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漏壶，铜器，汉代，通高10.5厘米，流至鋬（pàn）长20.5厘米，壶身直径9.8厘米。2011年河南博物院征集。

铜漏壶

该漏壶有盖，盖顶正中有半环形小钮，盖边下竖折，左侧折边延伸出长条状连轴与器口边壁延伸出的两竖条状钮连在一起。器身圆口，平顶，直壁，三兽状足。器壁正前方有半弧状竖筒与其连铸，上有半圆形盖与器顶正前方的竖条状钮连在一起；器顶正后方在与器壁结合处有近方体竖管，中空至器内，左右两侧壁各有一圆孔；器壁正左侧下方与器底结合处有锥状流，中空至器内底；器壁正右侧上部与顶交汇处有鋬，近端上侧高出器顶，下端连接器壁且有内凹槽连通器内。远端连接一圆环。整体似筒状，素面无纹饰。

盖部

就青铜器而言，到汉代时，已经失去了三代铜器气势恢弘的造型和华丽精美的纹饰，变得朴素无华。该器处在汉代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之下和其他该时期的铜器一样，具有同样的历史命运。但是我们若能静下心来仔细观赏它，却会发现它不只带有汉代铜器的基本特点，更具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精美之处。

盖部

第一，器盖放弃此前铜器盖、身多用的链连式而采用轴连式。漏壶的主盖和正前方副筒的副盖皆采用轴连方式将盖和器物主体连接在一起，这种方式大大增加了盖与器身的链接牢固性能。通过主盖中间的半环形小钮或者盖边上下用力可以提起或扣合器盖，但盖始终与主器在同一方向上运动。而此前器盖与器身需要链接的多采用链连方式，由于链子的多方位活动性，致使盖与器身分离时会产生多方位的不定性晃动，从而有可能会导致器物碰撞损坏。这一简单的改变不仅仅是对盖与器身链接方式的一次简单的变化，而是通过固定开、合器盖的作用力方向来增大盖与器身牢固性能、防止碰撞损坏的一次科学的革新。

鋬部

第二，鋬多功能化。鋬作为器物的一部分，主要的功能就是为了方便提拿器物。该器的鋬也如其他器物的一样置于器物的右侧。但是该器鋬却有多样功用。首先，鋬远端为一扁环。该环的设置使得漏壶在不用保存时有了可挂置或悬系功用；其次，鋬近端有一凹槽，凹槽的设置，使在拿握该器时手部更容易着力，大拇指扣入凹槽更便于握稳器物，不宜让器内液体洒漏；再次，凹槽与主器内部相通，可做受水的通道，这一现象使得该器的功用增大，既可以做单体泄水型漏壶，又可作多级受水型漏壶。

鋬部

第三，增设放置附件的副筒。在该漏壶的正前方连铸有一多半圆状副筒，该筒上有与主体器盖一样的轴连式半圆形器盖，下底与主器器底在同一平面。筒体内为独立空间不和主体内部相通。副筒内部高度与主体器身内部一致，故推测此副筒应是放置带有刻度的箭和箭舟等附件。因箭和箭舟用木质等较轻材料制作，容易腐没，现在副筒内已无实物。该副筒的设置既增添了整体的美观度又延伸了器物的功用，使箭和箭舟不用再另设装置保存，缩减了漏壶使用后保存环节，避免了因漏壶和箭与箭舟分开保存容易丢失的问题。

副筒

副筒

第四，形象生动的三足。三兽足形态一致，皆做半蹲卧状。头下倾状，头顶竖耳朝前，双目圆睁，两颊内凹，两鼻孔清晰可见。双臂弯曲置于头下，似有支头之意。腿弯曲做半蹲状，双足各分三爪。整体看，该兽憨态可掬，头微下倾置于双臂上，半蹲着像在思考或等待，十分可爱。

