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元
光緒皇帝發動的“百日維新”也稱戊戌變法，被太多人扼腕嘆息。直到現在，還有人覺得如果不是慈禧扼殺了戊戌變法，中國可能會少受很多災難。
扼殺戊戌變法，可能是慈禧除了出賣國家主權之外，最大的罪狀之一。
通常認為，正是因為慈禧老太婆扼殺了戊戌變法，使得中國失去了一次迎頭趕上的機會。
但慈禧真的好冤枉。
她之所以背上了這樣的罪名，第一是人們誇大了戊戌變法的意義；第二是被人給潑的髒水給埋汰的，目的是讓她來承擔清王清滅亡的責任。
關於戊戌變法的意義，查到的標準答案是這個樣子的。
戊戌變法是一次資產階級改良運動，是資產階級變革社會制度的初步嘗試。維新派試圖在政治上建立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在經濟上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符合歷史發展趨勢。它是一次愛國救亡的政治運動。在民族危機加劇的時刻維新派以變法圖強、救亡圖存為目標，進行廣泛的宣傳鼓動，希望通過改革，使中國走向獨立、民主和富強，從而擺脫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表現出強烈的愛國熱情，激發人民愛國思想和民族意識。戊戌變法也是近代中國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資產階級接維新派提倡新學，主張興民權，對封建思想進行了猛烈的抨擊，為近代思想起了思想啟蒙運動的蓬勃興起開闢了道路，促進了中國人民的覺醒。
這個意義很長，很強大。
估計大多數學生學歷史的時候都背過，所以影響很廣泛，相當的深入人心。但這個意義和戊戌變法真正的改革內容，扯不上多少關係。
根據光緒皇帝的詔書，戊戌變法的主要內容如下：1、政治方面：告誡廷臣舍舊圖新，力行新政，鼓勵官紳市民上書言事，嚴禁官吏阻隔；諭令各省督撫舉薦通達時務的新政人才；精簡機構，裁減冗員，取消旗人由國家供養的特權，准許自謀生計。2、經濟方面：京師設立鐵路礦務局和農工商總局，保護農工商業的發展；獎勵創造發明；改革財政，編制國家預算決算；裁撤驛站，設立郵政局。3、軍事方面：裁撤綠營，精練陸軍，改習洋操；實行徵兵制；添設海軍。4、文化教育方面：開辦京師大學堂，各地設立中小學堂，兼習中西文科；廢除八股，改試策論，開設經濟特科；設立譯書局，翻譯外國新書；准許設立報館、學會；派人出國留學、遊歷。
這樣的內容裡頭，既沒有民主的影子，也看不到對社會制度的變革，更看不動哪裡有資本主義革命的意思，完全是洋務運動的延伸和繼續。
而後人之所以在戊戌變法上，加上了各種各樣的意義，原因在於康有為、梁啟超對那段歷史的篡改。
這個篡改從公車上書就開始了。
下邊讓我們回到公元1895年，也就是大清帝國光緒二十一年，看看咱們能否還原當時的歷史現場。
1895年，是中國歷史上最屈辱的一年；也是大清帝國最黑暗的一年，之一。這一年，大清帝國直隸總督李鴻章，在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是中國有史以來，對單一國家賠償數目最大，各個方面損失最多，對中國人心理衝擊巨大的，不平等條約。也是中國陷入現代災難深淵的起點。
因為對日本的鉅額賠款，不僅讓大清帝國失去了繼續革新的經濟能力，而且為中國培養了一個最兇惡、最貪婪、最殘暴的敵人，日本。
從1895年開始，日本利用從大清帝國拿到的賠償（還有《辛丑條約》賠償的至少四千萬兩白銀。），一躍成為亞洲第一強國。強大之後的日本，其後又在一次次侵略中國的過程中，躍居成為世界強國，最終發動了旨在滅亡中國的全面戰爭，給中國帶來了至為沉重的民族災難。
身處1895年的大清帝國臣民，當然無法預見到《馬關條約》會為中國培養出一個最兇惡的敵人。但鉅額賠償、割讓臺灣和遼東半島，還是激發了他們心中的激情與血性。（這也說明那個時候的人們並不像教科書上寫的那樣，處於完全的麻木、愚昧當中。）這種血性的爆發點之一就是公車上書。
同樣和傳統教科書上不同的是，公車上書是清王朝知識分子，包括朝中大臣、應試舉人等，自發地反對清王朝簽訂《馬關條約》，並提出發奮圖強主張的一次舉動。康有為既不是這次活動的組織者，更不是發起者，甚至不是一個積極的參與者。
史學家姜鳴先生的《天公不語對枯棋》一書中，用自證、它證、反證的方法，論證了康有為發起公車上書事件，其實相當可疑。
姜先生認為，史稱“公車上書”的這件事,大多是根據康自己的《公車上書記》一文為藍本的。
但當年5月24日上海出版的《公車上書記》序中說，5月2日那天，公車們“聞局已大定，不復可救，於是群議渙散”。姜先生又考證出翁同龢當日日記，列出了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賬，證明那天肯定沒有出現過一千三百名公車（舉人），到都察院遊行示威並且被拒的事情。再據宮廷檔案證明，“被拒”之事不存在。
事實上，當時上書反對簽定條約的遠不止公車（舉人）們。
先是大批現職官員從4月14日就開始接連上奏，4月30日起，都察院每天都有大批舉人上書，僅5月2日那天，就接到七省舉人的八批公呈，簽名者342人；這樣轉奏到5月8日才結束，上書總量31件，簽名者1555人，其中梁啟超領銜廣東舉人80人上書，只是諸多上書中的一件。因此，姜先生認為，所謂康有為發起的“公車上書”作為“歷史事件並不存在，頂多只能稱作‘公車集會’或‘公車擬上書’而已。”
