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5月我从部队复员到北师大党委宣传部工作。有一天听老同志谈到，咱们学校启功的书法相当了得。我当时没听明白，心想：咱们学校的气功？还是书法？还相当了得？后来细打听，才知道启功是中文系的教授，同时又是书法家。
在北师大工作的教职员工，要想获得启先生的墨宝在那个年代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我就收藏了启先生的墨宝。
我第一次获得启先生的墨宝，就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师大主楼三楼314会议室，是接待中外贵客的地方。党委宣传部就在314会议室的西侧不远的房间。1980年的一天午后，还没到上班的时间，各办公室都关着门，我在三楼中厅，见到启功先生在那徘徊，于是上前与先生搭讪。才晓得启先生被邀参加314会议室下午的外事活动，他从小乘巷胡同坐公共汽车到师大，来的早了，会议室还没开门，只好在楼道等候。我便把启先生请到我们的拥挤办公室里休息，启先生比我大40多岁，我像对待父辈一样恭敬地请启先生坐在办公桌前的木椅子上，因为办公室设施简陋我竟连杯水都没能给老先生倒，就和启先生闲聊了起来。 他问我姓名，我说姓傅，他摇着脑袋重复着“傅……姓傅……”。此时我讨要启老字画的私心出现了，便斗胆地向启先生说，我喜欢您的书法，您能趁这会儿给我写幅字吗。启先生看了看墙上的挂钟，点了点头“好说好说”。宣传部接待客人的茶杯、茶水没有，但纸笔是有的。我把办公桌前的墨水瓶、订书器、大头针等等移开，把宣纸摊开，启先生就在这简陋的办公桌前，为我写下了“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最后的落款还写上“占武正之”。真让我受之有愧。可惜当时没有照相机，若能拍下启先生在这般简陋拥挤的办公桌前写字的镜头将是多么有纪念意义呀。启先生写完字不多时便离开我的办公室去参加活动去了。我当时兴奋极了，这幅字至今珍藏着。
1980年，学校组织员工观看总政话剧团的话剧《自由之花》，该剧是描写向警予烈士的。因为我与北师大和总政话剧团的特殊关系，因此剧场和演出都是无偿的，为表示对话剧团的感谢，启先生画了一幅花草（二尺）由我送给话剧团。我看后，觉得有尺寸有点小，（后来我才知道，启先生的画要比字更高档且有收藏价值）就跑到启先生当时暂住的工2楼，向启先生换字。此时，我与启先生已经有过几次接触，已经成了半熟人了。启先生没二话，马上铺开纸写就了“让自由之花开放的更加绚丽多彩”。看着四尺见方的题词，我对先生说，这花草我就收藏了。启先生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用手指着我哈哈哈的笑起来。这张花草珍品，我虽然没有装裱，但已经在我的保险柜里藏了36年了。
说到启先生的墨宝，我不得不说我收藏的那副对联。与其说是先生给我的，倒不如说是我硬要的。有一天，我与侯刚老师到先生家去办事。书架旁放着一幅启先生刚给荣宝斋写的对联，但因为用墨淡了一些，一向写字认真的启先生，准备再重新写一幅。对联的内容我也不大明白什么意思，但一听说要重写，我马上指着书架旁的对联对启先生和侯刚说，这个能给我了吧？侯刚说听老先生的吧。启先生看看对联，笑了笑，回到桌前拿出图章，自言自语地说，盖戳吧。于是我的藏品中又增加了一幅对联。这幅对联在纪念启先生百年诞辰在北京画院举办的展览上曾经展出过。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因工作关系，与启先生的接触多了一些。时常能到小红楼启先生家，听他老人家教诲。有一次到启先生家，闲聊之中老先生问我，你姓傅，是满人吗？我说不是满人，祖籍是河北的。然后他说了满人里傅姓的人有一些，接着又大概说了说产生傅姓这一支的原因。这时我才突然想起来，我那年在主楼三楼第一次向启先生求字时，他曾问过我姓什么。老人家记性真好。老先生不但记性好，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艰苦朴素的美德更使接触过他的人永世不忘。一次春节前我去先生家送东西，到家入座后，启先生拿出橘子给我吃，我说您也吃呀。可他却拿出一个半边已经烂的橘子，掰掉烂的地方，吃那一半，我当时立刻阻止老先生，他笑着并用他那略带鼻音的腔调说，没关系的，吃不死。当时启先生在社会上的影响、名气已经非常大了，这么一个知名人物，居然这么简朴，连半个橘子都舍不得丢掉，真让我感动至极。
还记得1992年励耘讲学助学基金会成立后，启先生捐出163万多元后。我们采访他老人家时说，您为纪念老校长，捐的款是目前校内最大的一笔了。他却说，我是老校长提溜着耳朵长大的，现在用这么点钱纪念老校长，真实微不足道呀。还幽默地说这不过是自己“刷纸”的“不义之财”，没有捐工资呀。因启先生家的客厅与他的卧室是套间，采访中我们无意中还来到启先生的卧室，一张木板床，一床蓝花布棉被。这就是刚刚捐出160多万元的老先生的卧室。当时我们确实挺心酸的。也深深地感到，他们那一代人的学高人之师，身正人之范的品格是当今的任何人所不能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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