足部

总之，该漏壶造型别致，设计巧妙，虽无精美纹饰，却不失秀美之气。盖、身轴连式结合方式和鋬部的凹槽设计都隐含有科学的力学原理；凹槽内与主体连通的构造，从表面上看可以将受水孔隐藏，达到该壶可做单体泄水型漏壶的目的，同时又能隐藏起可做多级漏壶一级的功用。当然这一功用的存在，不仅能证明该时期已经出现有二级甚至多级的受水型漏壶，而且更能说明该壶是单体向多级发展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足部形象生动的构思，体现了制作者高超的艺术水平，虽无三代青铜器上的夸张造型，却有灵魂附体般的思想内涵；另外，插箭的方孔开在器顶的正后方也是该壶的特色之一，一般而言，箭孔多开在器盖的正中间。

比较研究

关于铜质漏刻一类的计时器物，目前的资料屈指可数：文献记载的有北宋吕大临《考古图》著录的汉代丞相府漏壶和容庚《颂斋吉金图录》著录的汉银错车马铜漏；考古发现的有四件，皆是西汉时期遗物；传世的有国家博物馆藏元代三级漏壶、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康熙兽耳八卦篆铭刻漏壶和嘉庆四年的四级漏壶等。本文仅对汉代的6件器物加以介绍，以期能对我院新征集的漏壶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丞相府漏壶

丞相府漏壶，北宋吕大临《考古图》记载的丹阳苏氏之物。其中有考释：“右不知所从得，高九寸有半，深七寸有半，径五寸六分，容五升。盖铭廿有一字。”铭文为：“廿一斤十二两六年三月己亥年史神工谭正丞相府。”书中另有按语：“按此器制度，其盖有长方孔，而壶底之上有流筩乃漏壶也。视其铭乃汉器也。”

汉银错车马铜漏

汉银错车马铜漏，容庚著录《颂斋吉金图录》 中记载。图录中附有考释：“壶银制，通盖高四寸九分，器高四寸二分。深三寸七分，口径一寸五分，唇广一分半；盖高八分。深六分，口径一寸五分，唇广一分半，流长八分，口径三分半，唇广一分。盖有长孔，三足作马蹄形。色灰黑，银错花纹，复画金线于花纹之上，盖顶为凤鸟之纹，旁作二兽两鸟，夹以花草，器纹凡三截：上截一人抚琴，一人坐而听之，后有二走兽相驰逐；中截二马车奔驰，一驾四马，一驾五马，与吴朝阳里镜纹相似；下截前供花果，后一人端坐，左右各有长辫，怪兽跪而侍之。形制与《考古图》所载丞相府漏壶相同。而小其半，未审何用也。”

满城汉墓铜漏

满城汉墓铜漏，1968年河北省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图十）。该铜漏“作圆筒形，下有三足，通高22.4厘米，壶身接近壶底处有一小管外通，小管已残断”。壶盖上有方形提梁，壶盖和提梁有正相对的长方形小孔各一，作为穿插刻有时辰的标尺之用，壶中的水从小管逐渐外漏，标尺逐渐下降，可观察时辰之变化。”

兴平铜漏

兴平铜漏，1958年陕西兴平县西汉墓出土，现收藏于茂陵博物馆。该壶“圆筒形、素面、上有提梁盖，下有三足，壶底端突出一个水咀。通高32.3厘米，壶盖直径11.1、盖沿高1.7厘米，提梁梁高6厘米，梁和盖的中央有正相对应的长方形插尺孔各一个，长1.73、宽0.5厘米，用以穿插有时辰的标尺。壶身口径10.6、高23.8厘米，壶咀长3.8、口径0.25厘米，其内径圆筒形，外为圆柱形，与壶壁连接，呈漏斗状，水即从此咀水平流出。此外，在筒内出水咀处，有一紧贴在筒壁上的云母片，直径约4厘米，呈不规则的圆形。”