這樣的證據還北京大學歷史學教授茅海建先生的《“公車上書”考證補》一文。文中認為，：“公車上書”是有兩個不同的概念，一是由政治高層發動、京官組織的上書，其數量多達31件，簽名的舉人多達1555人次，且上書已達御前；另一個是由康有為組織的18行省舉人聯名上書，那是一次流產的政治事件。而且康有為組織的18省聯名上書，並不是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為根本沒有去送。
還有許多的相關證據證明，康有為自稱他發動的公車上書，完全出自他的編造。
此處僅舉一例。康有為一再聲稱上書之所以未成，是因為都察院拒收。這是對都察院的嚴重誣衊。事實上，都察院在1895年的上書大潮中，起到了領頭羊的作用，洪良品、餘聯沅、褚成博、王鵬運、丁立瀛、龐鴻書、劉心源、高燮曾等20餘名都察院御史都曾上奏極諫，有些甚至連上數折；當日實際主持都察院的三位堂官，裕德、沈恩嘉和壽昌，都上奏反對和約，主張再戰，是1895年上奏浪潮中品級最高的堂官。
說都察院守舊頑固拒收康有為發起的上書，完全不符合史實。
還有康有為說四月八日都察院以和約已成，再上書於事無補為由拒絕接受和代遞自己的上書。這同樣不符合史實。據茅海建教授考證，就在四月八日當天，都察院還向朝廷代奏了官員舉人的上書15件之多！這些奏摺最晚遞至都察院的時間是四月六日； 四月九日，都察院又代遞了10件條陳，條陳上註明的投遞日期，有三件赫然正是四月八日；四月十一日、十五日，都察院再次代遞了9件條陳。其中兩件條陳註明投遞日期為四月十日，一件註明投遞日期為四月十四日。
康有為所謂四月八日都察院不接受上書，顯然是謊言。
事情的真相是：康有為根本沒有去都察院遞送上書。對此，《公車上書記》一書本有明確交代：“是夕（四月八日）議者既歸散，則聞局已大定，不復可救，於是群議渙散，……而初九日松筠庵之足音已跫然矣，議遂中寢，惜哉惜哉。”——所謂“議遂中寢”，意思就是根本沒有去都察院上書。
也正是因為康有為不是公車上書的發起者，所以他在戊戌變法中，幾乎沒有起到什麼真正的作用。
雖然康有為認為戊戌變法的直接目標是開議院，制憲法，行君主立憲，但思想提出來了，光緒並沒有接受。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光緒同志沒有重用康梁，因為光緒的變法和康梁的主體思想，實質上並沒有真正的關係。
實質上，光緒皇帝在戊戌變法中的各項內容，基本上是洋務運動的深化和繼續。
如果說有什麼新東西的話，應該是以下的內容：保護農工商業的發展；獎勵創造發明；裁撤綠營、精練陸軍、實行徵兵制、改習洋操、添設海軍；開辦京師大學堂，各地設立中小學堂，兼習中西文科；廢除八股，改試策論，開設經濟特科；設立譯書局，翻譯外國新書；准許設立報館、學會；派人出國留學、遊歷。
而這些措施，並沒有因為戊戌變法的失敗而停止。
在《百年黃昏》中第二章的題目就是：戊戌變法果真失敗了嗎？
1898年12月31日（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北京城內，景山腳下，馬神廟中，沒有鼓樂齊鳴，沒有紅毯鋪地，也沒有貴賓致辭、“領導”剪綵、代表發言……管學大臣孫家鼐默默地率領中西教習和160名仕學生、中學生和小學生，對著萬世師表孔子的靈位頂禮膜拜。當時既無攝影，更無錄像，開學典禮的情形，早已塵歸塵，土歸土，煙消雲散了。幸運的是，報紙的記載還能找到，憑藉白紙黑字，後人似乎還能若隱若現地看見當年的蹤影。1899年2月6日，位於上海的英文報紙《北華捷報》作了如下報道：
京師大學堂於兩星期前舉行了隆重的開學儀式。除了該校的西教習之外，沒有其他外國人參加這個開學儀式。
京師的傳教士們，或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對此表示相當憤慨。因為西教習們在開學典禮上，對著孔子的靈位脫帽和鞠躬敬禮。他們認為此舉表示西教習們，跟他們的中國同事們一樣崇拜孔子。有人說，儘管西教習們的本意並非崇拜，但本地的中國人卻肯定會這樣理解。
然而，在中國居住時間更長的人，就不會這樣想。雖然中國人可能會真的報道說，西教習們對孔子的靈位頂禮膜拜，但就連他們自己也不會相信這樣的話，更別提其他人了。西教習們曾被告知，在這件事上他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辦。但在開學典禮前舉行的教員會議上，他們一致表達了在經過孔子靈位時，要脫帽致敬的意願。中教習中的基督徒也被管學大臣孫家鼐，免除了下跪磕頭的禮儀，因為後者說他不想強迫他們在這件事上，違背自己的良心。孫大人雖然是個保守派，但卻通情達理，具有十足的紳士風度。
考慮到交通和通訊工具的落後，信息傳遞緩慢，報刊也很稀少，《北華捷報》又是週刊，所以，這條消息在當時還是很有新聞性的。可惜的是，該報並未詳細記載京師大學堂具體的開學時間，以至於後來連學術大師、考據權威、北大校長鬍適都搞不清楚“北大生日”。以至於北京大學的校慶活動，先是在每年的12月17日，後來又改在每年的5月4日……1998年，專家根據當年的上海中文報紙《申報》才得出了1898年12月31日是京師大學堂“生日”的科學結論，總算把這個百年謎團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歷史永遠充滿著耐人尋味的神奇魅力，也蘊藏著眾多待解謎團，京師大學堂的生日就是一例。
1898年6月11日，在《明定國是詔》中，光緒皇帝宣佈：“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到9月21日，戊戌變法黯然落幕，一共103天；而從9月21日再到12月31日京師大學堂大難不死，意外開學，也是103天。
