要有中國的燈火。要指引學生在紛繁複雜的環境下樹民族精神之根，築愛國主義之魂，用中國人博大的情懷，用真正的本領為中國作出貢獻，為人類作出貢獻。”於漪說。
2019年，新中國成立70週年之際，於漪獲得“人民教育家”國家榮譽稱號。這是共和國的最高榮譽，是一名教師的無上光榮。
“一輩子做教師，一輩子學做教師。”這是於漪常說的一句話。91歲的她，初心不改，始終謙遜，依然年輕。她說，教師每天都有學不完的東西、做不完的事，所以每天都是新的，每天都能感受到精神世界的成長，不會有厭倦。
臨別，接過記者寫的春聯，於漪也在我們的採訪本上提筆寫下一句話：“教師的責任大如天。”
（本報記者 顏維琦 孟歆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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