千章铜漏

千章铜漏，1976年在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沙丘内偶然发现的，现藏于内蒙古博物院。“通高47.9厘米，壶身作圆筒形，壶内深24.2、径18.7厘米，容量6384立方厘米。近壶底处下斜出约25°的一断面圆形流管，管上面斜长8.2，下斜7.2，根径2.4、端径1.8厘米，近管端处有一周凹槽，管端有径0.31厘米的小圆孔。壶身下为三蹄足，高8.8厘米。壶盖高3、径20厘米。盖上有双层梁，通高14.3、边框宽2.3厘米。自盖顶至第一层梁距6.5厘米，第一层梁厚0.9厘米，自第一层梁至第二层梁距6.1厘米，第二层梁厚0.8厘米。壶盖和两层梁的中央有上下相对应的三个长方孔。用以安插沉箭，盖孔为1.75×0.9.第一层梁孔为1.8×0.93，第二层孔为1.9×0.97厘米。壶盖重2千克，壶身重6.25千克，全壶共重8.25千克。”壶内底铸阳文“千章”二字，壶身外表阴刻“千章铜漏一，重卅二斤，河平二年四月造”。二层梁上阴刻“中阳铜漏”。

壶身外铭文

巨野铜漏，1977年山东巨野县红土山西汉墓出土。现藏于巨野县文化局。“器作圆筒形，素面。高79.3、口底直径各47、壁厚0.7厘米。重74千克。腹中部饰有两个对称的铜环，环直径11.5厘米。距器底5厘米处有一圆孔，孔周外壁捎厚方形，另铸一筒形杯状器，长5.8、口径4.8、底径3.3、底壁0.3厘米，甚是光滑。筒形杯状器由筒形器内壁插入圆孔，横置，口在筒形器内，有衔接痕迹，底在器外。筒形杯状器与器孔外壁浑然一体，甚是牢固。筒形器一侧近底部的外壁有修补痕迹二处，附不规则的铜板二块，用铜汁浇灌连合；器身还散见多处修补的小方块状痕迹。”

巨野铜漏

从上文六件漏壶来看，可分为两种类型，丞相府漏壶、汉银错车马铜漏、满城汉墓铜漏、兴平铜漏和千章铜漏为单体泄水型漏壶一类，造型基本相似，皆为直壁圆筒状，提梁连盖，盖、梁皆有置箭方孔，近底侧壁带流，三矮蹄足；巨野铜漏为另一类，形体较大，斜壁筒状，无梁和盖，近底侧壁有流，无足，通体素面。

巨野铜漏局部

从此壶的造型来看，应是一只给水壶。河南博物院藏漏壶与丞相府漏壶等五件漏壶相比较，不同之处是改提梁为鋬，加设副筒藏箭和变正中开孔置箭为侧顶开孔置箭。但此几处不同并未改变单体泄水型漏壶各部位的功用，故该壶可做为单体泄水型漏壶。然值得注意的是，鋬部凹槽内通主体器内，这一特点为其他五器所不具有。因该孔至于器物上部鋬内，可做为受水孔使用，据此又可认为该器又能做多级受水壶中的中间一级。而多级受水壶考古发现的只有巨野漏壶，作为给水壶，它下方最少应有一只受水浮箭壶，是否还有中间一级无法考究；文献记载东汉时期张衡使用二级漏壶是最早的多级漏壶记载。由此来看，河南博物院藏铜漏壶虽具有西汉时期单体漏壶的特点，但它可作为二级甚至多级漏壶的一级特征证明，其应是东汉时期的遗物。该漏壶是目前发现的漏壶中既可做单体泄水型漏壶又可作多级受水型漏壶的唯一一件。作为中间一级漏壶，它直接可以证明多级漏壶在此时已经开始使用，是研究漏壶计时发展史十分重要的实物材料。

张俊儒，男，吉林大学博物馆学专业学士，河南博物院藏品管理部馆员，主要从事夏商周青铜器的研究与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