前後兩個103天，是巧合，還是另有玄機，誰能說得清楚呢？
現在可以說清楚的，就是仕學生（相當於大學生）、中學生、小學生混雜在一起，舉行大學開學典禮，恐怕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創舉”，這樣的大學辦學模式，恐怕只有用“中國特色”四個字來做解釋了。
富有濃郁“中國特色”的京師大學堂的創建成功，是戊戌變法政策的成功延續。
但京師大學堂並不是教育改革領域的創舉。早在1862年，大清帝國就成立了方言學堂，也就是外國語學堂，名字叫京師同文館，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的外國語學院。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設立的福建船政學堂，1867年李鴻章在上海開設的機器學堂，則是技術方面的新式學校。在軍事學校方面，1880年李鴻章在天津建立的天津水師學堂，堪稱中國最早的軍事專科學校，北洋軍系就脫胎於這所學校的畢業生。在1887年和1890年，廣東水師學堂和南京水師學堂建立。1893年，李鴻章在天津創辦軍醫學堂，這是中國人自設西洋醫學的開始。
這些洋務運動中興起的新式學校，說明了戊戌變法中想要成立的京師大學堂，不過是洋務運動的延續而已。
能證明戊戌變法是洋務運動延續以及談不上失敗的，是戊戌變法的另一個舉措，派人出國留學、遊歷。
派人出國留學、遊歷的舉措，早在戊戌變法之前的26年，就由洋務派領袖恭親王奕率先完成了。戊戌變法把它拿出來，不過是炒洋務派的冷飯而己。
從1872年——1875年，總計派出了120名留美幼童。其中至少有50名考上了大學。
再有裁撤綠營、精練陸軍、實行徵兵制、改習洋操、添設海軍的措施，在湘軍、淮軍、北洋師建立和發展的過程中，也都早已經成為現實，實在算不上什麼新鮮事物。
至於說戊戌變法中提出來的保護農工商業的發展；獎勵創造發明改革，正是洋務派一直努力前進的一個方向。
1872年12月23日，李鴻章奏請試辦輪船招商局，這是洋務運動中由軍工企業轉向兼辦民用企業、由官辦轉向官督商辦的第一個企業。幾乎是同一時期，在天津設立的開平煤礦、湖北設立的漢陽鐵廠和湖北織布局等官督商辦企業，也紛紛開辦。雖然洋務派沒有特別明確地提出大力發展工商的口號，但在他們的默許甚至是支持下，這個階段中國資本主義工業在上海、廣東、天津等沿海地區興起。如上海發昌機器廠、廣東南海縣繼昌隆繅絲廠、天津貽來牟機器磨坊，都是這個時期發展起來的，著名的民族資本主義企業。
其實戊戌變法的改革措施中，與洋務運動幾乎沒有關係的，是這樣一條：精簡機構，裁減冗員，取消旗人由國家供養的特權，准許自謀生計。
這樣一條內容，雖然有其必要性，但這是專制集權社會的不治之症，不是光緒的一條命令可以解決的。
當然還有更重要，那就是戊戌變法的所有改革措施，都是慈禧老太婆，這個被罵為封建、頑固、無知、無能、腐敗等等詞語的大清帝國統治者所同意的。
戊戌變法實際上是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進行的。
前邊說過，慈禧對待維新的態度是，摸著石頭過河。只要不觸碰到她的底線，也就是不影響到她手中的權力，她對各種改革、維新的舉措一般並不反對。比如說李鴻章打著為海軍運煤的旗號，偷摸兒地修建了唐山到塘沽的鐵路，慈禧就是掙一眼閉一眼，裝作看不見。
這真是一種聰明的做法，你們願意改革、喜歡摸著石頭過河，就去做。做好了，皆大歡喜；你幹壞了，我還可以用不知情的理由，打你的屁股。
正是因為慈禧是個有膽略的人，內心開放的人，一個沒有受到儒家文化約束的人，所以她對戊戌變法並不反對。
更何況當時清王朝剛剛在甲午戰爭中，吃了個特大號的虧，做為實際統治者，慈禧的心裡肯定也憋著一口氣。
正因為如此，慈禧對於戊戌變法，不僅不反對，反而是全力支持的。
這樣的記載有很多。金梁《四朝軼聞》記述說：戊戌變法期間，光緒帝因“懾於積威”，“事事請懿旨”。光緒皇帝害怕慈禧老太婆，當然有點窩囊。但“事事請懿旨”告訴咱們的是，光緒在戊戌變法期間所發佈的政令，是全部經過慈禧同意的。
還有一些記載，表明慈禧鼓勵光緒大膽變法。據費行簡《慈禧傳信錄》載，早在變法之初，慈禧太后即對光緒帝說：“變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納曾國藩議，派子弟出洋留學，造船制械，以圖富強也。” “苟可致富強者，兒自為之，吾不內製也。”1898年6月11日，她面告光緒帝：“前日御史楊深秀、學士徐致靖言國是未定，良是。今宜專講西學，明白宣示。”《周馥年譜》中也說：“時太后退居頤和園，不與政，但囑上勿專信新進急切改圖而已。”這些史料說明，對於光緒變法，西太后雖有告誡，但只是怕光緒一著急把事情辦砸了，並無反對之意。
事實上，光緒皇帝雖說親政，但慈禧太后仍擁有最終決定權。光緒皇帝百日維新期間下達的變法“聖旨”，幾乎全部（除了可能存在的密旨之外）都事先送慈禧太后審定，然後發佈的。所以，越來越多的歷史學者認為，把慈禧太后說成因反對維新而發動政變，至少是把複雜的歷史看得過於簡單了。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房德鄰在《回顧戊戌重溫歷史——在戊戌變法110週年之際》座談時指出：“在100多天的變法中，光緒皇帝每隔兩三天就要去一次頤和園，去一次要住兩三天。每日的奏摺，光緒皇帝處理之後，都要封好，派人送給慈禧。慈禧如果認為皇帝處理不當，就會令皇帝改正。我在第一歷史檔案館看到有一道廢漕運的上諭，頭一天發出，第二天又有旨改正。”在這一時段，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的關係，打個未必恰當的例子，慈禧太后就像是清政府的“董事長”，而光緒皇帝最多不過是個“總經理”。一切重大決策，還得“董事長”拍板，連“總經理”的去留，也是“董事長”說了算。
《康南海自編年譜》中，也記述了光緒為廢除八股改試策論一事的決策過程。康有為寫道：光緒於五月“初二日詣頤和園請太后懿旨，而至初五日乃降旨也。百事皆如此。上扼於西后，下扼於頑臣，變法之難如此。”
連廢除八股改試策論，如此重大的改革措施，慈禧都同意了。再加上慈禧還同意了幾乎所有的，變法意見，變法難在哪裡呢？
康有為這是在為變法的失敗，找藉口。
說到這裡就讓人感覺到奇怪了。既然慈禧是支持戊戌變法的，那麼為啥她又要囚禁光緒，對戊戌變法來個緊急剎車呢？這是因為戊戌變法開始後，光緒皇帝發現大臣們從上到下，他並沒有得到太多的支持，變法實際已經陷入徹底的失敗。
光緒不明白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在於改革措施中的裁撤冗員、取消旗人待遇、取消八股文等等方面，已經嚴重影響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是他們所不能容忍的。反而認為，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是因為權力沒有真正在他手裡，所以百日維新後期，他關心的已經不是如何變法，而是咋把權力從慈禧老太婆的手裡拿回來。
傳統的說法是，慈禧老太太因為保守、頑固，對英明偉大的光緒皇帝開展的戊戌變法，深惡而痛絕之。為了扼殺戊戌變法，這個混蛋老太太，在光緒皇帝宣佈變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緒連下三諭，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區的軍政大權，準備發動政變。（可見慈禧老太太真是好耐心，能一直等到變法90多天後，才把光緒拉下馬，相當不容易。）
還有的說法是，“百日維新”開始後，清政府中的守舊派不能容忍維新運動的發展。有人上書慈禧太后，要求殺了康有為、梁啟超；奕劻、李蓮英跪請太后“垂簾聽政”；御史楊崇伊多次到天津與榮祿密謀；甚至宮廷內外傳言將廢除光緒，另立皇帝。9月中，光緒皇帝幾次密詔維新派商議對策，但維新派既無實權，又束手無策，只得向光緒皇帝建議重用袁世凱，以對付榮祿。16、17日，光緒皇帝兩次召見袁世凱，授予侍郎；18日夜，譚嗣同密訪袁世凱，勸袁世凱殺榮祿，舉兵救駕，幹掉慈禧老太婆。袁世凱覺得慈禧的勢力更大，於是把光緒給賣了。結果慈禧老太婆翻臉了，發動了戊戌政變，把光緒關到瀛臺，當鐘錶匠去了。（明天啟皇帝喜歡打傢俱，光緒喜歡修鐘錶。）
但新的歷史研究表現，這些說法問題是相當的大。於是戊戌政變又出現了另一種說法。這種說法認為，慈禧老太太發動政變的導火線是“禮部六堂官事件”。
當時禮部有一位官員，名叫王照，他上書建議皇帝與西太后二位“最高領導”到外國考察。一則顯示帝、後團結；二則開闊眼界。
禮部六堂官不同意向上轉達，並說王照心懷叵測，發生激烈衝突。光緒知道後，認為禮部六堂官阻撓新政，為了“立威”，光緒決定把這六名堂官全部罷免。其中有一位名叫懷塔布的堂官，他老婆是通天的，就把這事上告西太后。
在此之前，任用和罷免高級官吏的大權都掌握在西太后手上，光緒皇帝罷免禮部六堂官未向西太后請示，自然被視為“侵權”。
與此同時，懷塔布也到天津去找直隸總督榮祿密謀，共同阻止變法。維新派與守舊派的鬥爭加劇。維新派擔心掌握軍權的榮祿先動手，計劃武力奪權。他們準備利用正在天津訓練新軍的袁世凱，讓他奪取榮祿兵權，然後帶兵進京，包圍頤和園。請湖南的一位好漢畢永年領100名敢死隊員，衝進園中將西太后捕殺，這就是康有為的“圍園殺後”之計。
雖然這個方“圍園殺後”計劃很有點扯蛋的意思，你都讓袁世凱大軍把園子圍上了，還用得著啥死士嗎？
袁世凱敢出動大軍，已經是造了慈禧老太婆的反，難道還不敢抓她嗎？
但接下來的故事就不一樣了。袁世凱沒有出賣維新派的這個計劃，是因為御史楊崇伊上了一個奏摺，慈禧老太太就立馬動手，把光緒一把拿下。
袁世凱出賣維新派，向榮祿告密也確有其事，但卻是在西太后動手之後。因為慈禧已經訓政了，所以袁世凱嚇壞了。他的告密，直接後果不是導致了戊戌變法的失敗，而是戊戌六君子的被殺。
而被康梁等人提出，並在相當長時間裡被國人認可的，所謂戊戌政變其實並不存在。
回到歷史現場，美國傳教士何德蘭（1859—1942）在《慈禧與光緒——中國宮廷中的生存遊戲》裡，對所謂的戊戌政變，慈禧回宮的情景做了如下描述：她（慈禧太后）叫來了自己的轎子，上了去紫禁城的路。她沒帶軍隊，只由她可以全力依靠的自己宮內的那些太監護衛著，一旦出起事來，也足夠可以抵擋皇上的那些太監了。……皇上聽說她已在路上的消息之後，就派人送信給康有為，叫他逃走，並想辦法挽救時局，而自己則想要躲進外國使館，但還未等到這麼做就被慈禧太后抓住了。於是，光緒結束了他的親政生涯，開始了囚徒生活。
另據多種資料反映，在初四（19日）晚上酉刻（下午5—7時），慈禧回宮，“直抵皇上寢宮，將那裡的奏章全數搜走，召來皇帝憤怒責問：‘我撫養你二十多年，你卻聽小人之言來算計我嗎？’皇上戰慄不發一言，很久才囁嚅著說：‘我沒有這個意思。’太后唾他說：‘傻子，今天沒有了我，明天還能有你嗎？’”。也說明慈禧不過是從臺後走上了臺前，把表面還給光緒的權力，又完全拿回來而已。
既然光緒本身並沒有什麼權力，既然戊戌變法的所有措施都是在慈禧老太婆同意下達的，所謂的戊戌政變又從何說起呢？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光緒二十四年《起居注冊》的記載也表明，慈禧從背後走向臺前，開始訓政是個和平交接的過程。據記載，當天也就是八月初四日，光緒帝於“申刻”“至瀛秀門跪接皇太后”（注：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光緒朝《起居注冊》為初稿本（臺灣《聯合報》文化基金國學文獻館，1987年）。也就是說，光緒是乖乖地讓慈禧光明正大的，再次實際處於皇帝的位置之上。
既然戊戌變法是在慈禧的同意下進行的，既然光緒一直沒有拿到真正的權力；那麼慈禧為什麼要把光緒這個牌位，給拿掉呢？
咱們前邊已經說過，慈禧從幕後走到臺前，把表面上還給光緒的權力又都拿了回來，並不是因為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密謀要“圍園殺後”。因為參與密謀的袁世凱並沒有直接去告密，所以慈禧老太婆囚禁光緒的時候，並不知道有這麼個計劃，否則恐怕奪權過程會更加的血腥。（注：至於政變後抓捕新黨、殺戮六君子的血腥活動，則是因袁世凱告密後出現的後果，與政變本身無關。） 只有這樣理解，才能解釋慈禧太后在今人看來極為關鍵的時刻，仍悠然自得，表現出一種勝算在握的姿態。
實際上，慈禧老太婆之所以重新站到了臺前，是因為變法改革派民間領袖康有為，想通過成立“中美英日合邦”來完全剝奪她的權力。
根據雷家聖《力挽狂瀾：戊戌政變新探》一書指出：戊戌變法期間，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國訪問。當時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建議，要求清朝方面聘請伊藤為顧問，甚至付以事權。於是變法派官員在伊藤抵華後，紛紛上書請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員的警惕。保守派官員楊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風聞東洋故相伊藤博文，將專政柄。伊藤果用，則祖宗所傳之天下，不啻拱手讓人。”這種激烈的言論，促使慈禧太后在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頤和園回到紫禁城，意欲瞭解光緒皇帝對伊藤有何看法。這就是所謂戊戌政變的開始。
這是一段被塵封的歷史，這也是一個荒唐的救亡之策，更是一個可能把中國，直接拖入災難深淵的賣國行徑。但這麼一個賣國賣的，比慈禧老太婆還要徹底的行為，卻因為大小儒家們正拍反拍的各種馬屁，長時間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之中。
就像一篇文章說的那樣：1899年最重要的事件，不是“發生了什麼”，而是“沒有發生什麼”——因為慈禧太后在上年9月發動的政變，維新夭折了；同樣因為這場政變，一場原擬在1898年末1899年初上演的“中日合邦”的亡國鬧劇，也幸運地中途流產。
在戊戌變法中，康有為有一條極重要的“救亡之策”，那就是“中日合邦”。據康氏《自編年譜》記載：
“時與日本使矢野文雄約兩國合邦大會議，定稿極詳，請矢野君行知總署答允，然後可以大會於各省。而俄人知之，矢野君未敢。”
這是戊戌年四月的事情，康氏此時還沒有得到皇帝的召見。
矢野文雄其人，曾任職日本大藏省，後入“報知新聞”工作，稍後在伊藤博文的推薦下，又再度進入政界，1897年被任命為日本駐華公使。矢野文雄與伊藤博文之間的深厚關係，成了康黨在“中日合邦”問題上，與伊藤博文建立聯繫的直接橋樑。
康氏沒有對其“兩國合邦大會議”，作更詳細的描述。要明瞭其性質，究竟是合併、聯邦、邦聯或僅僅是外交同盟，還需要參考其他資料。
戊戌年七月二十四，刑部主事洪汝衝上書光緒皇帝，提出了遷都、借才、聯邦三條建議。除建議朝廷遷都荊襄之外，洪氏“借才”、“聯邦”二策均與康氏“中日合邦”的方案頗為類似。
關於“借才”，洪氏建議：“職以為不仿行西法則已，苟仿行西法，則一切內政，尤當廣聘東西各國名士，畀以事權，俾資贊助，收效必宏”——意即主張聘請“東西各國名士”來參與新政，而且這些“名士”絕不僅僅是顧問身份，而是要“畀以事權”，要賦予他們具體的職務和權限。
洪氏還向皇帝提出了他心目中的“名士”人選：“甲午之役，則伊藤、陸奧，名震寰區。近日伊藤罷相，將欲來遊，藉覘國是。皇上如能縻以好爵，使近在耳目，博訪周諮，則新政立行”——也就是說，洪氏心目中的理想人選，是剛剛卸任了日本首相職務的伊藤博文。
在康有為看來，中國的民眾都是些“童幼嬰孩”，沒有了皇帝的專制，搞什麼議會憲政，那是毫無出路的；更何況光緒皇帝英明神武，千載難逢，有如此好皇帝，完全沒必要設立什麼議院，只需要竭盡涓埃之力輔佐皇上就行啦。
關於“聯邦”，洪氏則建議：“為日本者，所親宜無過中國，以我幅員之廣，人民之眾，物產之饒，誠得與之聯合，借彼新法，資我賢才，交換智識，互相援系，不難約束俄人，俾如君士但丁故事，則東西太平之局，可以長保，而祖宗締造之業，亦鞏如磐石矣。此事若在歐西，即合為一國，亦不為怪，挪威以合於瑞典而得自存，匈牙利以合於奧地利而以不滅。他如意、德以眾國合成而稱帝制，既無礙自主之權利，而有關兩國之存亡。故坦然行之，並無猜忌。”
洪氏的“聯邦”究竟是什麼意思？其語意頗為含糊，但可以肯定，絕不是一般的國與國之間的結盟。若止於此，洪氏即不必提什麼拿挪威、瑞典為例談什麼“合為一國”。兩國結盟乃再正常不過的外交行為，洪氏更不必強調什麼“坦然行之，並無猜忌”。
在洪汝衝向皇帝推薦伊藤博文的同時，康有為邀請了在華多年的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自上海赴京。值得注意的是：李提摩太在甲午戰後曾撰有《新政策》一文，極力主張“中英合邦”。
九月二十日，楊深秀上的《為時局艱難，拼瓦合以救瓦裂》折說：“昨又聞英國牧師李提摩太新從上海來京，為吾華遍籌勝算。亦云今日危局非聯合英、美、日本別無圖存之策。臣素知該牧師歐洲名士，著書甚多，實能深明大略，洞見本源。況值日本伊藤博文遊歷在都，其人曾為東瀛名相，必深願聯結吾華，共求自保者也，未為借才之舉，先為借著之籌。臣伏願我皇上早定大計，固結英、美、日本三國，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誠天下蒼生之福矣” (《戊戌變法檔案史料》，第15頁。)。九月二十一日，宋伯魯上的摺子說：“昨聞英國教士李提摩太來京，往見工部主事康有為，道其來意，並出示分割圖。渠之來也，擬聯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別練兵若干營，以資禦侮。凡有外事，四國共之，則俄人不敢出” (《戊戌變法檔案史料》，第170頁。)。楊深秀、宋伯魯不是改良派分子，他們都擁護變法，痛惡守舊大官僚，都是御史，在朝廷有發言權，也敢放膽說話。康有為利用這種情況，通過他們來宣傳自己的主張。
伊藤博文抵京之後，中國朝野一度掀起了一股“伊藤熱”。出於對日本維新成功的敬服，許多支持維新的官員建議朝廷禮聘伊藤為新政顧問。康有為也修改了自己之前的“制度局”提案，而改為開設“懋勤殿”——懋勤殿雖然只是制度局的變種，但與制度局有一微妙區別：懋勤殿之策主張——“選集通國英才數十人，並延聘東西各國政治專家共議制度，將一切應興應革之事，全盤籌算，定一詳細規則，然後施行”——增入了“延聘東西各國政治專家共議制度”，即聘請外國政治人物進入朝廷決策層。
這種“合邦”，不折不扣，是把中國合到英美日帝國主義手裡，中國交出全部主權，淪為英美日三國的保護國、殖民地。改良派的愛國主義願望，到這裡全部倒過來走到了它的反面。要是果真去推行，那是徹底的賣國主義。康有為《年譜》中，對此諱莫如深，而楊深秀、宋伯魯兩位一片熱忱、但不知輕重的御史，卻替他作了記錄。
說到這裡，可以看得出來，康有為等人提出的合邦，實實在在是個賣國行為。戊戌變法走到這裡，變成了一場權力之爭。
前邊已經說過，慈禧名義上歸政光緒，但實際上掌握著幾乎所有權力。光緒不僅要早請示晚彙報，而且六品以上官員的任免權也掌握在慈禧手裡。
所以當康有為以二甲四十八名獲取進士，光緒在安排他工作的時候，只能是授工部主事。“授工部主事”雖然是六品官，問題是排在前面的“候補”太多。茅海建教授計算：“康有為若依輩分補缺，以當時最快速度為計，至少也要10年，年齡將會至50歲；更有可能終生未能補上主事額缺，由此終老一生。”這樣一個官當然滿足不了康有為的野心。所以他在《我史》裡記錄：“自知非吏才，不能供奔走……未能為五斗折腰，故不到署。”
康有為放棄了這個需要熬年頭才能獲權力的位置。
啟動維新運動之後，光緒召見了康有為，這是第一次也是康最後一次見到光緒皇帝。當然，這同樣也是康有為獲得權力的機會。但由於光緒沒有任命六品官員以上的權力，所以只能讓康有為“著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相當於現在外交部部長秘書，當然還是見習的（行走）。若以此際清廷的官員晉升方法與速度而論，總理衙門章京本是最好的權力位置，然與康有為的理想而言，實在落差太大，梁啟超記錄當時維新一派對這一任命的基本態度：“總署行走，可笑之至。”
為了能撈到真正的權力，當然康有為與他的同黨撈取權力的目的可能是為了更好地推進變法，於是他們提出了要建立“制度局”的要求。
按康有為的設想，“制度局”是一個起草憲法的機構，實行憲法的一個“事實上的新政府”。康有為說得明明白白：“開制度局而定憲法”。他又說：制度局之下，“設十二局分辦新政”。十二局，是：法律局、度支局、學校局、農局、工局、商局、鐵路局、郵政局、礦務局、遊會局(專管遊學與學會)、陸軍局、海軍局……
說白了，就是在現有政府機構之外，建立一套新的政府，並具有立法和執行的權力。先不說各派的利益與觀點問題，在當時的國情下，這樣搞兩套行政班子，肯定是要出亂子的，事實上貌似除了維新派和光緒帝以外，包括也希望改革的開明大臣在內，幾乎沒有人支持制度局的成立。
“制度局”是康有為，在正月初八日的“第六次上書”中所建議的。光緒在二月十三日才看到這“第六次上書”(被恭親王擱了一個多月)，立即批交總理衙門大臣會議。那些總理衙門王大臣拖到六月間，被光緒催促，回奏說不能設立。光緒改交軍機大臣議復，軍機大臣們也表示在大體上不贊成。光緒於是又電徵各省督撫意見，有些督撫竟然連回電也沒有。關於制度局，歷史學家林文仁解析：“作為變法之‘參謀本部’的制度局，其承擔統籌全局，改造制度法律重責之外，實等於創造一取代原有樞譯二署，乃至內閣之新權力核心，透過其改定法律制度目標之實現，一一架空原有決策機制，達到權力重新分配之根本目的。另一方面，則釜底抽薪之計，即廢八股取士之舊法，打擊長期藉此路徑，凝聚官僚體系倫理，壟斷意識形態定義權，以建構其合法地位之‘舊人’所坐擁之權力綱絡。”如此設計，當然具有戰略性思維。
由此而觀，有著領導改革清朝理想的康有為，如何可能在乎“總理衙門章京”那樣一個小職位。
這個時候，維新運動形成了一種特別局面，康有為及其維新派的許多提議都被接受，“廢八股”甚至都被採用；但在權力再造的“制度局”一項上，“惟此一條決不讓步。軍機處、總理衙門及其他高官們似乎同此一心，決不讓康有為等掌握實際的政治權力”。
康有為有兩次上書設制度局的建議，沒有實現，這才有了與英日美等國合邦的想法。雖然合邦現在看是純純的賣國之舉，但在康有為看來，只有外國人能製得了慈禧，所以哪怕是賣國，也要通過外國人的參與，讓光緒，實際上是讓以康有為等所謂維新派，掌握真正的權力。
而慈禧正是看到了康有為等人的，邀請外國人為政府顧問，甚至建立合邦的建議，對她手中的權力有著巨大的威脅，所以才匆匆忙忙從頤和園，回到了光緒的身邊。
回來的原因，前邊已經說過，並不是許多人想象的，是因為袁世凱的告密，也不是因為守舊派對變法的抵制，也不是因為楊崇伊在摺子上要求皇太后即日訓政。而是因為楊崇伊在摺子裡告訴慈禧，光緒在康有為的建議下，要讓伊滕博文等人當清政府顧問，要借洋人的手，來收回慈禧的權力。
更重要的是，慈禧回來的目的，也不是想拿回表面上給予光緒的權力，而是要看看光緒接見伊滕博文到底要幹嘛。所以，慈禧雖然是8月19日回到皇宮，但所謂的戊戌政變並沒有發生，一切如常。
但慈禧的迴歸，把袁世凱給嚇壞了，還沒有人問呢，就把什麼“圍園殺後”之類的計劃一股腦地給招了。得知了這個計劃，慈禧很生氣，後果很嚴重，8月24日戊戌六君子被抓，28日就都給殺了。
以上內容，說明了兩件事。第一，因為維新政策的推行不利，光緒以及康有為等人把原因歸結到手中沒有真正的權力上，所以把變法變成了權力鬥爭。第二，列強之所以支持光緒，並不是因為光緒思想開放、變法圖強，而是因為光緒同意了英日提出的所謂大合邦計劃，在他們眼裡，是個可以利用的軟柿子。
雖然在絕大多數中國人眼裡，慈禧是個標準的賣國賊，但慈禧在對外交往上，實實在在是個強硬派。
一八七五年五月二日(光緒元年三月二十七日)，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關外剿匪事宜”，收復新疆；
1884年8月26日，中法戰爭中，對法國宣戰；
1894年8月1日，甲午戰爭中，對日本宣戰；
1900年6月21日，面對八聯軍侵華戰爭，對侵華13國宣戰。
這一系列戰爭表明了慈禧老太太在對外政策上的無比強硬！
當然這些戰爭沒有一個取得了徹底勝利，原因和慈禧老太太的態度無關，是清王朝本身已經腐敗到根子上，無可救藥。而慈禧的賣國，也都建立在對外國國情的不瞭解，或者仗已經敗到不能再敗的程度上才賣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慈禧老太太雖然每次在被打的落花流水之後，會簽些賣國條約，但絕對是屢戰屢敗的典範。旗軍綠營不行了，就靠湘淮軍；列強總是從海上過來就建海軍；等湘淮軍也爛掉了，就建新軍，總之就從來沒有服軟過。
與這麼一個強硬的老太婆相比，為了獲取權力不惜出賣國家利益，想與英法等國建立合邦的光緒，當然是列強們一個最好的選擇。這也是為什麼在戊戌事變後，慈禧想要廢掉光緒，換一個皇帝的時候，以英日為首的列強強硬反對的真正原因。
列強們反對廢掉光緒的理由，不可能是他們希望中國真正強大，看好光緒的英明神武。而是因為列強們還等著慈禧老太婆死掉，光緒真正掌握權力之後，實現他們合邦的輝煌夢想。
可惜慈禧到死也沒有給他們這個機會，她用毒藥先斷送了光緒的生命，再斷送了他賣國的可能。
這也證明了慈禧從幕後走到臺前的原因，是光緒準備依靠英、日力量來奪取權力。
因為部分維新派有殺掉慈禧的計劃，讓慈禧對光緒和維新派深惡而痛絕之。除了大肆抓捕維新派之外，慈禧的另一個想法就是廢了光緒，換一個人當皇帝。
為了維護皇家的面子起見，慈禧並沒有把光緒準備溝結英日兩國逼她下臺的事大張於眾，也沒有拿這個當藉口來廢掉光緒，而是對外宣佈光緒病了，而且越來越重，讓人感覺他馬上就要死掉了。而這個時候，包括日本在內的列強跳了出來，強烈反對慈禧換一個人當皇帝。
日本因為盛傳慈禧將廢黜光緒的傳言，決定由公使提出覲見光緒以一探虛實。11月5日，慈禧不得不與光緒一道，接見了日本公使。
隨後，一直關注光緒帝的西方國家通過外交途徑對清廷廢帝立儲的行動進行了直接干預。在慈禧宣佈給光緒立了個太子之後，列強公使團即照會總理衙門稱，如果皇帝被廢，將在列強中造成不良影響，不會有好結果。西方國家公使不僅拒絕入宮慶賀，還要求清廷公佈光緒帝的病情，並允許外國醫生為光緒帝診斷。
關於英日為首的列強為啥要死保光緒，傳統觀點認為，這是因為光緒思想開放、追求進步、改革圖強，所以在思想上和他們產生了共鳴。
但這就奇了怪了。列強們不是要侵略瓜分中國的嗎？
一個思想開放、追求進步、改革圖強的皇帝，一個可能推動中國趨向強大的皇帝，難到是列強們所需要的嗎？如果他們真的這麼好心眼，全心全意地為中國強大來考慮，幹嘛還一次次地侵略中國呢？尤其是日本，剛剛在甲午戰爭中侵佔了清王朝的大片領土，強索了大批的賠償。如果你真是為了中國的富強，應該把領土和賠償都還回來才對，咋也看不到他們的行動呢？
做為一群強盜，指望英日等列強為中國著想，因為光緒皇帝的思想開放、英明神武，是個好皇帝就拼命地維護，簡直是不可思議。產生這種想法的人，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性，是腦袋被驢給踢了。
回過頭來總結一下所謂戊戌變法和戊戌政變，也許可以還原出事情的本來面目。
1895年4月，鑑於甲午戰爭的失敗，中國朝野的文化人開始上書號召變法。這其中有梁啟超的上書，但沒有康有為什麼事。
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在慈禧的支持下，頒佈“明定國是詔”詔書，宣佈變法。
1896年7月，變法因為各種原因（主要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各級官僚不執行變法政策。），陷於停頓狀態。光緒及維新派把原因歸結到沒有真正掌握權力上，開始把矛頭對準慈禧。為了掌握權力，康有為等提出合邦政策，期待通過外國人的壓力，迫使慈禧交出權力。
1896年7月27日開始，光緒想實施合邦的第一步，開懋勤殿。開懋勤殿並不像傳統歷史書上說的那樣，是集中維新人才，以便更好地改革，而是要另立中央，拿回權力。之所以要聘請英日政治家參政議政，那是因為慈禧老太婆外國人是要怕的，你怕就能拿回你手裡的權力。（“決意要開懋勤殿，選集通國英才數十人，並延聘東西各國政治家，共議制度，將一切應改革之事全盤籌定，定一詳細規則，然後施行。”據梁啟超《戊戌政變記》卷三《政變前紀》記。）
光緒開懋勤殿的行為，聘請外國顧問的計劃，受到了慈禧地強烈反對而作罷。
1896年9月15日，光緒在給楊銳下達密詔，讓他們想辦法讓光緒能真正掌握權力。“近來仰窺皇太后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並不欲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用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即如十九日之硃諭（按即罷免六堂官之諭），皇太后已以為過重，故不得不徐圖之，此近來之實在為難之情形也。……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全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
而康有為等人開出的藥方就是合邦計劃。
1896年9月18日之前，康有為等維新派與英國人李提摩太、日本的伊藤博文，基本就合邦計劃達成協議，並計劃在9月21日光緒接見伊藤博文，進入具體事務操作階段。
1896年9月18日是戊戌變法的第一個轉折點。
這一天，慈禧太后接到御史楊崇伊的奏摺。奏摺羅列了康有為的罪名，提出請慈禧訓政。還說：“風聞東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來京，將專政柄。臣雖得自傳聞，然近來傳聞之言，其應如響。伊藤果用，則祖宗所傳天下，不啻拱手讓人”。這裡頭最重要的，不是請慈禧訓政，而是光緒要重用伊藤博文，甚至是與英日合邦。這種作法，將會極大地影響，甚至奪去慈禧手中的權力，從而引起了慈禧的關注。這也是慈禧正式迴歸權力中心的真正誘因。
同日，譚譚嗣密見袁世凱，計劃通過兵諫讓光緒拿回權力，並啟動圍園殺後計劃。這是維新黨後來被逮捕及殺害的真正原因。
1896年9月20日下午，慈禧太后從頤和園回到西苑。
目的不是訓政，也不是扼殺變法，而是想看看第二天（9月21日）光緒到底和伊藤博文談點什麼。這一天什麼都沒有發，光緒移居瀛臺也是正常的換地方睡覺，也並沒有被囚禁。
1896年9月21日,光緒正常上朝、辦公，並接見了伊藤博文。雙方進行了親切友好地會談，並沒有就合邦等事情達成協議，估計就是談談天氣、身體之類的。所以慈禧並沒有任何反應。
1896年9月22日,慈禧回到西苑的事情傳到天津，袁世凱認為慈禧想重新訓政，被嚇壞了，當然更重要的是他明白光緒鬥不過慈禧，於是把“圍園殺後”計劃告訴了榮祿。
1896年9月24日,榮祿將“圍園殺後”計劃報告慈禧。慈禧大怒之下，開始抓捕維新黨人。這也是為什麼慈禧已經回宮五六天，但一直沒有動手的，同時也是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可以跑掉的真正原因。
同日，慈禧將光緒囚禁於瀛臺。
能證明慈禧並不是反對戊戌變法，而是因為維新派中部分人員要發動宮廷政變的，還有戊戌六君子被捕的原因，並不是他們贊同變法。
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是因為參與了康有為的“圍園殺後”計劃而被捕。
康有仁是代兄受過，康有為跑了，就拿他出氣。
開始被抓的人，只有這四個和“圍園殺後”計劃有關的人。
第五個君子林旭，是慈禧太后軟禁光緒後，為報光緒帝知遇之恩，不顧安危，向慈禧太后力諫，保存光緒。最後惹至慈禧太后大怒，被擲入黑獄。
第六個君子楊深秀，慈禧開始也沒有他是維新派就抓他。
他是在五人下獄後，感五人年輕有為，不應就此死去，於是為五人向慈禧太后求情。楊深秀正直不阿，竟演變成要求慈禧太后將權力交還光緒帝的爭論，最後亦為此賠上性命。
1896年9月28日,因為“圍園殺後”計劃涉及光緒慈禧母子（名義上）的隱私，兒子要殺老媽，說出來不好聽，所以在未經審訊的情況下，這六個人被砍掉了腦袋。
說到這裡，大家可以對戊戌變法有個清晰的認知。
第一，戊戌變法不過是洋務運動的深入，它並不是能真正使中國強大的力量。第二，戊戌變法的失敗實際是既得利益集團的抵制，而並不是慈禧血腥鎮壓的結果。第三，並不存在什麼戊戌政變，如果說有的話，也是光緒皇帝發動的，想從慈禧手中奪取權力的宮廷政變。正是因為光緒想發動宮廷政變，讓一直支持變法的慈禧對維新派翻了臉。
實際上，戊戌變法過去不到三年,在慈禧的主導下，清政府開始了比戊戊變法更為激進的新政。
新政內容包括改革官制、鼓勵工商、編練新軍、廢除科舉、鼓勵留學、廣設學堂、制訂法律、編練新軍，一直到預備立憲等等的內容。而且這些改革措施得到了慈禧老太婆的全力推動，併產生了巨大的社會效果。
但就像戊戌變法救不了清帝國一樣，清末的新政無法改變專制集權統治的根本，所以也無法挽回清王朝滅亡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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